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庞朴先生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先生学识渊博，思路宽广，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每每新见迭出。他气度温文尔雅，说话不瘟不火，与人相处时是宽厚长者。因此，学者圈中多尊称他为“庞公”。
　　结识庞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庞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1982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唤，并和朱维铮教授一起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在整个80年代，他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发表演说数十次、撰写大量文章，推動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庞公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80年代文化热”主将。只是他埋首学问，没有闲功夫在媒体上出风头。
　　1985年的一个春日，听说庞公到上海来讲学了，我就赶紧去拜访他。在复旦大学一座幽静的小楼里，听他就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谈谈看法。他说：“现在我国正处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经济目标。社会上流传着‘一工二农三财贸，有空再来抓文教’的说法，似乎并无改变。要把发展文化摆到相当的位置，一般人认为不合时宜。但应该看到，目前的经济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应该看到这是出于迫不得已的现实原因，绝不能因而忽视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即整个文化背景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他又说：“对西方文化固然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想到腐朽没落，在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不能把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都看成消极落后的。只有那些对中华传统文化既无了解，对西方文化精髓也无认识的人，才会放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去追逐西方那些浮面上的声色犬马。有人主张文化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抛弃传统文化，这是极端错误的。这里面既有一个民族自信心问题，也有一个中华文化的价值问题。中国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只能从中华文化出发，同时勇敢地大量地吸收西方文化精华。”
　　他还说：“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既处于我国近代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又是对外经济往来最大口岸，这就决定了上海文化的特征。北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海既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又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因素。因而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扩散的窗口，又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内地传播的前沿，形成了开放型多样化的文化。假如丢掉了这一点，也就不成其为上海文化了。但这二三十年来上海文化发展却愈益落后，或者说有些糟糕。上海一旦失去文化优势，就会失去人才优势；失去人才优势，随之也就失去经济优势。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就会动摇。”当年我曾经将庞公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后公开发表。可以说，他的见解不仅在80年代是最深刻的，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那次谈话后，我和庞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只要他来上海，或者我去北京，都会见面聊天，在我出国后才中断了联系。直到七八年前，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才有机会约了庞公、孙长江和包遵信一起喝酒聊天。庞公告诉我，他这些年的学术兴趣，一方面集中在对出土简帛的研究，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开辟了“简帛研究”网站，另一方面则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
　　1995年春，庞公访问海德堡大学。在黑格尔当年的讲堂里，他想起黑格尔的放言高论，说中国没有“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黑格尔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164年，庐山脚下有一位叫方以智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作《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是后来黑格尔常讲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深度比起黑格尔来毫无逊色。方以智可以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者。于是，庞公发愿着手注释方以智的这部论著。相信庞公的此一研究必将给当今学界一记当头棒喝！听说他近年长居济南。待到成书之日，我当携酒远赴泉城，和庞公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