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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每读到动人之处，总不免为之拍案叫绝。
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如此“抓人”？细想起来，恐怕和它们的民族特色分不开。分析一下《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俗、质朴、流畅、上口。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教授学者还是渔民村夫，看过听过之后，便能记住。不但能记住，还可以绘声绘色地向别人讲述。数百年来，这些名著正是靠这个民族特色，征服了千百万读者。
由此，我想到现在的人物写作。既然是写人叙事，是为了让读者能记住，那为什么不可以发扬这民族特色呢？我的看法是，多年来，这个问题在人物写作中被忽略了。现在提倡一下，很有必要。
那么，怎样写出民族特色来？我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标题要口语化。看许多古典作品，标题都流畅、上口，往那里一摆，何人何事，读者一下子就可以明白，一下子就能记住。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等，多么简洁、明了，多么通俗易懂！我们写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借用这样的手法呢?看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通讯，还是有这个特点的，如《狼牙山五壮士》《西瓜兄弟》等等，读起来好懂好记。后来，这样的题目就逐渐少了。据说是为了突出思想性，于是，就把那说明主题思想的意思提炼成标题。因为这标题不出人、不出事，读者看了弄不清怎么回事，就来个副题加以说明。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标题一句话不行，得写两句；两句话不行，得写三句，越写越长。其效果呢？我看适得其反。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吧，我们如果把故事讲的思想抽出来作标题，就会写成这个样子：《愤怒的抗议 无声的斗争》，为了让读者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得加上这样的副题：“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事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要写成《仗义护弱女 挺身斗顽凶》，副题：“记鲁达拳打镇关西的事迹”，究竟哪个标题好，看官当会自有明断吧！
据我的观察，读者看一篇文章所揭示的思想，主要是从人物的事迹中得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看过一篇通讯，人物他记住了，事迹他记住了，甚至感动得掉泪。可是，你问他通讯的标题是什么，他却说不上来。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篇通讯，讲的是电锯工尹礼义的未婚妻冯兰芝因工伤被摔成瘫痪，尹礼义准备守她一辈子，冯兰芝却主动托人给他找了对象，并催他结了婚。婚后，尹礼义和妻子许爱莲又把冯兰芝当作亲姐妹照顾。这三个人的高尚情操，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这篇通讯，一时争相传颂。我看过两遍，也曾感动得掉下过眼泪。可是，通讯的标题《纯洁的心灵 高尚的情操》，我总记不太清。我还曾一连问过五个人：这篇通讯的标题是什么？结果，有四个人记错了。
由此看来，标题的民族化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两年，我写人物的时候，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写一位师长严格要求儿子的事，把标题定为《彭师长和他的儿子》，写一位军人家属支持丈夫工作，就把标题定为《老英雄的妻子》，尽量做到流畅、上口，不用副题。事实证明，这样写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二、写几笔肖像或穿戴。肖像描写，是我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手法。它能给读者以具体的形象造型，使人通过文字而唤起联想，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人物，由于肖像描写比较传神，一提长相就立刻知道是谁。一提“卧蚕眉、丹凤眼”，就知道是关云长，一提“两耳垂肩，双臂过膝”，就知道是刘备，一提“羽扇纶巾”，就知道是诸葛亮。我们的人物通讯既然也是写人，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这种手法呢？战争年代、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通讯，常见肖像描写。如写射击英雄魏来国，说他“棕黑色的面孔上，瞪着一双深凹的圆眼睛”；《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一名青年战士马玉祥，说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都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以后，这种手法就不怎么用了。就说焦裕禄吧，他是什么长相，雷锋是什么长相，似乎都没有提。按我们读者的习惯，提到哪个人物，都愿意听听他是什么长相。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所处的环境，他的心理状态，他的思想感情，都会给相貌衣着打下明显的印记。写下这些，会使读者更加透彻地认识你的人物。即使寥寥几笔，哪怕是一句“黑汉子”，或者一句“高个子”，也会使读者联想起他们见到过的黑汉子或高个子，从而加深对人物的印象。我在写北京部队炮兵司令员李健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加进去这样几笔：“他摸一摸花白的平顶寸头”“他那向下弯的眉毛上挂着喜悦”“他腰板挺直，端坐在秋风之中。”有些熟悉李健的同志看过那篇通讯之后，对我说：“写得还挺像他！”
三、多用讲故事的口气。我们的读者，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通俗流畅的故事。我们写人物，应该多用这种手法。有头有尾，娓娓叙来，线条明朗，环环相扣，就可以使读者易懂易记。现在有些通讯爱用插叙、倒叙，我觉得还是少用为好，因为我们读者不大习惯。有些同志片面地喜欢“阳春白雪”，把“意识流”也弄到通讯里来了。就说文艺界那些“意识流”的作品吧，有哪一篇是工人、农民、战士喜欢看、看了就能记住的呢？又有哪一篇能和《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相比呢？何况我们是写人物通讯，更不能让读者“蒙眬”来“蒙眬”去。看多年来的通讯报道，凡是运用了讲故事口气的，人们似乎都愿意读，流传得也比较久。《西瓜兄弟》为什么有那样强的生命力？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写作形式上的“故事化”。我国古典作品常常是一上来就讲什么年间，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接着引出矛盾，然后一一道来。乡下的老奶奶给孙儿讲故事，也是如此这般。《西瓜兄弟》正是借用了这一手法，从头到尾，娓娓叙来，通篇几乎没有用一个形容词，没有用一句所谓“思想性强”的“闪光”的语言。通俗，质朴，流畅，一看就能明白，一听就能记住。如果把这篇通讯念给一个乡下老奶奶听，可以肯定，她当晚就可以原原本本地讲给孩子们听。稿子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广为流传呢？现在有些通讯，看不起这种手法，拼命往“文”处写，用高级形容词，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作者的才华。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减弱了故事性。白居易说“话须通俗方传远”，元遗山说“豪华落尽见真淳”，大有深意，值得我们写通讯的人深刻领会。
四、多用点简短、顿挫的句子。我们读者由于受古典文学作品影响极深，爱读短句、单句，不喜欢长句、复句。我国古典小说中，讲神态，讲场面，讲气氛，常常用一些简单明了、抑扬顿挫的句子。这些句子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还能起到尽快过渡的作用。比如，讲队伍的气派，说“金盔耀目，铁甲生光”；讲一个人发怒，说“眼露威凌，面含杀气”；讲秋日景色，说“山山落辉，树树秋色”；讲都市的繁华，说“三街六市，万户千门”等等，都好读好听好记。这是中国作品中独有的风格，是任何外国作品不能相比的。我们写通讯，在适当的地方适当运用一下这种手法，就可以使稿件抑扬顿挫起来。这需要写通讯的人平时多读一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国粹”。读得多了，就能在适当的地方冒出些这样的句子来。当然，这类句子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滥用。如果不管当时的气氛如何、情况如何，硬去凑一些短句，那就会破坏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总之，我觉得写文章有必要强调一下民族特色。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广大读者，恐怕也有这个要求吧。
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如此“抓人”？细想起来，恐怕和它们的民族特色分不开。分析一下《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俗、质朴、流畅、上口。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教授学者还是渔民村夫，看过听过之后，便能记住。不但能记住，还可以绘声绘色地向别人讲述。数百年来，这些名著正是靠这个民族特色，征服了千百万读者。
由此，我想到现在的人物写作。既然是写人叙事，是为了让读者能记住，那为什么不可以发扬这民族特色呢？我的看法是，多年来，这个问题在人物写作中被忽略了。现在提倡一下，很有必要。
那么，怎样写出民族特色来？我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标题要口语化。看许多古典作品，标题都流畅、上口，往那里一摆，何人何事，读者一下子就可以明白，一下子就能记住。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等，多么简洁、明了，多么通俗易懂！我们写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借用这样的手法呢?看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通讯，还是有这个特点的，如《狼牙山五壮士》《西瓜兄弟》等等，读起来好懂好记。后来，这样的题目就逐渐少了。据说是为了突出思想性，于是，就把那说明主题思想的意思提炼成标题。因为这标题不出人、不出事，读者看了弄不清怎么回事，就来个副题加以说明。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标题一句话不行，得写两句；两句话不行，得写三句，越写越长。其效果呢？我看适得其反。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吧，我们如果把故事讲的思想抽出来作标题，就会写成这个样子：《愤怒的抗议 无声的斗争》，为了让读者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得加上这样的副题：“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事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要写成《仗义护弱女 挺身斗顽凶》，副题：“记鲁达拳打镇关西的事迹”，究竟哪个标题好，看官当会自有明断吧！
据我的观察，读者看一篇文章所揭示的思想，主要是从人物的事迹中得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看过一篇通讯，人物他记住了，事迹他记住了，甚至感动得掉泪。可是，你问他通讯的标题是什么，他却说不上来。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篇通讯，讲的是电锯工尹礼义的未婚妻冯兰芝因工伤被摔成瘫痪，尹礼义准备守她一辈子，冯兰芝却主动托人给他找了对象，并催他结了婚。婚后，尹礼义和妻子许爱莲又把冯兰芝当作亲姐妹照顾。这三个人的高尚情操，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这篇通讯，一时争相传颂。我看过两遍，也曾感动得掉下过眼泪。可是，通讯的标题《纯洁的心灵 高尚的情操》，我总记不太清。我还曾一连问过五个人：这篇通讯的标题是什么？结果，有四个人记错了。
由此看来，标题的民族化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两年，我写人物的时候，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写一位师长严格要求儿子的事，把标题定为《彭师长和他的儿子》，写一位军人家属支持丈夫工作，就把标题定为《老英雄的妻子》，尽量做到流畅、上口，不用副题。事实证明，这样写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二、写几笔肖像或穿戴。肖像描写，是我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手法。它能给读者以具体的形象造型，使人通过文字而唤起联想，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人物，由于肖像描写比较传神，一提长相就立刻知道是谁。一提“卧蚕眉、丹凤眼”，就知道是关云长，一提“两耳垂肩，双臂过膝”，就知道是刘备，一提“羽扇纶巾”，就知道是诸葛亮。我们的人物通讯既然也是写人，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这种手法呢？战争年代、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通讯，常见肖像描写。如写射击英雄魏来国，说他“棕黑色的面孔上，瞪着一双深凹的圆眼睛”；《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一名青年战士马玉祥，说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都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以后，这种手法就不怎么用了。就说焦裕禄吧，他是什么长相，雷锋是什么长相，似乎都没有提。按我们读者的习惯，提到哪个人物，都愿意听听他是什么长相。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所处的环境，他的心理状态，他的思想感情，都会给相貌衣着打下明显的印记。写下这些，会使读者更加透彻地认识你的人物。即使寥寥几笔，哪怕是一句“黑汉子”，或者一句“高个子”，也会使读者联想起他们见到过的黑汉子或高个子，从而加深对人物的印象。我在写北京部队炮兵司令员李健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加进去这样几笔：“他摸一摸花白的平顶寸头”“他那向下弯的眉毛上挂着喜悦”“他腰板挺直，端坐在秋风之中。”有些熟悉李健的同志看过那篇通讯之后，对我说：“写得还挺像他！”
三、多用讲故事的口气。我们的读者，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通俗流畅的故事。我们写人物，应该多用这种手法。有头有尾，娓娓叙来，线条明朗，环环相扣，就可以使读者易懂易记。现在有些通讯爱用插叙、倒叙，我觉得还是少用为好，因为我们读者不大习惯。有些同志片面地喜欢“阳春白雪”，把“意识流”也弄到通讯里来了。就说文艺界那些“意识流”的作品吧，有哪一篇是工人、农民、战士喜欢看、看了就能记住的呢？又有哪一篇能和《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相比呢？何况我们是写人物通讯，更不能让读者“蒙眬”来“蒙眬”去。看多年来的通讯报道，凡是运用了讲故事口气的，人们似乎都愿意读，流传得也比较久。《西瓜兄弟》为什么有那样强的生命力？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写作形式上的“故事化”。我国古典作品常常是一上来就讲什么年间，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接着引出矛盾，然后一一道来。乡下的老奶奶给孙儿讲故事，也是如此这般。《西瓜兄弟》正是借用了这一手法，从头到尾，娓娓叙来，通篇几乎没有用一个形容词，没有用一句所谓“思想性强”的“闪光”的语言。通俗，质朴，流畅，一看就能明白，一听就能记住。如果把这篇通讯念给一个乡下老奶奶听，可以肯定，她当晚就可以原原本本地讲给孩子们听。稿子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广为流传呢？现在有些通讯，看不起这种手法，拼命往“文”处写，用高级形容词，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作者的才华。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减弱了故事性。白居易说“话须通俗方传远”，元遗山说“豪华落尽见真淳”，大有深意，值得我们写通讯的人深刻领会。
四、多用点简短、顿挫的句子。我们读者由于受古典文学作品影响极深，爱读短句、单句，不喜欢长句、复句。我国古典小说中，讲神态，讲场面，讲气氛，常常用一些简单明了、抑扬顿挫的句子。这些句子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还能起到尽快过渡的作用。比如，讲队伍的气派，说“金盔耀目，铁甲生光”；讲一个人发怒，说“眼露威凌，面含杀气”；讲秋日景色，说“山山落辉，树树秋色”；讲都市的繁华，说“三街六市，万户千门”等等，都好读好听好记。这是中国作品中独有的风格，是任何外国作品不能相比的。我们写通讯，在适当的地方适当运用一下这种手法，就可以使稿件抑扬顿挫起来。这需要写通讯的人平时多读一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国粹”。读得多了，就能在适当的地方冒出些这样的句子来。当然，这类句子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滥用。如果不管当时的气氛如何、情况如何，硬去凑一些短句，那就会破坏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总之，我觉得写文章有必要强调一下民族特色。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广大读者，恐怕也有这个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