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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和妻子马莹自幼青梅竹马，大学毕业后双双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并于到美国后的第二年结了婚。1997年，我们研究生毕业，马莹放弃在美读博的机会，回国工作，而我则转赴康奈尔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汉斯是美籍德国人，他对我说：“于，我希望你毕业后能留下来。”我说：“谢谢你！不过，我得回去，我的妻子需要我。”
2000年9月，我终于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可是，在机场迎接的人群中，接我的只有马莹的姐姐马晶。到家后，马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于海呀，马莹决定要和你离婚。”我一时无法理解。
等见到妻子，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莹的肚子怎么那么大？马莹见到我，惊呼一声，转身跑进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
我用力敲门，大声说：“马莹，我知道你患了严重的妇科肿瘤，而且还可能不能生育，但没关系！咱们不要孩子，我只要你，好吗？”
里面传来马莹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大姐拉住我，哽咽着说：“马莹没有病，她是怀孕了。”
大姐的话仿佛晴天霹雳，让我几乎晕倒。大姐扶我坐下，然后以手掩面：“马莹被人……”事情发生在2000年1月14日晚上，马莹参加完好友王霞露的婚礼，离开王家已是深夜11点。本来新郎要送马莹，可她不愿意让新郎把新娘撇下，所以坚持不肯。没想到，她等了好一会儿，还没见到出租车。沈阳的冬夜极其寒冷，马莹就边往前走边找车。她快走到大街路口时，从胡同里窜出来三四个酗酒的青年……事情发生后，马莹一直瞒着大家，直到3月份她发现自己怀了孕。后来，马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就和我离婚。
那些日子，我神情恍惚，感到自己走入了生命最黑暗的隧道。也许，我应该永远离开这里，远离这一切！可是，离开后我就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吗？正是我没在妻子身边才使她遭受了她一生也难以愈合的伤害！我怎么能在妻子最需要人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弃她而去？
2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马莹才勉强答应和我回家。10月中旬，马莹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马莹露出了母性的笑靥，而我却心怀敌意地用一种冷漠的目光审视着那个娇小的生命。
出院后，马莹借口需要母亲照料月子，便搬到了父母家。一个月后，大姐马晶对我说：“马莹还是决定和你离婚，其实她一直没有放弃离婚的念头。”我找到岳父商量，暂时先让马莹住在娘家，独自冷静一段时间再说。之后，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中。
半年后，我再次来到岳父家，对妻子说：“我们都冷静了半年，我发现我还是不能离开你，我自始至终都爱着你，难道你真的能够狠心离开我吗？”那段时间，岳父岳母、大姐也都极力劝解、开导马莹。马莹终于决定带着孩子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可是，悲剧的阴影折磨着我们。孩子的哭声令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心烦意乱地发无名之火。有一次，为一点小事，我居然抓起茶杯朝地上一砸，没想到飞起的玻璃渣刺进了马莹的脚背，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我非常后悔，赶紧背上妻子就往医院跑。
那个晚上，我们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分别选择了不同医院的心理医生。我的心理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一位名医，他首先让我讲出内心的全部愤恨、痛苦和不安。刚开始，我有些不愿袒露。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把一切宣泄了出来。他对我的心情表示理解，又引导我去反思困扰我的心理压力。最后，他讲了很多国内外与我的遭遇类似的事例，还给我看了一些采访的DVD。
从DVD受访者的真实讲述中，我了解到，有的女性在遭遇强暴后甚至致残，而她们的丈夫却一直在努力帮助她们重新鼓足勇气，面对生活。渐渐地，一股男子汉的豪情充溢我的内心：在家庭悲剧面前，我作为男人必须要坚强，要有勇气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实。
看得出，马莹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情绪也有所好转。我们都开始尝试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只要不是很忙，我总是在晚上9点前匆匆从研究室赶回家，陪妻子看她喜欢看的影视剧，并就剧中人物的情感矛盾与妻子交流。
我发现这样的交流增加了妻子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感；我有时会帮她做家务，并故意好像不经意似的碰触她身体，她也不再躲避。我们比过去更懂得了如何关心对方，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
2001年中秋节，马莹把已经熟睡的女儿留在了娘家，我们一起回家。那晚的月光很亮，照进我们的小屋，搅动起我内心尘封的激情。我忍不住亲吻了妻子，我的吻带着深情和渴望印在了她的双唇、脖子、肌肤上……
3
我和马莹恢复了正常的夫妻关系，可我并没有彻底走出心灵的黑暗，因为我无法真正接受那个孩子。马莹敏感地意识到我对孩子的冷漠，她从不会因为孩子的任何事来麻烦我。我为此去找过心理医生，可他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只是说：“不要对自己太苛求，否则会产生趋避式情绪波动。有些心病是需要时间来治愈的，你只要做到不伤害孩子就可以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小小年纪就感觉到我不喜欢她，所以，她总是尽量地躲着我，也从不向我提任何要求。记得有一次周末，我从中午开始便在电脑前查资料，到了下午，突然觉得口干舌燥，却又无力起身喝水。迷糊中，我感到有人用杯子正往我口里慢慢倒水。我睁开眼一看，竟是孩子在专注地给我喂水！我赶紧闭上眼睛，心里却异常感动，她那时还不到四岁呀。
2005年11月的一天，马莹患重感冒躺在家里。到了接孩子回家的时间，她从床上强撑着要起来。我心疼地说：“身体这么虚，赶紧躺下……你放心养病，我去接孩子。”我转身取了伞，出了门。
孩子正孤独地站在教室门口，伸长脖子，见到我，她一怔，仿佛不相信是真的，然后，突然向我飞奔过来，大声向我喊着：“爸爸！爸爸！”接着，她快乐地扑进我怀里说，“爸爸，明天你还来接佳佳好吗？”我心里特别激动。
我想尝试着接受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依然矛盾、依然痛苦。而且，别人都以为那个女孩是我亲生的，因此按计划生育政策我是不能再要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无法做到让自己不在乎。
2006年11月，应我所在学校的邀请，我的导师汉斯来到中国。此时的我已经是国家863项目的重要科研人员，汉斯对我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赞赏，而我却表现得忧心忡忡。在汉斯关切的目光下，我终于把遭遇的家庭悲剧向老师全盘倾出。
他听完我的讲述后，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在二战结束后的德国边陲小镇浮罗昂，一名党卫军军官被逮捕，当他从家中被押解出来时，却看见他一岁的儿子正从二楼的天窗往外爬。军官呼喊着儿子要他停下，可是，聚集于他家楼下的人们却疯狂地高喊：‘摔死他！摔死他！’这时，一名年轻波兰少妇冲上二楼，抱出了孩子。由于这位少妇的丈夫和孩子都死于党卫军手中，人们不理解更不能原谅她这种行为，少妇被迫离开小镇，几经周折，她却让孩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孩子长大后考入慕尼黑大学，后又去美国继续深造。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是美国出色的计算机专家——”
汉斯停顿了一下，看着疑惑的我接着说：“是的，当年那个孩子就是我！我曾问过养母，她微笑着说：‘因为你是天使，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我们都应该用一颗饱满的心去爱他。’事实上，我从未因自己是罪犯的儿子而自卑过，我伟大的养母始终让我相信自己是天使。现在我拥有了幸福生活，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收养的罪犯孤儿，我爱他们，尽管他们的父亲都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罪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妻子为什么要生下那个孩子、爱那个孩子，为什么那个孩子常常让我仇恨的心里产生深切的内疚感——因为她是天使！爱上天使，有什么难呢？我一直黑暗的内心，倏忽间就明亮起来……
栏目管理、编辑／李贤平
E-mail:nclxp1111@163.com
我和妻子马莹自幼青梅竹马，大学毕业后双双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并于到美国后的第二年结了婚。1997年，我们研究生毕业，马莹放弃在美读博的机会，回国工作，而我则转赴康奈尔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汉斯是美籍德国人，他对我说：“于，我希望你毕业后能留下来。”我说：“谢谢你！不过，我得回去，我的妻子需要我。”
2000年9月，我终于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可是，在机场迎接的人群中，接我的只有马莹的姐姐马晶。到家后，马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于海呀，马莹决定要和你离婚。”我一时无法理解。
等见到妻子，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莹的肚子怎么那么大？马莹见到我，惊呼一声，转身跑进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
我用力敲门，大声说：“马莹，我知道你患了严重的妇科肿瘤，而且还可能不能生育，但没关系！咱们不要孩子，我只要你，好吗？”
里面传来马莹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大姐拉住我，哽咽着说：“马莹没有病，她是怀孕了。”
大姐的话仿佛晴天霹雳，让我几乎晕倒。大姐扶我坐下，然后以手掩面：“马莹被人……”事情发生在2000年1月14日晚上，马莹参加完好友王霞露的婚礼，离开王家已是深夜11点。本来新郎要送马莹，可她不愿意让新郎把新娘撇下，所以坚持不肯。没想到，她等了好一会儿，还没见到出租车。沈阳的冬夜极其寒冷，马莹就边往前走边找车。她快走到大街路口时，从胡同里窜出来三四个酗酒的青年……事情发生后，马莹一直瞒着大家，直到3月份她发现自己怀了孕。后来，马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就和我离婚。
那些日子，我神情恍惚，感到自己走入了生命最黑暗的隧道。也许，我应该永远离开这里，远离这一切！可是，离开后我就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吗？正是我没在妻子身边才使她遭受了她一生也难以愈合的伤害！我怎么能在妻子最需要人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弃她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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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马莹才勉强答应和我回家。10月中旬，马莹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马莹露出了母性的笑靥，而我却心怀敌意地用一种冷漠的目光审视着那个娇小的生命。
出院后，马莹借口需要母亲照料月子，便搬到了父母家。一个月后，大姐马晶对我说：“马莹还是决定和你离婚，其实她一直没有放弃离婚的念头。”我找到岳父商量，暂时先让马莹住在娘家，独自冷静一段时间再说。之后，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中。
半年后，我再次来到岳父家，对妻子说：“我们都冷静了半年，我发现我还是不能离开你，我自始至终都爱着你，难道你真的能够狠心离开我吗？”那段时间，岳父岳母、大姐也都极力劝解、开导马莹。马莹终于决定带着孩子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可是，悲剧的阴影折磨着我们。孩子的哭声令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心烦意乱地发无名之火。有一次，为一点小事，我居然抓起茶杯朝地上一砸，没想到飞起的玻璃渣刺进了马莹的脚背，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我非常后悔，赶紧背上妻子就往医院跑。
那个晚上，我们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分别选择了不同医院的心理医生。我的心理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一位名医，他首先让我讲出内心的全部愤恨、痛苦和不安。刚开始，我有些不愿袒露。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把一切宣泄了出来。他对我的心情表示理解，又引导我去反思困扰我的心理压力。最后，他讲了很多国内外与我的遭遇类似的事例，还给我看了一些采访的DVD。
从DVD受访者的真实讲述中，我了解到，有的女性在遭遇强暴后甚至致残，而她们的丈夫却一直在努力帮助她们重新鼓足勇气，面对生活。渐渐地，一股男子汉的豪情充溢我的内心：在家庭悲剧面前，我作为男人必须要坚强，要有勇气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实。
看得出，马莹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情绪也有所好转。我们都开始尝试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只要不是很忙，我总是在晚上9点前匆匆从研究室赶回家，陪妻子看她喜欢看的影视剧，并就剧中人物的情感矛盾与妻子交流。
我发现这样的交流增加了妻子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感；我有时会帮她做家务，并故意好像不经意似的碰触她身体，她也不再躲避。我们比过去更懂得了如何关心对方，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
2001年中秋节，马莹把已经熟睡的女儿留在了娘家，我们一起回家。那晚的月光很亮，照进我们的小屋，搅动起我内心尘封的激情。我忍不住亲吻了妻子，我的吻带着深情和渴望印在了她的双唇、脖子、肌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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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马莹恢复了正常的夫妻关系，可我并没有彻底走出心灵的黑暗，因为我无法真正接受那个孩子。马莹敏感地意识到我对孩子的冷漠，她从不会因为孩子的任何事来麻烦我。我为此去找过心理医生，可他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只是说：“不要对自己太苛求，否则会产生趋避式情绪波动。有些心病是需要时间来治愈的，你只要做到不伤害孩子就可以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小小年纪就感觉到我不喜欢她，所以，她总是尽量地躲着我，也从不向我提任何要求。记得有一次周末，我从中午开始便在电脑前查资料，到了下午，突然觉得口干舌燥，却又无力起身喝水。迷糊中，我感到有人用杯子正往我口里慢慢倒水。我睁开眼一看，竟是孩子在专注地给我喂水！我赶紧闭上眼睛，心里却异常感动，她那时还不到四岁呀。
2005年11月的一天，马莹患重感冒躺在家里。到了接孩子回家的时间，她从床上强撑着要起来。我心疼地说：“身体这么虚，赶紧躺下……你放心养病，我去接孩子。”我转身取了伞，出了门。
孩子正孤独地站在教室门口，伸长脖子，见到我，她一怔，仿佛不相信是真的，然后，突然向我飞奔过来，大声向我喊着：“爸爸！爸爸！”接着，她快乐地扑进我怀里说，“爸爸，明天你还来接佳佳好吗？”我心里特别激动。
我想尝试着接受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依然矛盾、依然痛苦。而且，别人都以为那个女孩是我亲生的，因此按计划生育政策我是不能再要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无法做到让自己不在乎。
2006年11月，应我所在学校的邀请，我的导师汉斯来到中国。此时的我已经是国家863项目的重要科研人员，汉斯对我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赞赏，而我却表现得忧心忡忡。在汉斯关切的目光下，我终于把遭遇的家庭悲剧向老师全盘倾出。
他听完我的讲述后，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在二战结束后的德国边陲小镇浮罗昂，一名党卫军军官被逮捕，当他从家中被押解出来时，却看见他一岁的儿子正从二楼的天窗往外爬。军官呼喊着儿子要他停下，可是，聚集于他家楼下的人们却疯狂地高喊：‘摔死他！摔死他！’这时，一名年轻波兰少妇冲上二楼，抱出了孩子。由于这位少妇的丈夫和孩子都死于党卫军手中，人们不理解更不能原谅她这种行为，少妇被迫离开小镇，几经周折，她却让孩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孩子长大后考入慕尼黑大学，后又去美国继续深造。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是美国出色的计算机专家——”
汉斯停顿了一下，看着疑惑的我接着说：“是的，当年那个孩子就是我！我曾问过养母，她微笑着说：‘因为你是天使，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我们都应该用一颗饱满的心去爱他。’事实上，我从未因自己是罪犯的儿子而自卑过，我伟大的养母始终让我相信自己是天使。现在我拥有了幸福生活，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收养的罪犯孤儿，我爱他们，尽管他们的父亲都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罪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妻子为什么要生下那个孩子、爱那个孩子，为什么那个孩子常常让我仇恨的心里产生深切的内疚感——因为她是天使！爱上天使，有什么难呢？我一直黑暗的内心，倏忽间就明亮起来……
栏目管理、编辑／李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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