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旅途。若与一本书相好，我便锁定这两处欢场。
　　夜晚斜靠床头，一切都安静下来，一切都沉落下去，这时候的我极易灵魂出窍，跳脱至半空，俯身去看一个幸福的人——我看见我捧着书，不拘哪里翻开来，都可以顺着看下去，一脸的安好与知足。我抚书，如抚着生命过往中的最爱，这一种形式上的永恒感，像月光，像大海，像礁岩，像凤凰老城的青砖，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雕刻……直到快乐地倦了，书从手中滑落，像刚刚服过迷幻药一样，以最舒展的姿势进入梦乡。
　　无市声乱耳，无案牍劳形，最天然最持久的床上之读应为侧卧，且是向右侧卧，想来这也是胎儿在子宫形成时的最初形态，所谓天成。
　　床上之读，两平方米加一盏台灯便能成就对世界的猜测。想粗俗，可以揣度大师们的吃喝拉撒；想高雅，可以一本正经地进行哲学体对话，在钞票好像LOGO的时代，这样低成本的精神之旅具有相当高的性价比。
　　美国作家安妮·法迪曼在随笔集《书趣》中写道：“在床上阅读，是在我们周遭拉起隐形的、无声的窗帘。至少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把我们藏进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错过的秘密满足感里。”我一下子被这段话击中，早年的场景砉然散落在眼前。
　　犹记得大学宿舍逼仄而乱，唯有床是一方高地，蚊帐一拉，各自四仰八叉，衣衫缭乱，万事舒坦。遇到好书，熄灯后，一只手电筒照到后半夜也是常有的事。没有课的日子就是仙姑的日子，每个人捧本书，读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再读一会儿，打饭打开水都是选派代表。
　　卡夫卡在致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写，“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女大学生年轻而无痕的身体正等待着各种砍伐，于是，我读了《呼啸山庄》《麦田里的守望者》《丰饶之海》《红字》等等。大学毕业前，又将它们打入行李，一路仓皇向南，很久没有折返故乡。
　　床那么私密，旅途那么公开，却相同地承载着一本书给予的安抚。带一本与心绪贴切的书上路，让它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有了一张紧握在手的底牌，各种暗喜笃定只有自己知道——这一趟糟糕不到哪里去，有书，怕什么。
　　去缅甸带了阿兰的《旅行的艺术》，去尼泊尔带了梁文道的《我執》。也曾带上《圣经》，尤其是那种包含时差概念、跨东西半球的大旅行，空中飞行十几个小时，在九重天外，读它，很应景。里面人物谱系复杂，隐喻如一个又一个的陷阱，须小心伺候，不得怠慢。
　　曾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东北平原广袤的黑土地上奔驰，觉得这天下太辽阔了，我的苍茫感紧随着无力感。坐在夜行列车上，染血夕阳从白桦林的苍绿树影间沉入不可知的黑暗，星星又大又亮，闪着冷光。这种时候，听觉和嗅觉格外敏锐，让人睡意全消，只好读书。行李里装着两本美国作家的书，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和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也许，我早就料到，东北平原与美洲大陆有着异曲同工的辽远，孤独的人写了孤独的书，应该很适合一趟漫长而孤独的旅程。
　　一个人睡一张大床以及一个人在路上旅行，床大地大，常常被误解成寂寥无边的事情。人类的群居习性，让人总是用成双成对来寄托美满。其实，一个人和一本好书完全可以结成最为亲密的关系。好书让一个人发现，他或她的选择没有错。
　　（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7月14日∕图 锦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