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mberg。他从小就常“离经叛道”，常有出人意外之举。17岁参加学生运动，支持黑人的解放斗争。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按照军队规定脱离美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军队派他去学习日文，准备将来做战地日军的工作。但他的叛逆性格使他拒绝了这一安排，坚持学中文，希望将来能够到中国看看。李敦白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他的老师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在努力学习汉语的同时，还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促使他更加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这改学中文的“一念之差”，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李敦白被分配到中国的昆明，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当地中国人向美军索赔事宜。在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了解中国的许多真实情况，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受大量事实的感染，李敦白的思想逐渐“革命化”。他常买一些报刊，了解中国的社会、战争情况。他最常看的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均在重庆出版）。他觉得这两份报刊比较真实、亲民。时间一久，他在报童的引荐下竟与办报人员晤谈，进一步了解中共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业绩，心生敬佩。
　　此外，他还利用美军的身份，对中共地下党进行具体的帮助，如购买一些革命根据地急需物品等。甚至，他用美军的吉普车，把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转移到城外脱险。他回忆说：此时他的思想“逐渐革命化”。1945年11月，驻昆明的美军准备回国，李敦白的使命结束，理应随军离开中国。可是他此前与地下党和革命者多次接触，“逐渐革命化”的思想使他又一次“叛逆”，执意长期留在中国。他回忆说：“在中国，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还是农民，我都可以接触。未来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开发，我怎么舍得离开中国？”他留在中国的申请，意外地获得批准，后设法调到上海工作。
　　经地下党的介绍，李敦白在上海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社会著名人士。宋庆龄介绍他到设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当救济“观察员”，具体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到灾区。在这里，他听到许多关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信息，渴望能到延安去实地看一下。不久，在宋庆龄的建议下，他去拜访了周恩来，提出希望去延安。于是，周恩来安排李敦白开始了他的红色之旅。从上海到北平，计划经张家口转延安。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中央分配他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不把自己当外人，受到新华社同仁的一致好评。不久，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得到批准。因为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在华表现良好，又经中央特殊批准，他成为唯一一名美裔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实，李敦白在张家口时，就提出过加入中共的申請。来到延安后，又郑重提出入党要求，终于如愿。
　　此后，李敦白始终真诚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个东方大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其间他曾两次蒙冤，在铁窗中苦熬了16年。他被平反释放回美国后，“爱中”之心不改，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奔忙。误会、伤害已成过去，美好记忆长存心底。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真诚的国际友人。
　　（摘自《党史博采》孙国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