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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老醮会由延安市安塞县东部和宝塔区西北部3个乡镇的1 00余个自然村组成，是以传统信仰为基础，祭奠、超度和追念“(民国)十八年大年馑”中罹难的本地“三代亡灵”及陕北广袤土地上的“孤魂野鬼”，以“祈保平安”为主题词，综合承载献祭、诵经礼仪，以及医药卫生、美术、歌唱、舞蹈、手工艺制作等多种内容的民间活动组织。它在我们的民俗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灾难中挺起身
“十八年大年馑”是80多年前处于社会大动荡中的中国北方一场特大灾难，其持续年份之久、殃及地域之广都很惊人。灾难中心地陕西，1929年灾种曾多达7种，遍及全省92县。据1930年年底陕西省官方《陕灾报告》发布：全省有200多万人饿死，200多万人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当代有研究者认为，整个“十八年大年馑”中，陕西因灾死亡人数应有300多万，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相加约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300万的70％。
在陕北，这场灾荒早自1923年即已发生，连续十年始歇。官方《赈务总干事年度报告》曾称：当时陕北“西部三年迭遭歉收，东部客岁农收占二成至二成五，西部仅占一成至一成五……灾民白客秋起即纷纷迁避出境，至本年五月至人口总数仅剩十分之四，其中死于饥馑者亦复不少……至灾民食物代用品，大抵为草根、树叶、麸糠等”。与文件相比，民间的口述史更直击人心：草根掘光、树皮剥尽，到处土地焦红一片，饥民吃泥土、石头、牛粪；瘟疫断续反复了三五年，多处有牲畜大片瘟死、全家死光、全村逃亡的情况。逃亡途中卖女弃子和倒毙路旁、尸首被狼撕狗啃的事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多地发生人相食惨剧，人性与社会的道德底线面临崩溃危机。安塞县当时属于受灾较重区。2005年5月笔者曾听几位亲历者回忆当年闹瘟疫：
“那时根本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尚能动弹的人都翻山跑出去了。”(谢有福，阎岔村，83岁)
“小小的佛殿沟死了4个人之后，村里人开始慌了，能跑的就赶紧跑。我爷爷说：‘我老了，我不怕死，你们都走，我来看家。’我们全家跑到山上在石崖洞里躲了一个多月，看家的爷爷没躲过瘟疫，染病殁了。”(段英福，佛殿沟村，85岁)
“当时范家沟死牛，路上都不敢走人；上李家沟总共十来户人口，就死了六七个人，也死牛，只剩下段生贵家一头牛，也(病得)不会往起站了。”(王玉贵，边墙村，89岁)
安塞、延安一带当时还是“梢(树林)大人稀”，年馑期间这块土地敞开胸怀接纳了从北边更严重灾区逃下来的难民。大难压顶之际人们听到了那些素秉善义的“忌口人”
(陕北混源教居士的自称)呐喊“救人!救人”的声音(曹怀英，郭家峁，81岁)，他们挺身而出做各种实际救助工作，合饭、合药，组织村民收殓死尸，清扫消毒，为死者举办荐亡法事；忌口人为救助和超度死者不避瘟疫猖獗，有的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民国十七年(1928年)瘟疫势炽，安塞县陈家洼的大师傅，安师、蔡师，边墙的高丕谋，仙人桥的李兴善，窑则沟的郑长舂，海眼塔的杨师等十几个忌口人联合起来，商议“抬出佛爷”救世安乱，平定人心。他们在安塞云台山上办起一场醮会，向佛爷祈祷：“能保佑一方生灵平安，以后年年给您老打醮。”结果当地瘟疫真的平息了，故此，第二年醮会就继续打开了。起初只有山下周边7个村子参加，是一个小会，家住安塞县边墙村的王国治(王玉贵的父亲)是延安老醮会的第一任会长，以后不断有村庄加入，到40年代就成为有九大分会的“老醮会”了。
众生的普渡
1933年安塞新任县长吉天相向老醮会赠匾，匾文“普度众生”。事实上延安老醮会80多年反复完成和验证的主题乃是“众生的普度”——九个分会依序轮流，每年转换一村主会；每次主会村村民一齐动手制作大量“平安吊”(彩染墨书加剪刻的纸笺)，张挂路口、会场和各户门，并赠送九大会各利；集体扎制和装置大型纸塔，悬挂于村头河流上空；“伞头”带领年轻人唱“阳歌”打腰鼓“禳症”，沿门子、迎神；妇女热衷参加做供品、献祭、礼拜等公众仪式；不分男女老幼参加“转幡”，为当年罹难的本地亡灵及四方孤魂饿鬼诵经超度、祈福、施食撒浆汤；设专灶，向各村赴会人众供给“神饭”(即当年的“合饭”)、“神药”(即“合药”)；吸引各村群众参加“转灯”，憧憬来年的健康幸福。其中所有费用，以主会村按户募捐为主，以九大会村民募捐赞助为辅，体现的是在困境中克己助人救世的情怀。
老醮会正会日是二月初二，准备工作往往提早多天，“平安吊”甚至在腊月就制作了；正月二十八开始扎制纸塔，山谷间抻绳索悬起三座纸塔是醮会召开的标志，对亡灵与孤魂发出召唤。每座纸塔皆由三个小塔里外层套合成，外观浑实饱满，象征七级浮屠。
“佛堂”每年择地搭建。二月初一晨，忌口人诵经，吹鼓手奏乐，巫神领人抬起楼轿，会长、主家和村民将神像、神位、神影及醮坛一应用品从临时安身的窑屋请出，列队送入会场安置于佛堂内。老醮会有两乘楼轿(小型木质阁楼，形似小轿子，下出四条腿，内置小神像或神位)，一属老佛爷，一属药王；神灵附轿后，抬着楼轿“圈村”——让祥瑞洒遍整个村庄，护佑全体村民健康平安。
献祭从正月二十九日开始，二十九到二月初一皆为群众自愿上供，正月初二的前九供为9个分会的会供，第十供为总会的会供，其后是个人年前已预订的供。每次上供都由忌口人、乐队、端供人及阳歌队组成队列，进入会场先叩拜献供佛堂，然后叩拜和献供于韦陀、祈醮大士以及其他各神坛。供品由忌口人制作，包括高供2碟，果碟12个，菜碗24个，水果碟4个。阳歌中唱供品名目：“梨赤枣白葡扎扎／蘑菇木耳结成瓜／金针玉线碗面子／七奇八海九改刀”，全素的。忌口人说12果碟代表12个月，24菜碗意指24节气，4水果碟表示四季，数量也暗含着祈保平安的愿望。
迎神、每次献祭、每场转幡和转灯、迎会、送会都要唱阳歌打腰鼓，阳歌队阵容与歌舞水平就是人们对主会村经济实力及办会成功度的评价指标。阳歌队员连日从早跳到晚，不是陕北好后生还真撑不下来。阳歌中多唱“保平安”，唱给神听是为升华虔诚的情志，唱给人听是为鼓励生活的信心。
打破地狱救亡灵
三场转幡意在“破地狱”“救亡灵”。幡场多选村外较宽广的平地，立四根木杆，用绳子围起约12×8米的长方区域；四边绳上各吊三角形小旗一面，黄色布质，两斜边缀红色焰形饰；旗上各书“东胜神洲”“北俱芦洲”“西牛贺洲”“南部赡洲”，代表字宙方位。场中心竖一高杆，杆顶绑一柄大扫帚；一面橙红色地“六字真言”巨幡高挂杆上，幡下端直拖至地面。人云“栽下幡杆照来鬼”，是特意召集苦海孤魂的。
出发前在佛坛、韦陀神案和祈醮大士像前拜祭、禀告，请诸神灵和“合村三代以上亡灵”同行。忌口人执手幡、捧经、奏乐走前，抱三代亡灵牌位的会长跟随，后依次为执事銮驾、伞头领队的阳歌队以及村民，作一 路纵队。在幡场区，忌口人带队按五行方位反复进出幡场四边，“转八卦”“走须弥山”，路线盘旋绵长，节奏庄穆舒缓。同时，执事人将大量特制馍馍裹入巨幡下端，如囊般挽挂幡杆下部，一会长提瓷罐执勺在场外遍洒小米浆饭。转毕，全体跪场内听忌口人幡下诵经，会长在幡场四角上香。诵经毕，会长解开杆上幡囊，取出馒头掰碎向远方抛撒，向所有饿鬼冤魂施食；人群男女老少皆伸手抢接，场面活跃。会长绕场浇清水，象征向众鬼魂洒甘露。最后伞头领腰鼓队唱阳歌。唱罢，集体起立，依原队离开幡场，送亡灵牌位归位。
“祈醮大士”蓬发赤身、枯瘦如柴、肋骨凸现、体色青绿，浑然一个受尽折磨的饿鬼化身；他的“影”(布质画像)挂在佛堂院外某个角落，处身僻陋而所受礼拜颇尊——忌口人在他像前格外虔敬，诵经时不停地从手拿的馍馍上掐下碎屑丢到地上。这形同饿鬼又名“面然鬼王”者，原来是发下宏愿不度尽世间冤鬼誓不升西天的地藏菩萨，忌口人《地藏王赞》唱：“大士面然，救苦寻深，幽冥地府你为尊；同领众孤魂，哀愍慈悲，永远度众生。”他是救饥民出水火第一线上的“志愿者”!每年二月二夜老醮会最后一道仪程“送孤魂”，就是到他“影”前就地燃烛焚香烧纸，报告醮会顺利成功，而“孤魂爷”又是他陕北化、民众化了的名号，他才是苦难者的主心骨。
人神一理
人敬神，神助人、也敬重帮助自己的人，这是会众宣称的“人神一理”。提供佛堂场所、办灶场地的，办会出大力、送来布施的，乃至打制了楼轿的，楼轿都要一一登门致谢。抬楼轿是件很奇异的事，但其动作表情与人相通：随队伍行进中楼轿会前后摆荡显示欢快，有人拦轿拜祭楼轿就上下震荡一下表示接受。迎接布施时楼轿的行进简直就是舞蹈，行云流水般非常惬意。
会期有三场“转灯”(“转九曲”)。由19×19盏彩灯组成围棋盘似的灯场，内设9个星位(南方丙丁水星君，西方庚辛金星君，北方任癸水德星君，东方甲乙木星君，罗喉星君，太阳星君，计都星君，太阴星君，中央戊己土星君)形成九宫，每星位树一面旗，中央戊己土星位旗最大。在灯场南边中部搭建彩门，分设入、出两个口。转灯前集体告神，焚香纸、诵经、祷告，唱阳歌。转灯要一次走遍全场不交叉不重复，路线曲折如迷宫。场内各星位旗下都接受转灯人的捐献布施，满足人消灾去厄的心愿，同时也默许中青年夫妇私下里“偷灯”，认为会祛病消灾、给子嗣带来好运。锣鼓响起来，队伍转起来，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的心境放松了；年轻人手挽手在灯阵中奔跑，母亲与孩子的笑靥在夜色中绽放，老醮会从那严肃乃至悲怆的心灵救赎的压抑气氛中完全转变过来了，人世间的生机蓬勃而出。
民间信仰是传统乡俗文化的深层动力，秉持信仰的乡村祭祀往往是支撑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根系。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由他们催生的集体行为和艺术活动，曾发挥出慰藉民众、鼓励人们生存的勇气，具有维系社会安定的积极意义。依托圣灵而导引人性，通过自组的醮会，以集体救助他人的方式而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这种“人神一理”的理念，按照基层民众的理解，融聚了本土社会“义”“愍”的伦理内质，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智慧。延安老醮会也因此成为陕北精神文化史的一部分，成为活的纪念碑。
从灾难中挺起身
“十八年大年馑”是80多年前处于社会大动荡中的中国北方一场特大灾难，其持续年份之久、殃及地域之广都很惊人。灾难中心地陕西，1929年灾种曾多达7种，遍及全省92县。据1930年年底陕西省官方《陕灾报告》发布：全省有200多万人饿死，200多万人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当代有研究者认为，整个“十八年大年馑”中，陕西因灾死亡人数应有300多万，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相加约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300万的70％。
在陕北，这场灾荒早自1923年即已发生，连续十年始歇。官方《赈务总干事年度报告》曾称：当时陕北“西部三年迭遭歉收，东部客岁农收占二成至二成五，西部仅占一成至一成五……灾民白客秋起即纷纷迁避出境，至本年五月至人口总数仅剩十分之四，其中死于饥馑者亦复不少……至灾民食物代用品，大抵为草根、树叶、麸糠等”。与文件相比，民间的口述史更直击人心：草根掘光、树皮剥尽，到处土地焦红一片，饥民吃泥土、石头、牛粪；瘟疫断续反复了三五年，多处有牲畜大片瘟死、全家死光、全村逃亡的情况。逃亡途中卖女弃子和倒毙路旁、尸首被狼撕狗啃的事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多地发生人相食惨剧，人性与社会的道德底线面临崩溃危机。安塞县当时属于受灾较重区。2005年5月笔者曾听几位亲历者回忆当年闹瘟疫：
“那时根本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尚能动弹的人都翻山跑出去了。”(谢有福，阎岔村，83岁)
“小小的佛殿沟死了4个人之后，村里人开始慌了，能跑的就赶紧跑。我爷爷说：‘我老了，我不怕死，你们都走，我来看家。’我们全家跑到山上在石崖洞里躲了一个多月，看家的爷爷没躲过瘟疫，染病殁了。”(段英福，佛殿沟村，85岁)
“当时范家沟死牛，路上都不敢走人；上李家沟总共十来户人口，就死了六七个人，也死牛，只剩下段生贵家一头牛，也(病得)不会往起站了。”(王玉贵，边墙村，89岁)
安塞、延安一带当时还是“梢(树林)大人稀”，年馑期间这块土地敞开胸怀接纳了从北边更严重灾区逃下来的难民。大难压顶之际人们听到了那些素秉善义的“忌口人”
(陕北混源教居士的自称)呐喊“救人!救人”的声音(曹怀英，郭家峁，81岁)，他们挺身而出做各种实际救助工作，合饭、合药，组织村民收殓死尸，清扫消毒，为死者举办荐亡法事；忌口人为救助和超度死者不避瘟疫猖獗，有的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民国十七年(1928年)瘟疫势炽，安塞县陈家洼的大师傅，安师、蔡师，边墙的高丕谋，仙人桥的李兴善，窑则沟的郑长舂，海眼塔的杨师等十几个忌口人联合起来，商议“抬出佛爷”救世安乱，平定人心。他们在安塞云台山上办起一场醮会，向佛爷祈祷：“能保佑一方生灵平安，以后年年给您老打醮。”结果当地瘟疫真的平息了，故此，第二年醮会就继续打开了。起初只有山下周边7个村子参加，是一个小会，家住安塞县边墙村的王国治(王玉贵的父亲)是延安老醮会的第一任会长，以后不断有村庄加入，到40年代就成为有九大分会的“老醮会”了。
众生的普渡
1933年安塞新任县长吉天相向老醮会赠匾，匾文“普度众生”。事实上延安老醮会80多年反复完成和验证的主题乃是“众生的普度”——九个分会依序轮流，每年转换一村主会；每次主会村村民一齐动手制作大量“平安吊”(彩染墨书加剪刻的纸笺)，张挂路口、会场和各户门，并赠送九大会各利；集体扎制和装置大型纸塔，悬挂于村头河流上空；“伞头”带领年轻人唱“阳歌”打腰鼓“禳症”，沿门子、迎神；妇女热衷参加做供品、献祭、礼拜等公众仪式；不分男女老幼参加“转幡”，为当年罹难的本地亡灵及四方孤魂饿鬼诵经超度、祈福、施食撒浆汤；设专灶，向各村赴会人众供给“神饭”(即当年的“合饭”)、“神药”(即“合药”)；吸引各村群众参加“转灯”，憧憬来年的健康幸福。其中所有费用，以主会村按户募捐为主，以九大会村民募捐赞助为辅，体现的是在困境中克己助人救世的情怀。
老醮会正会日是二月初二，准备工作往往提早多天，“平安吊”甚至在腊月就制作了；正月二十八开始扎制纸塔，山谷间抻绳索悬起三座纸塔是醮会召开的标志，对亡灵与孤魂发出召唤。每座纸塔皆由三个小塔里外层套合成，外观浑实饱满，象征七级浮屠。
“佛堂”每年择地搭建。二月初一晨，忌口人诵经，吹鼓手奏乐，巫神领人抬起楼轿，会长、主家和村民将神像、神位、神影及醮坛一应用品从临时安身的窑屋请出，列队送入会场安置于佛堂内。老醮会有两乘楼轿(小型木质阁楼，形似小轿子，下出四条腿，内置小神像或神位)，一属老佛爷，一属药王；神灵附轿后，抬着楼轿“圈村”——让祥瑞洒遍整个村庄，护佑全体村民健康平安。
献祭从正月二十九日开始，二十九到二月初一皆为群众自愿上供，正月初二的前九供为9个分会的会供，第十供为总会的会供，其后是个人年前已预订的供。每次上供都由忌口人、乐队、端供人及阳歌队组成队列，进入会场先叩拜献供佛堂，然后叩拜和献供于韦陀、祈醮大士以及其他各神坛。供品由忌口人制作，包括高供2碟，果碟12个，菜碗24个，水果碟4个。阳歌中唱供品名目：“梨赤枣白葡扎扎／蘑菇木耳结成瓜／金针玉线碗面子／七奇八海九改刀”，全素的。忌口人说12果碟代表12个月，24菜碗意指24节气，4水果碟表示四季，数量也暗含着祈保平安的愿望。
迎神、每次献祭、每场转幡和转灯、迎会、送会都要唱阳歌打腰鼓，阳歌队阵容与歌舞水平就是人们对主会村经济实力及办会成功度的评价指标。阳歌队员连日从早跳到晚，不是陕北好后生还真撑不下来。阳歌中多唱“保平安”，唱给神听是为升华虔诚的情志，唱给人听是为鼓励生活的信心。
打破地狱救亡灵
三场转幡意在“破地狱”“救亡灵”。幡场多选村外较宽广的平地，立四根木杆，用绳子围起约12×8米的长方区域；四边绳上各吊三角形小旗一面，黄色布质，两斜边缀红色焰形饰；旗上各书“东胜神洲”“北俱芦洲”“西牛贺洲”“南部赡洲”，代表字宙方位。场中心竖一高杆，杆顶绑一柄大扫帚；一面橙红色地“六字真言”巨幡高挂杆上，幡下端直拖至地面。人云“栽下幡杆照来鬼”，是特意召集苦海孤魂的。
出发前在佛坛、韦陀神案和祈醮大士像前拜祭、禀告，请诸神灵和“合村三代以上亡灵”同行。忌口人执手幡、捧经、奏乐走前，抱三代亡灵牌位的会长跟随，后依次为执事銮驾、伞头领队的阳歌队以及村民，作一 路纵队。在幡场区，忌口人带队按五行方位反复进出幡场四边，“转八卦”“走须弥山”，路线盘旋绵长，节奏庄穆舒缓。同时，执事人将大量特制馍馍裹入巨幡下端，如囊般挽挂幡杆下部，一会长提瓷罐执勺在场外遍洒小米浆饭。转毕，全体跪场内听忌口人幡下诵经，会长在幡场四角上香。诵经毕，会长解开杆上幡囊，取出馒头掰碎向远方抛撒，向所有饿鬼冤魂施食；人群男女老少皆伸手抢接，场面活跃。会长绕场浇清水，象征向众鬼魂洒甘露。最后伞头领腰鼓队唱阳歌。唱罢，集体起立，依原队离开幡场，送亡灵牌位归位。
“祈醮大士”蓬发赤身、枯瘦如柴、肋骨凸现、体色青绿，浑然一个受尽折磨的饿鬼化身；他的“影”(布质画像)挂在佛堂院外某个角落，处身僻陋而所受礼拜颇尊——忌口人在他像前格外虔敬，诵经时不停地从手拿的馍馍上掐下碎屑丢到地上。这形同饿鬼又名“面然鬼王”者，原来是发下宏愿不度尽世间冤鬼誓不升西天的地藏菩萨，忌口人《地藏王赞》唱：“大士面然，救苦寻深，幽冥地府你为尊；同领众孤魂，哀愍慈悲，永远度众生。”他是救饥民出水火第一线上的“志愿者”!每年二月二夜老醮会最后一道仪程“送孤魂”，就是到他“影”前就地燃烛焚香烧纸，报告醮会顺利成功，而“孤魂爷”又是他陕北化、民众化了的名号，他才是苦难者的主心骨。
人神一理
人敬神，神助人、也敬重帮助自己的人，这是会众宣称的“人神一理”。提供佛堂场所、办灶场地的，办会出大力、送来布施的，乃至打制了楼轿的，楼轿都要一一登门致谢。抬楼轿是件很奇异的事，但其动作表情与人相通：随队伍行进中楼轿会前后摆荡显示欢快，有人拦轿拜祭楼轿就上下震荡一下表示接受。迎接布施时楼轿的行进简直就是舞蹈，行云流水般非常惬意。
会期有三场“转灯”(“转九曲”)。由19×19盏彩灯组成围棋盘似的灯场，内设9个星位(南方丙丁水星君，西方庚辛金星君，北方任癸水德星君，东方甲乙木星君，罗喉星君，太阳星君，计都星君，太阴星君，中央戊己土星君)形成九宫，每星位树一面旗，中央戊己土星位旗最大。在灯场南边中部搭建彩门，分设入、出两个口。转灯前集体告神，焚香纸、诵经、祷告，唱阳歌。转灯要一次走遍全场不交叉不重复，路线曲折如迷宫。场内各星位旗下都接受转灯人的捐献布施，满足人消灾去厄的心愿，同时也默许中青年夫妇私下里“偷灯”，认为会祛病消灾、给子嗣带来好运。锣鼓响起来，队伍转起来，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的心境放松了；年轻人手挽手在灯阵中奔跑，母亲与孩子的笑靥在夜色中绽放，老醮会从那严肃乃至悲怆的心灵救赎的压抑气氛中完全转变过来了，人世间的生机蓬勃而出。
民间信仰是传统乡俗文化的深层动力，秉持信仰的乡村祭祀往往是支撑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根系。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由他们催生的集体行为和艺术活动，曾发挥出慰藉民众、鼓励人们生存的勇气，具有维系社会安定的积极意义。依托圣灵而导引人性，通过自组的醮会，以集体救助他人的方式而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这种“人神一理”的理念，按照基层民众的理解，融聚了本土社会“义”“愍”的伦理内质，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智慧。延安老醮会也因此成为陕北精神文化史的一部分，成为活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