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国学热本身是卑怯媚权的现实选择。无论是新儒学者对封建专制的颂扬，还是电视屏幕对皇帝奴才戏的偏好，或者是《百家讲坛》对经典的“改造”，都是这种心术不正的根子上生出的枝叶
　　
　　阎崇年被掴掌，于丹受威胁，易中天再次上阵，这些利于炒作的题材，并没有给央视的《百家讲坛》带来生机。据媒体报道，这个曾经火爆异常的栏目颓势难挽，收视率大跌。
　　我不是央视领导，不大关心一个电视栏目的盛衰，但是在它弥留之际，禁不住要回想它在盛极之时都干了些什么。这是因为，《百家讲坛》的自我定位，是“一座让专家通向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这个美妙的定位并非画饼充饥。在讨论《百家讲坛》为什么盛极而衰时，和它关系密切的出版家顾青说：“作为一个栏目，《百家讲坛》讲了很多年，到了阎崇年、易中天、于丹，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大火。但国学热也是有起有落，如果很长时间的书在畅销前列，本身都不正常了。大众图书市场总是一波波的，大众的阅读趋向会有变化，观众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
　　我不相信顾先生言语中所暗示的国学热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认同《百家讲坛》受惠于国学热的看法，甚至认为它本身就是国学热的一个成果。于是我就有了以下疑惑：国学热到底干了些什么？在一阵轰轰烈烈之后，它将留下些什么？如果在学术层面，留下的就是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等人的著作；在社会生活层面，留下的就是祭祖大典、古迹再造和抵制圣诞；在精神层面，留下的就是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那实在是令人悲哀的事情。
　　《百家讲坛》是国学热中“取巧”的一个典型。它在早期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听过的叶嘉莹讲王国维、戴锦华讲当代电影都很不错，既有学术底蕴，又通俗易懂。但是，更多的时候，它跟这股国学热的许多勾当一样，借学术之名行名利之实。说得严重一点，是打着学术的幌子糟蹋学术。也可以说，是打着学术通俗化的幌子歪曲学术的通俗化。
　　《百家讲坛》摆出一付推介大家的姿态，而实际上又有文化垄断的霸权，因此像刘心武那样歪解经典的做法，就被包装成别无选择的正道，怎能不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我并不认为刘心武等有多大的问题。毕竟，从学术自由上说，谁都可以来讲，什么观点都可以讲出来。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百家讲坛》心术不正。
　　传统国学最讲究心术端正，所谓“做学问”之前先“做人”，惟有修身养性才能学有所成。孔子从世界观上要求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从方法论上强调说，“君子不器”。
　　而《百家讲坛》不仅主讲权谋，而且进行过度化的市场包装，显然是重“利”轻“义”、重“器”轻“道”的典型。不仅如此，和这一轮国学热一样，《百家讲坛》最大的问题，更在于卑怯媚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产生的原因，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作了分析，大家的共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让国人找回了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造成道德滑坡，因此人们既有信心也有动力去重温传统文化。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一轮国学热本身是卑怯媚权的现实选择。
　　当时有个说法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背后没有说出来的现实原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流行”的“思想危险，学术安全”。再后来，很多学者文人干脆变成了“真学术淡出，假思想回归”。无论是新儒学者对封建专制的颂扬，还是电视屏幕对皇帝奴才戏的偏好，或者是《百家讲坛》对经典的“改造”，都是这种心术不正的根子上生出的枝叶。
　　在这轮国学热中，我的确不知道有多少机构和专家诚心诚意地传播了传统文化，又有多少学子兢兢业业地读了几部古代经典。当然，我知道也总是有一些人在努力。
　　北京出版社出过一套《大家小书》丛书，翻印了不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学大家为普通读者写的通俗读物，就非常值得推广。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传统文化本来应该如何去普及；也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等强调的雅俗之争，其实是多么虚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