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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雪漠的《野狐岭》以独特的叙述视角阐述了爱恨与生命的关系，通过人物的爱恨，探讨存在之外的存在意义。《野狐岭》叙述策略的合法性与文本之外的意义共同实现小说的主题表达。文本由人物的叙述上升到形而上的生命哲学的思考，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雪漠 《野狐岭》 爱恨 生命哲学 叙述策略
在苍凉的大漠里，雪漠用尽灵魂的力量为世人展现西部的生命和神话，丰富文学地域之维。除“大漠三部曲”外，近几年出版的《野狐岭》是其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小说讲述了百年前两支驼队消失在野狐岭的故事。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野狐岭》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足，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野狐岭》小说的灵魂或超越性叙述进行探讨，如张凡、党文静的《生命质感和灵魂的超越——评雪漠的〈野狐岭〉》对小说灵魂主题的探讨，以及韩一睿《叙述人称与叙述时间在〈野狐岭〉中的运用》，从叙述人称和叙述时间的角度解读文本的形式，实现《野狐岭》的叙述学理论层面的解读，但该研究局限于在文本形式的解读。本文将结合文本叙述策略与生命哲学来分析《野狐岭》，并把其放入文学史中进一步探究小说的文学价值。
不同于之前的小说，雪漠的《野狐岭》在叙述模式上采用时空的非线性，多个人物声音并行的超现象灵魂叙述，构造西部的灵魂史。于文本层面，作者设定文本中的幽魂为叙述者兼主人公双重身份，并在人物视角的来回切换中实现其文本叙述的合法性。在形而上的层面，小说探讨当生命脱离实体存在，如何通过此岸世界的爱恨到达彼岸的灵魂以进行自救？除此之外，对于文本的外部环境，《野狐岭》超越世俗之维的神话叙述，于文学发展来说是否是一种补充？这样的现代神话的叙述是否为当今社会人和文学的精神困境反映？面对小说带来的诸多疑惑，本文将通过解读《野狐岭》中的爱恨、生命、叙述策略之间的关系，探讨《野狐岭》小说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灵魂的自述：文本中的爱恨、生命与叙述
爱恨构成整篇小说的情感脉络，人物爱恨界限的打破，回归原点，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人类的爱与恨，一直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尽管《野狐岭》有新的尝试，仍无法脱离人类共性的情感问题。在小说《野狐岭》中，将爱恨放置于人与动物之间，分别以原始思维和社会伦理规范思维两个不同的视角，提出众生平等的假设，检验两种视角下的情感是否不同。当然，作者用非理性的叙述方式使假设成立。围绕这个假设，文本设立了两条线索：木鱼妹与马在波的爱恨演变，动物蒙驼和汉驼之间的情感关系。两条线索并行展开，通过人物自述式的对话，使原属两个不同场域的生命体在时空交混的叙述空间实现平等，以此探讨人与动物的情感问题。首先，就人类世界而言，木鱼妹与马在波两个人物分别代表爱与恨的情感矛盾，其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悖论式恋爱，使人物因情感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并且族群的仇恨使二者的情感更为复杂。木鱼妹原本是充满爱的人物，但仇恨将她妖魔化，占据人物的主要情感位置。当她遇到马在波后，她在仇恨中重拾爱的情感。不同于木鱼妹的情感变化，马在波则希望通过钻研佛理而获得救赎，他规避情感，把它降为零度，但木鱼妹却攻破了他的情感堡垒，使他从神性回归人性。二者因爱驱除异质的情感，世俗的情感消解了人物所信仰的“崇高”情感，从而使人物超脱世俗，实现自我升华。此外，小说还采用大量的篇幅叙述骆驼黄煞神的情感世界，相较人的情感，骆驼的情感更加原始纯粹。骆驼们无论是对自我威严的建立，还是面对母驼的情感叛变，他们处理情感的方式野蛮而简单。两种不同情感的对比显示，一方是异化的社会情感，另一方则是原始的自然情感，二者在生命面前都是等同的。当生命不存在则爱恨不对立，情感回到初生的状态，在生命的原点，重新认识生命从而超越存在获得意义。
爱恨的超越与存在问题产生了对立关系，从而使文本转向形而上的生命哲学探讨，通过生命之外的存在实现灵魂的救赎。作者以感性突破理性的人伦界限，设置更为自由的空间解读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在时空错位下，活者“我”与幽魂们展开一场关于越过生死的存在探讨。当这些幽魂以生命实体存在时，他们的生命处于社会的常规，被赋予诸多的外在社会价值，无法实现自我定位。而当人物以非实体的形式存在时，透过生死他们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如木鱼妹的自述：“无论我有着怎样的身份，在自己的眼中，我仅仅是个女人，是一个会唱木鱼歌的女人。其他一切身份，都是命运或是别人给我的，只有这木鱼妹，是我愿意当的。”所以，“我”明白：“在野狐岭里，我本来是个道具，虽然很重要，但道具仅仅是道具。不过，这世上啥不是道具呢？”生命无关角色，而在于如何在既定的命运中认识自己。小说中的野狐岭实质是命运的隐喻，所以无论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齐飞卿，还是空行母木鱼妹、骆驼黄煞神，都被历史投射出与他们本身所不同的镜像。但经历生命归程后，他们一致认为生命是被规训的形式，他们只能在限定的命运圈里完成生命赋予他们的使命。当生命超脱爱恨，才能超越个体存在意义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由此实现生命本真的回归即灵魂的自救。
小说《野狐岭》对生命哲学的探讨不仅表现在文本的具体内容，同样渗透于文本独特的叙述策略中。文本独特的叙述模式与其灵魂自救相得益彰。小说采用会议记录的叙述策略，每个人物既是故事的角色，又是文本的叙述者，视角的来回切换实现人物叙述的自由。同时，小说多处出现显性作者“雪漠”，一方面表明文本叙述的不可靠，另一方面隐藏作者真实的意图，使叙述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将文本的意义延伸到文本之外。叙述的自由使文本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断裂，但非线性的时空的叙述弥补文本的逻辑缝隙，从而使断裂的叙述变得合理。文本时间的非线性和多個视角的切换，在叙述层面上强化文本的生命哲学主题。但文本独特的叙述容易消解文本指向的意义，使主题在文本形式中被稀释，以致文本中存在的探讨变得虚无，那么作者的探讨究竟是存在还是虚无？是否二者都同在探讨范围之内？而存在与虚无的探讨是否更能体现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作者的非指向性意图呢？
二、灵魂的自救：叙述与生命的对话
关键词：雪漠 《野狐岭》 爱恨 生命哲学 叙述策略
在苍凉的大漠里，雪漠用尽灵魂的力量为世人展现西部的生命和神话，丰富文学地域之维。除“大漠三部曲”外，近几年出版的《野狐岭》是其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小说讲述了百年前两支驼队消失在野狐岭的故事。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野狐岭》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足，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野狐岭》小说的灵魂或超越性叙述进行探讨，如张凡、党文静的《生命质感和灵魂的超越——评雪漠的〈野狐岭〉》对小说灵魂主题的探讨，以及韩一睿《叙述人称与叙述时间在〈野狐岭〉中的运用》，从叙述人称和叙述时间的角度解读文本的形式，实现《野狐岭》的叙述学理论层面的解读，但该研究局限于在文本形式的解读。本文将结合文本叙述策略与生命哲学来分析《野狐岭》，并把其放入文学史中进一步探究小说的文学价值。
不同于之前的小说，雪漠的《野狐岭》在叙述模式上采用时空的非线性，多个人物声音并行的超现象灵魂叙述，构造西部的灵魂史。于文本层面，作者设定文本中的幽魂为叙述者兼主人公双重身份，并在人物视角的来回切换中实现其文本叙述的合法性。在形而上的层面，小说探讨当生命脱离实体存在，如何通过此岸世界的爱恨到达彼岸的灵魂以进行自救？除此之外，对于文本的外部环境，《野狐岭》超越世俗之维的神话叙述，于文学发展来说是否是一种补充？这样的现代神话的叙述是否为当今社会人和文学的精神困境反映？面对小说带来的诸多疑惑，本文将通过解读《野狐岭》中的爱恨、生命、叙述策略之间的关系，探讨《野狐岭》小说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灵魂的自述：文本中的爱恨、生命与叙述
爱恨构成整篇小说的情感脉络，人物爱恨界限的打破，回归原点，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人类的爱与恨，一直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尽管《野狐岭》有新的尝试，仍无法脱离人类共性的情感问题。在小说《野狐岭》中，将爱恨放置于人与动物之间，分别以原始思维和社会伦理规范思维两个不同的视角，提出众生平等的假设，检验两种视角下的情感是否不同。当然，作者用非理性的叙述方式使假设成立。围绕这个假设，文本设立了两条线索：木鱼妹与马在波的爱恨演变，动物蒙驼和汉驼之间的情感关系。两条线索并行展开，通过人物自述式的对话，使原属两个不同场域的生命体在时空交混的叙述空间实现平等，以此探讨人与动物的情感问题。首先，就人类世界而言，木鱼妹与马在波两个人物分别代表爱与恨的情感矛盾，其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悖论式恋爱，使人物因情感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并且族群的仇恨使二者的情感更为复杂。木鱼妹原本是充满爱的人物，但仇恨将她妖魔化，占据人物的主要情感位置。当她遇到马在波后，她在仇恨中重拾爱的情感。不同于木鱼妹的情感变化，马在波则希望通过钻研佛理而获得救赎，他规避情感，把它降为零度，但木鱼妹却攻破了他的情感堡垒，使他从神性回归人性。二者因爱驱除异质的情感，世俗的情感消解了人物所信仰的“崇高”情感，从而使人物超脱世俗，实现自我升华。此外，小说还采用大量的篇幅叙述骆驼黄煞神的情感世界，相较人的情感，骆驼的情感更加原始纯粹。骆驼们无论是对自我威严的建立，还是面对母驼的情感叛变，他们处理情感的方式野蛮而简单。两种不同情感的对比显示，一方是异化的社会情感，另一方则是原始的自然情感，二者在生命面前都是等同的。当生命不存在则爱恨不对立，情感回到初生的状态，在生命的原点，重新认识生命从而超越存在获得意义。
爱恨的超越与存在问题产生了对立关系，从而使文本转向形而上的生命哲学探讨，通过生命之外的存在实现灵魂的救赎。作者以感性突破理性的人伦界限，设置更为自由的空间解读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在时空错位下，活者“我”与幽魂们展开一场关于越过生死的存在探讨。当这些幽魂以生命实体存在时，他们的生命处于社会的常规，被赋予诸多的外在社会价值，无法实现自我定位。而当人物以非实体的形式存在时，透过生死他们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如木鱼妹的自述：“无论我有着怎样的身份，在自己的眼中，我仅仅是个女人，是一个会唱木鱼歌的女人。其他一切身份，都是命运或是别人给我的，只有这木鱼妹，是我愿意当的。”所以，“我”明白：“在野狐岭里，我本来是个道具，虽然很重要，但道具仅仅是道具。不过，这世上啥不是道具呢？”生命无关角色，而在于如何在既定的命运中认识自己。小说中的野狐岭实质是命运的隐喻，所以无论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齐飞卿，还是空行母木鱼妹、骆驼黄煞神，都被历史投射出与他们本身所不同的镜像。但经历生命归程后，他们一致认为生命是被规训的形式，他们只能在限定的命运圈里完成生命赋予他们的使命。当生命超脱爱恨，才能超越个体存在意义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由此实现生命本真的回归即灵魂的自救。
小说《野狐岭》对生命哲学的探讨不仅表现在文本的具体内容，同样渗透于文本独特的叙述策略中。文本独特的叙述模式与其灵魂自救相得益彰。小说采用会议记录的叙述策略，每个人物既是故事的角色，又是文本的叙述者，视角的来回切换实现人物叙述的自由。同时，小说多处出现显性作者“雪漠”，一方面表明文本叙述的不可靠，另一方面隐藏作者真实的意图，使叙述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将文本的意义延伸到文本之外。叙述的自由使文本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断裂，但非线性的时空的叙述弥补文本的逻辑缝隙，从而使断裂的叙述变得合理。文本时间的非线性和多個视角的切换，在叙述层面上强化文本的生命哲学主题。但文本独特的叙述容易消解文本指向的意义，使主题在文本形式中被稀释，以致文本中存在的探讨变得虚无，那么作者的探讨究竟是存在还是虚无？是否二者都同在探讨范围之内？而存在与虚无的探讨是否更能体现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作者的非指向性意图呢？
二、灵魂的自救：叙述与生命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