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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渭与凡高，一个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巅峰人物；另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驱。徐渭中年开始学画，但是他却使中国的大写意绘画达到一种极致，画家把以形写神、得意忘形及其天纵奇才、鬼斧神工的艺术语言表现的淋漓尽致； 凡高二十七岁开始学画，真挚的情感以及其强烈的色彩、线、型的表现力成为他最为据有代表性的特色。两者文化不同、时空不同，但目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为了实现艺术与情感合二为一的艺术理想境界。
关键词徐渭与凡高中西艺术比较
在中西美术史的研究中，“比较”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通过比较，发现中西美术在人的生活方面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有更深的把握。比较也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在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且也藉此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自己民族的美术，认识艺术与人类的独特关系。本文通过徐渭与凡高的美术创作和生活道路作一些初步比较，来说明艺术与人生“天下同归而殊途”的道理。徐渭与凡高的比较研究涉及到中西不同文化体系、时代背景和审美趣味。中国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现代保持了一致传统。是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中惟一长期持续的文明类型。西方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经历不断变型的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一直处于～个变化的过程。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型文化，重视对于经验的积累，以感悟、具体现象的记载与感知为思维特点；西方文化是哲学型文化，重视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理解为思维特征。中国的审美方法是品味的、是心领神会的；西方审美方法是分析的、是逻辑的、是层层解剖的。
一、坎坷的人生经历
徐渭与凡高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但都经历着人生的坎坷。徐渭(1521～1599)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明朝末年的一位艺术家。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是极度腐朽没落。一方面,封建主义的统治者苟延残喘以最专制的统治作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学术繁荣、艺术自觉的时代。在这个动荡时代。晚于徐渭300多年的凡高(1853～1890)是19世纪末开启西方现代艺术精神领袖式的人物，19世纪后半期的荷兰，资本的原始积累已接近尾声，它既具备自由资本主义的优势，又兼有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并存。富人生活穷奢极欲而穷人生活贫困潦倒，难以为继。凡高的生活和经历就体现了这种过渡期的特点。在文化上过去的高雅艺术與这眼前的特殊而疯狂的年代格格不入。文化艺术需要脱胎换骨，抨击现存社会准则，以批判眼光重新研究传统和审美概念，因而这个时代是旧秩序被摧毁、新精神建立的时代，因而迎来了在西方形成了现代艺术流派此起彼伏、学术上追求自由的时代。
徐渭作为一介书生，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立志于科举人仕，以“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奈命运多舛，八次科举皆不取。科举的受挫并没有消磨掉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当时正值江浙一代倭寇猖獗，他借此以幕僚身份加入胡宗宪的抗倭大军。初时，抗倭成就显著，但不幸被卷入残酷的政党斗争中。并一度精神发狂(九次自杀而未遂)，在一次发狂中无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被判入狱，九载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获得自由。怀绝世之资而遭遇不公，有济世之才而无以施展是他事业之路的悲哀，却是他艺术之路的万幸。儒家的大道“治国、平天下”行不通，只能“游于艺”。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余生寄托于诗文书画戏曲中，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画方面，主要体现在大写意花鸟画的探索上。
二、艺术传承
明后期，王阳明的“宇宙心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动摇，先是出现了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的“气本论”思想，然后是王廷相的“理在气中”和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童心说”旧儿嗍’等思想，尽管各家主张不同，但却都以“个性解放”为斗争目标。他们不仅打破了王阳明心学对人们思想和认识的束缚，而且还联系实际，批评当时腐败的政治现实，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具体体现在“东林党人”的运动中。他的艺术就诞生在这种思想活跃和注重个性解放的时代中。他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和戏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学上，他极力反对摹古，称复古为“鸟之为人言”不足取，他的绘画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徐渭从事文艺创作的年代，正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时代，他一生坎坷多艰，对事态炎凉感触颇深，性格又是愤世嫉俗，狂放不羁，不拘于封建理法，不肯曲眉折腰事权贵，因此在绘画上同沈周、文征明、唐寅一样不拘时尚，不盲从复古，革新精神最强，与当时占据画坛主流地位的“自然秀润、恬静秀雅”的吴门画派和董其昌倡导的“温文尔雅”的复古“南北宗论”不同，徐渭一反“淡、雅、静、寂”的传统审美趣味，饱蘸笔墨、尽情挥洒、酣畅淋漓、纵恣豪放，将中国文人画的“抒情言志”发展到极致。
在西方，从印象主义开始，西方画家就摒弃传统绘画创作中的“客观写实再现”，而向“主观个性表现”转化，而后印象主义则进一步将艺术中感性的、理性的、形式与内容诸因素间的张力推进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特别是凡高，他将绘画的表现性发展到了精神正常与失常的边缘，使生命本能在燃烧中得到极大的张扬。凡高艺术的重要特征是其艺术语言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挑战性，他通过变形的艺术形象和抽象的绘画语言，完全摧毁了欧洲传统艺术的表达模式。这种以“语言创造”代替“模拟再现”、以最本体意义上的“非理性直觉”表现代替传统艺术的“艺术真实”和在艺术创作中以“主客分裂”代替“主客和谐”，以“尊崇本能”代替“求尚风格”的美学，将近代以来高扬艺术家主体性的追求推向了极端，将传统艺术的规范和语言系统进行彻底的“解构”，从而实现传统美学精神在本质意义上的“骤变”。
三、绘画主张
关于徐渭艺术与情感有机的结合，还可以从他的《墨葡萄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更加清楚地了解。画中状物不拘形似，笔墨酣畅，布局奇特，老藤错落低垂，串串葡萄倒挂枝头，晶莹欲滴，茂叶以大块水墨点成，信笔挥洒，任乎性情，意趣横生，风格疏放，不求形似而得其神似，其形象生动之态跃然纸上。画上自题：“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通过绘画这个载体，实现精神情感的宣泄。
徐渭的绘画追求艺术的自然天成，求生韵不求形似深得文人精髓。他在 《漱老谑墨》中诗云：“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 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 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栽？ 君莫猜，墨色淋漓而拨开” 。这里透露出徐渭绘画的两种思想：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不求形似。他主张绘画独抒性情，表达自己特有的气质、胸襟。徐渭为了达到抒写性情的目的，主张采用相应的特定表现手法。如画象征富贵的牡丹，用勾染烘托，而画奇峰绝壁，大小悬流，怪石苍松，则“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若无天，密如无地为上”为表现艺术个性，往往不拘成法，强调了夸张之美，反常之美。
凡高是荷兰人，他没有法国本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没有受过欧洲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加上他烦躁的情绪也使他忍受不了那种枯燥的、手工艺式的传统油画的创作方法。因此他的作品，既没有精致的素描和严格的造型，也缺少微妙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他用个人情感的强烈表现性和寓意的象征性代替欧洲的古典写实传统，用粗犷、豪放的油画语言代替优雅、精致斯文的传统艺术。可以说，他独特的个性气质和性格特点，以及他作品中呈现出的客观物象和视觉经验的“错位”和“变形”，决定了他游离于法国正统绘画之外的另类地位。绘画形式中孕育着强烈的“情感”，艺术语言成为艺术家“精神性情感”体现的物质载体，他将乔尔乔内和卡拉瓦乔所开拓的形式因素作为独立的审美形式开始完全独立出来,使形式同内容一样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这是凡高的作品与传统画家的最大不同。他认为艺术家不仅要传达自己的印象，更要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感情，这才是最主要的任务。他有时以“自我”来代替客观实体，有时不惜歪曲对象的本质来换取感情的表达，虽然受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但他仍然按照自己的艺术道路驰骋。
四、小结
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时代的优秀绘画作品，都是以其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与表现语言，借以表达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理想和各个不同的深层审美文化意蕴的。尽管徐渭和凡高德绘画，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因其坎坷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中所传达出的强烈的主观情感，因其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对后人的影响，分别在中西美术史上画上了瑰丽而传奇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徐文长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年版 P205
关键词徐渭与凡高中西艺术比较
在中西美术史的研究中，“比较”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通过比较，发现中西美术在人的生活方面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有更深的把握。比较也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在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且也藉此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自己民族的美术，认识艺术与人类的独特关系。本文通过徐渭与凡高的美术创作和生活道路作一些初步比较，来说明艺术与人生“天下同归而殊途”的道理。徐渭与凡高的比较研究涉及到中西不同文化体系、时代背景和审美趣味。中国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现代保持了一致传统。是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中惟一长期持续的文明类型。西方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经历不断变型的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一直处于～个变化的过程。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型文化，重视对于经验的积累，以感悟、具体现象的记载与感知为思维特点；西方文化是哲学型文化，重视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理解为思维特征。中国的审美方法是品味的、是心领神会的；西方审美方法是分析的、是逻辑的、是层层解剖的。
一、坎坷的人生经历
徐渭与凡高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但都经历着人生的坎坷。徐渭(1521～1599)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明朝末年的一位艺术家。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是极度腐朽没落。一方面,封建主义的统治者苟延残喘以最专制的统治作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学术繁荣、艺术自觉的时代。在这个动荡时代。晚于徐渭300多年的凡高(1853～1890)是19世纪末开启西方现代艺术精神领袖式的人物，19世纪后半期的荷兰，资本的原始积累已接近尾声，它既具备自由资本主义的优势，又兼有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并存。富人生活穷奢极欲而穷人生活贫困潦倒，难以为继。凡高的生活和经历就体现了这种过渡期的特点。在文化上过去的高雅艺术與这眼前的特殊而疯狂的年代格格不入。文化艺术需要脱胎换骨，抨击现存社会准则，以批判眼光重新研究传统和审美概念，因而这个时代是旧秩序被摧毁、新精神建立的时代，因而迎来了在西方形成了现代艺术流派此起彼伏、学术上追求自由的时代。
徐渭作为一介书生，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立志于科举人仕，以“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奈命运多舛，八次科举皆不取。科举的受挫并没有消磨掉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当时正值江浙一代倭寇猖獗，他借此以幕僚身份加入胡宗宪的抗倭大军。初时，抗倭成就显著，但不幸被卷入残酷的政党斗争中。并一度精神发狂(九次自杀而未遂)，在一次发狂中无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被判入狱，九载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获得自由。怀绝世之资而遭遇不公，有济世之才而无以施展是他事业之路的悲哀，却是他艺术之路的万幸。儒家的大道“治国、平天下”行不通，只能“游于艺”。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余生寄托于诗文书画戏曲中，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画方面，主要体现在大写意花鸟画的探索上。
二、艺术传承
明后期，王阳明的“宇宙心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动摇，先是出现了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的“气本论”思想，然后是王廷相的“理在气中”和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童心说”旧儿嗍’等思想，尽管各家主张不同，但却都以“个性解放”为斗争目标。他们不仅打破了王阳明心学对人们思想和认识的束缚，而且还联系实际，批评当时腐败的政治现实，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具体体现在“东林党人”的运动中。他的艺术就诞生在这种思想活跃和注重个性解放的时代中。他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和戏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学上，他极力反对摹古，称复古为“鸟之为人言”不足取，他的绘画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徐渭从事文艺创作的年代，正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时代，他一生坎坷多艰，对事态炎凉感触颇深，性格又是愤世嫉俗，狂放不羁，不拘于封建理法，不肯曲眉折腰事权贵，因此在绘画上同沈周、文征明、唐寅一样不拘时尚，不盲从复古，革新精神最强，与当时占据画坛主流地位的“自然秀润、恬静秀雅”的吴门画派和董其昌倡导的“温文尔雅”的复古“南北宗论”不同，徐渭一反“淡、雅、静、寂”的传统审美趣味，饱蘸笔墨、尽情挥洒、酣畅淋漓、纵恣豪放，将中国文人画的“抒情言志”发展到极致。
在西方，从印象主义开始，西方画家就摒弃传统绘画创作中的“客观写实再现”，而向“主观个性表现”转化，而后印象主义则进一步将艺术中感性的、理性的、形式与内容诸因素间的张力推进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特别是凡高，他将绘画的表现性发展到了精神正常与失常的边缘，使生命本能在燃烧中得到极大的张扬。凡高艺术的重要特征是其艺术语言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挑战性，他通过变形的艺术形象和抽象的绘画语言，完全摧毁了欧洲传统艺术的表达模式。这种以“语言创造”代替“模拟再现”、以最本体意义上的“非理性直觉”表现代替传统艺术的“艺术真实”和在艺术创作中以“主客分裂”代替“主客和谐”，以“尊崇本能”代替“求尚风格”的美学，将近代以来高扬艺术家主体性的追求推向了极端，将传统艺术的规范和语言系统进行彻底的“解构”，从而实现传统美学精神在本质意义上的“骤变”。
三、绘画主张
关于徐渭艺术与情感有机的结合，还可以从他的《墨葡萄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更加清楚地了解。画中状物不拘形似，笔墨酣畅，布局奇特，老藤错落低垂，串串葡萄倒挂枝头，晶莹欲滴，茂叶以大块水墨点成，信笔挥洒，任乎性情，意趣横生，风格疏放，不求形似而得其神似，其形象生动之态跃然纸上。画上自题：“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通过绘画这个载体，实现精神情感的宣泄。
徐渭的绘画追求艺术的自然天成，求生韵不求形似深得文人精髓。他在 《漱老谑墨》中诗云：“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 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 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栽？ 君莫猜，墨色淋漓而拨开” 。这里透露出徐渭绘画的两种思想：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不求形似。他主张绘画独抒性情，表达自己特有的气质、胸襟。徐渭为了达到抒写性情的目的，主张采用相应的特定表现手法。如画象征富贵的牡丹，用勾染烘托，而画奇峰绝壁，大小悬流，怪石苍松，则“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若无天，密如无地为上”为表现艺术个性，往往不拘成法，强调了夸张之美，反常之美。
凡高是荷兰人，他没有法国本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没有受过欧洲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加上他烦躁的情绪也使他忍受不了那种枯燥的、手工艺式的传统油画的创作方法。因此他的作品，既没有精致的素描和严格的造型，也缺少微妙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他用个人情感的强烈表现性和寓意的象征性代替欧洲的古典写实传统，用粗犷、豪放的油画语言代替优雅、精致斯文的传统艺术。可以说，他独特的个性气质和性格特点，以及他作品中呈现出的客观物象和视觉经验的“错位”和“变形”，决定了他游离于法国正统绘画之外的另类地位。绘画形式中孕育着强烈的“情感”，艺术语言成为艺术家“精神性情感”体现的物质载体，他将乔尔乔内和卡拉瓦乔所开拓的形式因素作为独立的审美形式开始完全独立出来,使形式同内容一样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这是凡高的作品与传统画家的最大不同。他认为艺术家不仅要传达自己的印象，更要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感情，这才是最主要的任务。他有时以“自我”来代替客观实体，有时不惜歪曲对象的本质来换取感情的表达，虽然受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但他仍然按照自己的艺术道路驰骋。
四、小结
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时代的优秀绘画作品，都是以其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与表现语言，借以表达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理想和各个不同的深层审美文化意蕴的。尽管徐渭和凡高德绘画，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因其坎坷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中所传达出的强烈的主观情感，因其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对后人的影响，分别在中西美术史上画上了瑰丽而传奇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徐文长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年版 P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