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3日是恩平籍著名革命家吴有恒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有恒是备受南粤人民敬重的革命前辈之一。革命战争时期，他出生入死从事秘密工作和军事领导工作，担任香港市委书记、粤中纵队司令员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殚精竭虑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担任粤中地委书记、粤西区党委秘书长、广州市委秘书长和书记处书记、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等职务。为广东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广东省政府在省档案馆设立名人馆，吴有恒成为首批21位广东名人代表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卓著功绩的肯定。今天，我们纪念吴有恒同志诞辰100周年，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将革命前辈的正能量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一是学习他积极投身革命，爱党爱国的赤子情怀。吴有恒出生的年代，中国民不聊生，灾难深重，革命运动此起彼伏。14岁时他到广州求学，思想进步，追求真理，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有恒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开除学校。1936年，他在香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华南区总部干事，同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香港的中小学教师和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地方组织力量。他担任过中共香港市工委书记、市委书记、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抗战爆发后，他发动各界群众捐款援助抗日，组织回乡救亡服务团，动员爱国青年加入人民抗日武装。1939年，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畏艰难险阻，历时一年一个月，经粤、桂、湘、赣、浙、皖6省，步行万里，冲破了一道道封锁线，1940年12月，终于走到了延安，他被分配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当研究员。党的七大使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会后，他辗转河南等地于1946年春回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各级干部传达七大精神。之后从事武装斗争，曾担任中共南路特派员、粤桂边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参与领导当地军民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中，他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1947年3月，他指挥部队打死恶贯满盈的国民党雷州挺进军司令兼遂溪县长戴朝恩，这一胜利掀起南路群众踊跃参军的热潮，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从几百人发展到4500人，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搞吴”。后来吴有恒又被派到粤中地区，他从侨乡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掌握政策，与战友同心同德，在敌人腹部恩平、台山等14县把革命武装从百余人发展到16000余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并任司令员，这是华南地区7支游击纵队之一。他英勇善战，指挥部队先后取得了船岗夜袭战、金岗攻坚战、连州阵地战等重大战斗的胜利，尤其是布辰岭伏击战，歼敌一个加强连，半小时缴获九挺机关枪和大批战利品，受到香港分局的高度赞扬。他率领粤中纵队配合陈赓率领的南下大军二野取得阳江围歼战的辉煌胜利，此役歼敌4万多人，是广东战役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二是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中央党校，吴有恒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他坚持原则，不唯书，不唯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意见。20世纪50年代初，广东土改期间发生的所谓“松仔岭事件”，吴有恒坚决反对枪杀当时的恩平县县长郑鼎诺，并且将情况如实地反映到华南分局，最后在有关方面的干涉下，郑鼎诺免于一死。50年代中期，吴有恒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意见之商榷》。在文章中，吴有恒以过人的胆识和实事求是的眼光明确地指出斯大林在对价值规律问题的分析中，有若干论点未必是完全符合于实际的，同时也未必符合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种从实际出发，敢于叫板权威的精神，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957年开展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吴有恒因这两件事受牵连而遭受到错误的批判。1958年，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2年，下放到广州造纸厂车间当副主任。面对逆境，吴有恒仍然不屈不挠，他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整党工作总结中写下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将终生为此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省委对此事件予以平反纠正，恢复了吴有恒的名誉。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有恒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办报，顶住压力，在《羊城晚报》上最早地刊登刘少奇惨死内幕的报告文学《最后的二十七天》，《人民日报》、《文汇报》全文转载，香港《大公报》选摘。刊登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个人崇拜”的文章。1980年5月初，吴有恒批示刊登杂文《吃运动饭》，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做假材料、打小报告，专吃“运动饭”的人，纷纷向省委告状，酿出了一出《吃运动饭》的风波。他撰写的杂文《东方红这个歌》勇敢地向造神运动开炮，尖锐地指出：“《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互相矛盾，唱了几十年……”这些文章在当时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为《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的自白诗歌中，吴有恒写道：“梅花为骨玉为魂，多了从前学杀人。我自要求格调高，务求说话是纯真。”实事求是的精髓已经深深渗透在吴有恒的灵魂中，成了他持之以恒的人生信念。
　　三是学习他忠诚于党，为人民笔耕不辍的真挚情感。吴有恒出生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长大后，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弃笔从戎，但在紧张的革命生涯中仍然见缝插针地博览群书。他爱好非常广泛，对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都有浓厚兴趣，经常挑灯夜读或伏案写作。而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武装斗争经验，也为吴有恒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63年，吴有恒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成为专业作家。他对党、祖国和人民，始终怀着十分强烈的热爱，他用手中的笔继续报效祖国，造福人民，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广东文坛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吴有恒的作品富有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来构思情节，其中很多作品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红色经典粤剧《山乡风云》就是改编自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1965年，演出团晋京公演10多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被称为“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这部作品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风格和浓郁的岭南特色，讴歌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邑地区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问世后成为60年代的畅销书，“文革”后，《山乡风云录》被列为优秀作品重版。另外，他的长篇小说《北山记》、《滨海传》，爱国主义主题的香港系列历史小说《梁启超求学》、《香港地生死恩仇》等，以及大量富有个人见解、可读性较强的杂文、随笔，丰富了广东人民的精神生活。 　　1980年2月15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停刊的《羊城晚报》正式复刊。吴有恒被省委任命为《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根据“姓党、姓晚、姓羊”的办报特色和“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办报要求，制定了“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指导生活，丰富生活”的编辑方针，并为报纸策划开辟了“街谈巷议”栏目，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歌颂改革开放，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在吴有恒的努力和领导下，复刊后的《羊城晚报》严冬过尽绽新葩，既沿袭了它原有的旗帜鲜明、敢于讲真话的优良传统，同时在很多方面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报纸发行量节节上升，发行遍及全国各地和港澳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很快便突破百万大关，成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四是学习他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在革命战争年代，吴有恒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驻扎在港。他职务虽高，但生活清贫。每天他家只开两餐饭，每餐只有青菜汤和咸菜头送饭，几乎天天如此。他家里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木凳和一个装衣服的藤笈以外，别无其它家私。春去冬来，也未购置过一件新衣服，连一件御寒衣服也没有。但报刊书籍却很多。可以说，吴有恒的物质生活虽然贫瘠，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有恒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书。在他逝世后，大部分藏书被儿女捐赠给五邑大学，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吴有恒视名利如浮云。著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价吴有恒：“他又是相当淡于名利的。有时，实至名归，取之无愧的东西，他也弃置不顾。”出版社约他编一本五六十万字的自选集，这样做，本来可以不花太大气力，就可以把较重要的作品保存起来，集中问世，而且可以得到一笔相当的稿费。但是吴有恒却迟迟不肯动手。有一次秦牧催促他动手的时候，他竟说：“我要是有时间编这样的选集的话，何不用那时间来写些新的东西呢？”曾经有人表示要为他写传记，他却婉拒了，表示“生不立传，死不树碑”。
　　从战场到文坛，从司令员到作家，从枪杆子到笔杆子，吴有恒一生的阅历可谓多姿多彩，其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硕果累累，功绩卓著。更为难得的是，终其一生，吴有恒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执着忠诚，对革命事业无比挚爱，这些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要在缅怀中学习吴有恒，同时进一步挖掘和积累有关史料，深化对吴有恒革命思想的研究和高尚品德的宣传，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