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建设的完善与否越来越成为考量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伴随“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过度，社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整合。但演变遗留了诸如政社不分、社区发展迟缓等诟病，为解决社区建设过程中留存的阻碍因素，本文融合社区管理的现代化创新管理方式，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权利重新分配、加强居民自治等角度寻求社区建设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社区制；简政放权；居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24-02
　　1991年5月，我国社区建设的概念被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建设是彰显社会进步情况的重要特征，随着传统的社区建设模式的打破，“单位制”的社区模式也受到了挑战，从计划经济下，邻里之间和睦共处，以“共享”为荣的基本生活状态抽离出来，没有经过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缓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没有做好适应现代化社区建设管理的准备，就凸显出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冲击，从前的以“弄堂”“四合院”为代表的传统社区建设逐渐被现在的社区制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单位制”社会逐渐趋向解体，大量社会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并寻找组织性依托，随之城市社区建设问题浮出水面，凸显的社会诟病也越来越严重。
　　一、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内外部的阻碍因素。
　　1.外在阻碍因素。首先，在人口规模膨胀的阻碍。201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延伸的外在问题也逐渐凸显，首当其冲的便是城市社区建设管理工作的困难。人口规模的加速增长，给原本就不成熟的社区建设管理水平带来了新的挑战。[1]人口规模的扩大，对于服务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扩大，这便给社区的服务管理工作增加了负担，即要满足不同群体对于社区的不同需求还要遵循政府下放的职责要求，使得社区的管理工作变得很困难。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化的社区管理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管理的冲突，这些都给社区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其次，经济差距拉大阻碍我国社区的健康运作。我国的社会群体差异性大，在进行社区建设管理过程中，尤其是纯商品房的居民，对于社区的要求相对更高，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区维护费用，由于设备完善，居住环境更加舒心，更能给政府提高政绩，而政府对于此类社区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也更明显。相反，对于经济状态不是很理想的居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和高水平社区相距甚远，这就造成了好的还可以更好，差的只能更差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着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内在阻碍因素。首先，资金支持力度小。根据发达国家和城市的经验，社区建设资金一般由三部分来组成：政府投入占1/3，个人和社会捐助占1/3，社区服务性收费占1/3。而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大多靠政府下拨资金进行分配管理。很多创新性的提案受到资金制约而无法进行。市场的逐利性，也对于发展势头不太好的社区建设避之而不及，缺乏资金支持致使社区的发展举步维艰。
　　其次，服务水平缺失。专业性制约是社区建设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瓶颈，社区管理缺乏专业性人才，遇到问题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处理，加大了社区居民和社区管理人员的矛盾。权利和责任界限不清，互相推诿。如物业和居委会之间，部分社区的管理决策全权由物业代替，隔空居委会的职责，一权独大的现象使居民无法进行反馈和监督，严重拉低了社区的服务管理水平。
　　（二）政府管控过度。社区自被提出一直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社不分，这种现象在其他学者研究中也多次提到。随着简政放权政策的推行，我国的行政组织逐渐从强调管理层次到扁平化的扩大管理幅度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于政治体制也不断进行改革，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在社区建设方面逐渐显示为“强政府、弱社会”的现象，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特别是经济工作职能，社区委员会、街道办事处逐渐成为政府的“腿”，替政府办事。社区建设逐渐披上行政的外衣，社区居委会逐渐变成政府的外派机构，一直处于人民诉求和政府要求之间的矛盾之中，无疑加剧了居委会的工作负担，行政化下的社区建设使社区的发展逐渐趋从政府模式，没有自主权和创新性，社区长期在这种模式之下，丧失了自主发展权和创新性，没有和现代化管理相匹配的管理模式，竞争力低，导致社区建设和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不相适应。所以政社不分逐渐成为阻碍社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物。
　　（三）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意识不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意识和参与意识淡薄是制约我国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2]社区居民自治是低成本的管理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加强基层民主。[2]由于社会责任感、文化程度、价值观等的差异，在城市社区建设上，我国的居民一直呈现冷漠的状态。这也不完全归咎于主观方面的差异，更多的是政府的管控过于宽泛，社区本身缺乏灵活性，没杀了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热情。
　　二、城市社区建设的解决路径
　　在解決社区建设的阻碍上，要从政府、社会、居民自身等方面共同处理，主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创新管理模式。
　　1.硬件创新。在管理主体方面，加强管理者队伍建设，采用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管理者，可以有效的破除主观意识上的偏差，使真正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被录用，逐步达到干部年轻化的状态，激发社区的活力。在服务方面，多设立一些能够彰显社区文化的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也可以增进社区居民间的感情，加强联系，破除因为生活节奏加快而产生的隔阂。
　　2.软件创新。充分利用这个信息时代的优势，在社区建设方面建立起网络反馈和监督的体系。通过网络服务与评价一体化机制，即谁委派、谁处理、谁负责。建立起社区工作的管理模式，通过网络信息的便捷性，能够极大的改善处理问题不及时的问题，有效的避免了社区服务不到位，责任追查不准确的尴尬境地。通过网络评价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管理者可以将其作为考核业绩的其中一个标准，可以有效的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 　　（二）权力下沉。社区建设打破了“单位制”，“社区制”的形成使人们之间没有了以往的亲密，人们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的压制，这与政府的管控限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包产到户”的经营模式，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出。同理，在社区建设方面，政府只有做到真正的将权利交给社区管理者，让其在主流价值观下自己设计自己的社区计划，才能最大可能的释放社区的发展潜能。政府从划桨退到掌舵的角色，给社区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其有足够的灵活性。
　　（三）服务倾向多元化。
　　社区建设不同于企业，人们将社区服务称作第三产业，在社区服务过程中，考虑到资金约束，管理模式大多大同小异。例避免简单枯燥的管理模式可以适当的增加社区服务特色。
　　1.资金来源多元化。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多导致的后果就是灵活性不强，对于企业来说，投资社区建设，也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投资，透过对社区的扶植反过来造就公司负责的良心企业形象，对于提高效率效益都大有裨益；再者，社会组织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不容小视，而社会组织本身的草根属性应该比政府更了解社区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结对子”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社区发展过程的资金困难，也给社區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当政府无法承担资金提供时，社会就要发动力量解决自己的需要，一味的依靠政府的帮助，无法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
　　2.内容多元。由于地区经济之间的差异，社区的发展程度也大不相同，硬件设施比较齐全的社区所提供的服务相比硬件设施不是很完备的社区要完善的多。社区服务多元化是衡量一个社区是否具有发展优势的重要参考标准，所以在进行社区服务过程中，要多多走访居民，通过访问调查等方式多了解居民的想法，提供居民喜闻乐见的服务方式、方法，增加社区文化认同，培养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共同服务社区。
　　（四）加大居民自治意识。费孝通在评价居民自治的积极影响中提到：基层政府在积极动员居民参与的基础上，要及时而充分地授权给居民，增加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3]居民自治拥有一个政府强制管理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于，那就是居民了解彼此之间的需求，能够真正的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比较准确的解决矛盾。此外居民自治可以去除行政化，简化程序，更加亲民利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要起到监督的作用，不要过多的干涉居民自治的过程，给其发挥空间。可以适当的安排志愿者，将社区服务做好。
　　三、结语
　　社区建设是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了很多的治理困难，政府管控过多社区缺乏发展灵活性、社区建设专业性限制等原因将社区建设束缚在行政化的体制中，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是居民参与自治，创新服务方式等解放社区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参考文献：
　　[1]李文哲.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9-11.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3：5-13.
　　[3]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江海学刊，2002，03：15-18+206.
　　作者简介：张爱萍（1992-），女，汉族，山东青岛人，2015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