高考结束那天，我感到无比轻松，不仅是因为高考结束，还有一种总算可以不被人关注，为自己而活的感觉。
　　高一入学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在校园里遇到心理老师张丽珊，我是该叫她老师还是叫妈？
　　上了大学之后，和大学同学聊到了对教师子弟是什么印象？他们说，教师子弟给同学的感觉是有各种特权、飞扬跋扈……可是，为什么我当时却是“夹着尾巴做人”，生怕被人发现呢？就像所有的八卦事件，在人群中都传播得超级快。面对高中同学的追问，我要么躲闪，要么默认，一直没有趾高气扬的感觉。
　　记得那还是周一早上第一节课，春末夏初的时节，潮湿又冰冷。任课老师与我妈妈关系很好，也算是我的一位阿姨。由于要准备会考，她上周四要求大家带另外一本教材。也许是中间隔的时间太久，很多同学都忘带了，我也是其中一员。
　　不知是阴沉天气让人压抑还是老师对我们太失望，她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她爆发的对象既不是全班同学，也不是没带书的人，而是——我。“郭子轩！你為什么不带？我强调了多少遍，为什么不把学习当回事？”窗外的乌云似乎飘到了我的头顶，飘进我的内心，惊讶过后是委屈，委屈过后是疑问，疑问过后便是爆发。“你给我出去！”我没有辩解和质疑，摔门离开了。
　　之后，这位阿姨私下找到我说：“轩轩，咱们是自己人，你得挺我、支持我，我也得替你妈妈盯着你，犯了错误我得更加严厉，你明白我的苦心吗？”从小就听着妈妈讲人际关系的我心里明白，老师这样做的“好处多多”：一、子弟犯错与同学同罪，透着“大义灭亲”的正义感；二、可以向我老娘表明，我更关心你的孩子；三、子弟往往不会跟老师“逆反”，造成老师下不来台。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给猴子们看的那只鸡。为了不让老娘夹在中间为难，我都没有跟老娘提起过这件事。
　　我的高中是市里数一数二的高中，高一入学我就胆战心惊，主要是因为我那并不突出的成绩。开学之初，我尽力维护和同学们一样的普通身份，却不想被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点破。那天他讲到职业生涯，讲到了学校老师的待遇，加了一句：“我说的这些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郭子轩，他妈妈也是咱学校老师。”
　　在全班同学的惊呼声中，我长时间的苦心经营宣告破产，从那以后，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成绩上的压力更大了，还好妈妈从没有在这方面给我施加任何压力，即使是成绩不理想，哪怕是挂科，暴风骤雨的戏份在我家从没有上演。
　　作为教师子弟，我最大的尴尬还出现在社团活动中，妈妈早在我两岁时就创办了心理健康使者团，社团的哥哥姐姐曾经偶尔接送我去幼儿园、学前班，我也曾和他们一起去做公益活动，成为社团的团长是我少年时最大的梦想。
　　高一时，我如愿加入了心理健康使者团。可是妈妈明确告诉我，我不能当团长，无论能力如何，否则会丧失社团的公允性。不能当团长，我也曾很不服气，但已毕业的学长开导我，是否在社团中获得成长，与奉献有关，与职务无关。妈妈要求社团每个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产品，作为秘书处处长，我创办了与已毕业的学长交流的杂志《足迹》。
　　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三个发行印刷的杂志，前面还有两本其他部门的杂志，但由于他们的主编忙于出国考试，没有来校，截稿日期推迟，赞助商有些着急，于是，团长跟我商量《足迹》先发行，我们部的所有人开始加班加点。但同时，那两本杂志的同学却口出怨言，说我因为是老师的孩子，占用他们的发行时间和资金……
　　我觉得很委屈，一边继续鼓励部员继续加班加点，一边向妈妈诉苦，她却云淡风轻地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请联系赞助商的同学站出来说明了情况，消除了误会。这是印象中，自己身份最尴尬的一次。同时我也明白，对于妈妈来说，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作为老师的公信力必将大打折扣。
　　其实并不是所有教师子弟都像我这样，我的处境、性格和妈妈对我的教化决定了我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很怂”，但是没有出现风波，而且跟同学们的关系始终友善。
　　有一位比我小的学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父亲也是学校老师，一次午休时为了争篮球场，他对学长叫嚣“我在学校有人，动我一下试试”，结果被高年级学生暴打，他和他爸爸在瞬间被推上了学校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孩子不仅坑了爹，更坑了自己，一直是学生们的笑柄。
　　当然也有更低调的人，跟我同届的一个同学，直到高二我才知道他的母亲在学校任教。而他为人谦和，成绩优秀，爱好广泛，在同学中口碑很好，即使有什么错误，大家也不会过多地议论他，我想这样才是一个高层次境界。
　　再说回我，在高考结束的那天，我感到了无比轻松，不仅是因为高考的结束，还有一种总算可以不被人关注，为自己而活的感觉。相信妈妈也是松了一口气。虽然有种种压力，但总的来说，身为教师子女有利有弊。在校生活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师也会费心督促学习。最关键的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现在我跟妈妈偶尔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相互调侃一下，即使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是叫她老师还是叫妈妈，因为我好像根本就没遇到过她，遇到了也一低头躲过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