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8年，我国还没有轿车设计能力，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一汽以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参照，根据民族特色，重新设计外观。全厂采用“赶庙会”的形式，日夜加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仿造出了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
赶制“红旗”献礼国庆9周年
1958年，一汽建成投产一年多了，在“大跃进”火热的环境下，我们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的小轿车就叫“东风”。5月12日第一辆“东风”轿车试制出来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来参观，他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东风”小轿车转了两圈，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东风牌轿车试制出来后，上级提出要求:中央领导和我国驻外使节外出，到机场迎接外宾时，希望能坐上我国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这关系到我国的形象，你们要试制这种高级轿车。考虑到同时要生产两种轿车不现实，为了首先解决中央领导座车的问题，一机部汽车局决定“东风”轿车暂停生产，集中精力研制高级轿车，并将这种轿车定名为红旗牌。上级要求一汽在1958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9周年献礼。当时离建国9周年庆只有几个月时间了。在这么短时间里，要试制高级轿车，困难可想而知。
生产汽车是要有相当的工业基础的，在汽车序列里，卡车只是小学水平，轿车则是大学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的生产能力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但国家的需要是压力也是动力，借这个机会上轿车，对推动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于是一汽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
知道一汽要仿制轿车，朱德同志把他的“吉姆”高级轿车送给我们做样车，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高级轿车也作为样车送来。最后一汽决定以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参照，重新设计外观。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以油泥模型来取样板，结构件则基本抄袭样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V8的发动机，V8汽缸体的铸造成为难关，一汽集中全部铸造力量试浇铸缸体。然而制造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全部经验的，生产中出现大量废品，最后只能以百里挑一的办法选用铸件毛坯进行加工。为了赶进度，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保证在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首辆“红旗”政治标准第一
那时候，说是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我们的工人师傅不休息，日夜加班干。经过艰苦努力，7月24日，“红旗”V8发动机试制成功。“红旗”的车身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全部要用手工一点点敲出来。
为此，我们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手摸榔头敲，硬是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8月1日“红旗”诞生了。“红旗”漂亮大方，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显得富丽华贵。“红旗”轿车生产出来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试验。按规定，汽车身上的各个总成要单独试验，整车要经过各种道路、环境、温度试验，达到设计标准了，才能出厂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上级指示要用我们自己的“红旗”参加国庆9周年庆典的游行，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车装配调整完毕，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
“红旗”轿车试制成功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上级要求一汽投入批量制造，建国10周年前让中央领导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为此，一汽党委在全厂动员，掀起了“大干‘红旗’轿车”的热潮。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20辆CA72“红旗”轿车摆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20辆车犹如20颗巨大的钻石，熠熠生辉。当天中央领导的一大帮秘书兴冲冲地赶来挑车。这些秘书们兴奋地又看又摸，很快将20辆车“瓜分”了。
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
“红旗”车参加国庆游行，全国人民兴奋，一汽全厂也喜气洋洋，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是技术负责人，我知道这样全部靠手工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稳定，我的心里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生怕哪一辆车出毛病。还好，参加游行的几辆“红旗”全部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
50辆“红旗”接待尼克松访华
1965年，一汽开始试制CA770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这是在原双排座基础上，再增加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增加了一排座位，车身也加长了，看上去更显得豪华气派。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19日送到北京。
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试开后都赞不绝口。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多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很高兴，认为自己生产的轿车舒适宽敞，坐上它和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
由于对新“红旗”很满意，中央警卫局又进一步提出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研制特种保险车。
顶着“文革”冲击，一汽于1969年4月试制成了第一辆防弹保险车CA772。这种车采用特种防弹钢板制造车身，全车采用防弹玻璃，轮胎可以自动补漏，保险措施万无一失。新车立即送中南海试用，经检验合格后，中国第一辆高级防弹保险车就交给当时的“副统帅”林彪使用。以后一汽又陆续制造了几辆，林彪又换了一辆新车，牌号是“4号”，这辆车他一直使用到从北戴河乘飞机逃走。以后“4号”车改为“0号”车，交给新的“接班人”王洪文使用。新的“接班人”也好景不长，“四人帮”垮台后，这辆“4号”车就没有人坐了。以后这辆车被送给西安做接待用车。那个时候，人们也没有数字崇拜，车号也没有按照高低排，如毛主席用的是“7号”车，周总理用的是“6号”车。一汽从1969年到1983年共生产了12辆特种保险车。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系列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红旗”轿车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除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使用外，也成了中国外事活动专用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美国访华团，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
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此行非常满意，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
先天不足1981年遭停产
“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毋庸讳言，中国在汽车生产上毕竟没有多少技术储备，轿车生产更是还在仿制阶段，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以后，有很多小毛病，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我们的驻外大使反映：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我们的大使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
由于这些负面影响，时间长了，有些中央领导慢慢地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一位国务院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一旦抛锚，就立刻换后一辆。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他对此很有意见，说：“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红旗”停产指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份停止生产。”
当时我已是中汽公司总工程师，当年万众景仰的“红旗”落到如此下场，作为汽车工业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
进口关键总成保障质量
“红旗”停产了，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还是需要防弹高级轿车的，为此，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国外的保险车，经过比较，进口产品的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我找到分管此项工作的田纪云副总理。我说:“‘红旗’存在一些问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企业对生产是高度重视、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所以车的总体指标并不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些重要的总成如发动机、转向、刹车等，自己生产质量难以保障。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进口，有了这些有保障的关键总成，‘红旗’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时我还谈到，“红旗”是中国自主生产的品牌，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先锋，“红旗”倒了，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我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听了我的汇报，田副总理表示赞同。他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汇报了“红旗”的情况，胡耀邦同志赞同我们的意见，并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
1983年10月22日，田副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生产检阅车的安排和“红旗”轿车改进的汇报。田副总理同意了我们的改进意见。会后，田副总理批了300万美元用于进口关键总成，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向一汽下达了“红旗”检阅车的生产任务，拉开了“红旗”复产的序幕。“红旗”的这次发展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一汽厂长黄兆銮、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要抓住机遇。“红旗”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形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对事关安全的重要零部件，在自己暂时解决不了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进口。一汽对这次试制检阅车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的重大战役，组织精兵强将投入试制。经过一汽人的刻苦努力，改进后的“红旗”动力性、操纵性、可靠性有了明显的改善，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
我找到对汽车工业一贯关心的薄一波同志，向他汇报了“红旗”改进的情况，又请他上车试乘。薄老试乘后赞不绝口，连声说“好、好”。我提出让他使用我们的新“红旗”，薄老很高兴地答应了。以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在我的游说下换了新“红旗”。“红旗”的复出成功了。
邓小平乘“红旗”检阅三军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检阅车其他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关键是那个可收放的车顶篷的防弹问题。顶篷是个软东西，这种防弹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派人到美国去买，花了1.8万美元向美国友升公司订了两套，但装车试验后达不到要求。再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他们乘机卡我们，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我们的军工系统是有实力的，经过一番努力，试制成功了。
1984年8月20日，两辆CA770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邓小平同志以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同志分别乘坐这两辆特制的检阅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因为一汽对这两辆特制的“红旗”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表彰他们在国庆阅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红旗”轿车也因此走出阴影，恢复了小批量生产。
“红旗”是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经典品牌，国外称它为中国的“劳斯莱斯”。我们造车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现在，“红旗”不但作为一个品牌保留下来，而且还在不断改进。
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签署了“奥迪”轿车产品技术转让协议，一汽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于1996年改造出了“红旗”CA7220。1998年，全新“红旗”CA7460在一汽诞生。这款“红旗”由于车身外貌和“奥迪”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在社会上也有不少议论。“红旗”经过这样改造，达到了“脱胎换骨”保证质量的目的，但老“红旗”的外形在国人心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认同，所以外形不应该“改头换面”。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形，毕竟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
赶制“红旗”献礼国庆9周年
1958年，一汽建成投产一年多了，在“大跃进”火热的环境下，我们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的小轿车就叫“东风”。5月12日第一辆“东风”轿车试制出来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来参观，他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东风”小轿车转了两圈，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东风牌轿车试制出来后，上级提出要求:中央领导和我国驻外使节外出，到机场迎接外宾时，希望能坐上我国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这关系到我国的形象，你们要试制这种高级轿车。考虑到同时要生产两种轿车不现实，为了首先解决中央领导座车的问题，一机部汽车局决定“东风”轿车暂停生产，集中精力研制高级轿车，并将这种轿车定名为红旗牌。上级要求一汽在1958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9周年献礼。当时离建国9周年庆只有几个月时间了。在这么短时间里，要试制高级轿车，困难可想而知。
生产汽车是要有相当的工业基础的，在汽车序列里，卡车只是小学水平，轿车则是大学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的生产能力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但国家的需要是压力也是动力，借这个机会上轿车，对推动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于是一汽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
知道一汽要仿制轿车，朱德同志把他的“吉姆”高级轿车送给我们做样车，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高级轿车也作为样车送来。最后一汽决定以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参照，重新设计外观。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以油泥模型来取样板，结构件则基本抄袭样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V8的发动机，V8汽缸体的铸造成为难关，一汽集中全部铸造力量试浇铸缸体。然而制造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全部经验的，生产中出现大量废品，最后只能以百里挑一的办法选用铸件毛坯进行加工。为了赶进度，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保证在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首辆“红旗”政治标准第一
那时候，说是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我们的工人师傅不休息，日夜加班干。经过艰苦努力，7月24日，“红旗”V8发动机试制成功。“红旗”的车身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全部要用手工一点点敲出来。
为此，我们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手摸榔头敲，硬是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8月1日“红旗”诞生了。“红旗”漂亮大方，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显得富丽华贵。“红旗”轿车生产出来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试验。按规定，汽车身上的各个总成要单独试验，整车要经过各种道路、环境、温度试验，达到设计标准了，才能出厂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上级指示要用我们自己的“红旗”参加国庆9周年庆典的游行，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车装配调整完毕，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
“红旗”轿车试制成功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上级要求一汽投入批量制造，建国10周年前让中央领导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为此，一汽党委在全厂动员，掀起了“大干‘红旗’轿车”的热潮。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20辆CA72“红旗”轿车摆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20辆车犹如20颗巨大的钻石，熠熠生辉。当天中央领导的一大帮秘书兴冲冲地赶来挑车。这些秘书们兴奋地又看又摸，很快将20辆车“瓜分”了。
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
“红旗”车参加国庆游行，全国人民兴奋，一汽全厂也喜气洋洋，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是技术负责人，我知道这样全部靠手工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稳定，我的心里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生怕哪一辆车出毛病。还好，参加游行的几辆“红旗”全部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
50辆“红旗”接待尼克松访华
1965年，一汽开始试制CA770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这是在原双排座基础上，再增加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增加了一排座位，车身也加长了，看上去更显得豪华气派。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19日送到北京。
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试开后都赞不绝口。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多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很高兴，认为自己生产的轿车舒适宽敞，坐上它和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
由于对新“红旗”很满意，中央警卫局又进一步提出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研制特种保险车。
顶着“文革”冲击，一汽于1969年4月试制成了第一辆防弹保险车CA772。这种车采用特种防弹钢板制造车身，全车采用防弹玻璃，轮胎可以自动补漏，保险措施万无一失。新车立即送中南海试用，经检验合格后，中国第一辆高级防弹保险车就交给当时的“副统帅”林彪使用。以后一汽又陆续制造了几辆，林彪又换了一辆新车，牌号是“4号”，这辆车他一直使用到从北戴河乘飞机逃走。以后“4号”车改为“0号”车，交给新的“接班人”王洪文使用。新的“接班人”也好景不长，“四人帮”垮台后，这辆“4号”车就没有人坐了。以后这辆车被送给西安做接待用车。那个时候，人们也没有数字崇拜，车号也没有按照高低排，如毛主席用的是“7号”车，周总理用的是“6号”车。一汽从1969年到1983年共生产了12辆特种保险车。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系列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红旗”轿车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除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使用外，也成了中国外事活动专用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美国访华团，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
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此行非常满意，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
先天不足1981年遭停产
“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毋庸讳言，中国在汽车生产上毕竟没有多少技术储备，轿车生产更是还在仿制阶段，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以后，有很多小毛病，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我们的驻外大使反映：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我们的大使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
由于这些负面影响，时间长了，有些中央领导慢慢地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一位国务院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一旦抛锚，就立刻换后一辆。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他对此很有意见，说：“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红旗”停产指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份停止生产。”
当时我已是中汽公司总工程师，当年万众景仰的“红旗”落到如此下场，作为汽车工业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
进口关键总成保障质量
“红旗”停产了，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还是需要防弹高级轿车的，为此，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国外的保险车，经过比较，进口产品的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我找到分管此项工作的田纪云副总理。我说:“‘红旗’存在一些问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企业对生产是高度重视、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所以车的总体指标并不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些重要的总成如发动机、转向、刹车等，自己生产质量难以保障。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进口，有了这些有保障的关键总成，‘红旗’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时我还谈到，“红旗”是中国自主生产的品牌，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先锋，“红旗”倒了，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我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听了我的汇报，田副总理表示赞同。他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汇报了“红旗”的情况，胡耀邦同志赞同我们的意见，并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
1983年10月22日，田副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生产检阅车的安排和“红旗”轿车改进的汇报。田副总理同意了我们的改进意见。会后，田副总理批了300万美元用于进口关键总成，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向一汽下达了“红旗”检阅车的生产任务，拉开了“红旗”复产的序幕。“红旗”的这次发展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一汽厂长黄兆銮、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要抓住机遇。“红旗”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形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对事关安全的重要零部件，在自己暂时解决不了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进口。一汽对这次试制检阅车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的重大战役，组织精兵强将投入试制。经过一汽人的刻苦努力，改进后的“红旗”动力性、操纵性、可靠性有了明显的改善，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
我找到对汽车工业一贯关心的薄一波同志，向他汇报了“红旗”改进的情况，又请他上车试乘。薄老试乘后赞不绝口，连声说“好、好”。我提出让他使用我们的新“红旗”，薄老很高兴地答应了。以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在我的游说下换了新“红旗”。“红旗”的复出成功了。
邓小平乘“红旗”检阅三军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检阅车其他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关键是那个可收放的车顶篷的防弹问题。顶篷是个软东西，这种防弹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派人到美国去买，花了1.8万美元向美国友升公司订了两套，但装车试验后达不到要求。再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他们乘机卡我们，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我们的军工系统是有实力的，经过一番努力，试制成功了。
1984年8月20日，两辆CA770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邓小平同志以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同志分别乘坐这两辆特制的检阅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因为一汽对这两辆特制的“红旗”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表彰他们在国庆阅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红旗”轿车也因此走出阴影，恢复了小批量生产。
“红旗”是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经典品牌，国外称它为中国的“劳斯莱斯”。我们造车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现在，“红旗”不但作为一个品牌保留下来，而且还在不断改进。
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签署了“奥迪”轿车产品技术转让协议，一汽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于1996年改造出了“红旗”CA7220。1998年，全新“红旗”CA7460在一汽诞生。这款“红旗”由于车身外貌和“奥迪”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在社会上也有不少议论。“红旗”经过这样改造，达到了“脱胎换骨”保证质量的目的，但老“红旗”的外形在国人心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认同，所以外形不应该“改头换面”。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形，毕竟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