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屈原小学时，正是课间操时间，学生们并没有做体操，而是在操场上集体朗诵《橘颂》，约七、八十个孩子，一半站在操场，一半站在操场和教学楼之间的阶梯上。孩子们没有校服，穿戴不一，但色彩斑斓。一个学生拿着话筒，站在台阶上的旗杆下，领诵。这个孩子在同龄人中长得稍高点，形象帅气。
　　我站在屈原小学的教学楼上远眺，屈原庙和那棵高大的黄楝树清晰可见，阳光撒在一面坡上，明亮、神圣而又温暖，感觉诗和远方都在那里，一个伟大的诗人诞生于这个村子，让我们感到自豪。
　　一九九四年的屈原小学，还是土房子，四百多名学生。一个偶然的机缘，学校彻底变样了。葛洲坝电厂要在全国援建三所希望小学，其中一所就定在屈原的家乡。这是一份文化情怀，是对这片土地的厚爱。于是，几栋歪歪扭扭的土房子建成了高大洋气的楼房。还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资源：办公桌椅、书桌和文具、学生食堂不锈钢餐桌、电脑信息室、图书室、阅览室，图书，样样俱全，学校还设立了学习成绩奖和园丁教学奖等。
　　学校的食堂，窗明几净，清清爽爽。食堂每天每顿都将挑捡菜样贮存，以备有关部门检验，是否合乎卫生标准。餐厅柜子里，学生们的餐具摆放有序。
　　学生宿舍，被子叠成四方，毛巾色彩各异，一条一条，排列垂挂。一年级和学前班的孩子做得稍差一点。清洁卫生和一切整理都由学生自己来做，老师只来检查。这种整齐化一，也许只在军队才会看到。我真羡慕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我小时候上学，没有这般幸运，每天早早起床，去学校要跑一个小时山路，中午也没有午餐，课堂上常常饿得无精打采，读书没有正式课本，学习的东西零零碎碎。
　　良好的习惯是严格教育和训练出来的。我认识学校保育员易素文，五十多岁了，瘦瘦的。她的工作是教孩子们学会洗脸、洗澡、刷牙，学穿衣脱衣叠被子，教孩子们把鞋子放整齐，把毛巾挂好。易素文做保育员已十八年了，当年哭哭闹闹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回到村里，最想看望的是易老师，这是他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形象，是他们共同的妈妈。一个孩子在最需要爱的时候，是她给了温暖。
　　寄宿制，是偏僻山村特有的办学模式。以前，村村有小学，现在农村孩子减少了，几个村才有一个中心小学。也有的一个镇才有一到两所小学。交通不便，上学又远，只能让学生寄宿，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都是无奈的选择。
　　有的家长把学生放到学校寄宿，并不放心，怕委屈了孩子，把山上的家什搬下山，租房陪读，为孩子做饭、洗衣、陪住，让孩子感觉有家庭的温馨。
　　我向校长提出想去图书室和阅览室看看。
　　图书室共有六千多册，有些散乱，好像正在清理。各类书都有，但是关于屈原文化方面的少。全校学生不多，图书却汗牛充栋。只要愿读，有的是书。不知孩子们是否常常来借。
　　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曾搞得红红火火。在各年级中开设过“楚辞”课，让低年级背名句、中年级背名段、高年级背名篇，让每个学生会讲屈原的故事，把屈原的诗改成课本剧，孩子们都争着扮演屈原。老校长谭国粹能作诗会写文章，他编屈原的故事，徐宏沂书法底子好，负责写字，郝光举画画不错，做插图……把屈原的事迹和诗句制成一幅幅挂图，为了长久使用，不致损坏，将挂图又覆上薄膜，然后将这些张挂图连缀成长卷。每当课外活动，老师们将长卷抬出来，在校园墙面上铺排开去，一节课时间刚好从头讲到尾。孩子们都喜欢这样的课。了解了屈原、理解了诗句。每个班每周也轮流去屈原庙听骚坛诗人徐正端讲课。徐正端在屈原小学教过书，退休后就一直呆在屈原庙，研究屈原，写诗。
　　老师们也带孩子们去参观照面井、读书洞和玉米三丘。村里的每个景点，都有屈原的传说，在现场老师们稍加引导，学生们就能把故事铭记在心。谭国粹还将全体老师和学生带往葛洲坝电厂参观，与电厂子弟学校一起开展教学活动，让农村和城里的孩子手拉手，农村的孩子讲屈原的故事、背屈原的诗句，讲农村生活的艰难，城里的孩子讲城里的见闻，说一些让农村孩子感到新奇的事情，相互都学到了东西。
　　谭国粹的父亲曾是这所學生的老师，父亲教了三十多年的书，退休那年，谭国粹便走进了屈原小学，接过了父亲的粉笔头儿。如今，谭国粹快到退休年龄，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已有几年了，只教一门课，一天也只讲一节课，感到轻松，也有了读书的时间。他说，他研究战国的历史，也把《楚辞》放在手边，读读背背，对于屈原和那个时代研究不深，但要尽多的掌握一些，多学一点，就能多向学生灌输一些。
　　我翻了翻他的读书笔记，红墨水、蓝墨水抄录得满满的，都是关于屈原以及诗词格律等有关的知识。他还参照别人翻译《楚辞》的内容，把艰深的屈原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诗句。
　　其中有一首他写的诗：
　　端阳小雨绵绵降
　　故里溪流哗哗响
　　诗人墨客皆拭泪
　　悼念战国好栋梁
　　诗读起来平平，但表达的感情深深。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学生们稚嫩的声音，朗诵《橘颂》的诗句，还留在我耳边。
　　责任编辑：邱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