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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经历了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时期、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期。目前，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反常与回归，在全球化时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遏制挑战者、谁强打谁成为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典型表现。
【关键词】美国 现实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至今，美国对外战略深刻参与并塑造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尽管其对外战略表现样态多变且众说纷纭，但一些基本的脉络及典型表现依然值得思考。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主要是以高成本方式为主、低成本方式为辅来实施对外战略的。
经过内战完成国家统一的美国，在19世纪末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工业化时代，国家硬实力获得极大提升。同时，美国共和党一党独强，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国家组织能力与对外战略的决策能力。因此，该时期的美国逐渐摆脱了崛起时期的外交窘境。19世纪的美国，首要的防御对象是英国。美国认为英国人是最危险的侵略者，阻止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获得边缘地带。美国开始把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宣布“门罗主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安全线不仅推向了三洋，即北冰洋、大西洋与太平洋，而且登陆了欧洲、亚洲，驻军欧亚大陆，将安全线从美国的海洋周边推向对手与潜在对手的陆地周边。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开启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权力转化，沿着现实主义路径一路狂奔，依靠实力获取安全与外交空间。美国在巩固住其周边即西半球利益后，加快发展海洋强国，冲向欧亚大陆。在半个世纪的对外战略实施历程中，美国呈现出了赤裸裸的单边主义，以美国的国家实力收割欧洲在美洲、亚洲的殖民地，将传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化为雅尔塔体系，将西方的欧洲中心转化为美国中心，世界传统秩序在美国面前坍塌了。
在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美国主要通过高成本方式，即大规模战争等，并辅之以低成本方式，即自由贸易等，实施对外战略。在此期间，诞生于丛林法则中的美国，并不掩饰自己对以实力单方面表达意志与利益的热情和冲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由贸易在对外战略中的成本问题。仅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历程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属于低成本的对外战略。因为美国可以依靠自己强大的生产与经贸实力，通过自由贸易而非坚船利炮打开一国或者世界市场。在自由贸易方面，美国展现了其“后发优势”。比如，当欧洲列强经过一系列战争瓜分清王朝这个古老帝国时，美国以“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之名要求分一杯羹，随后美国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政治乃至“道义”回报。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期，美国执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主要是以低成本方式为主、高成本方式为辅来实施对外战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美国面对的是残破的欧亚大陆，传统欧洲强国风光不再，需要静养疗伤。此时，美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实力独大，美国内部共和党与民主党势力大致平衡，虽然依然存在争论，但党派共识很快达成，即坚决遏制彼时实力强大的苏联。这一次，美国可以把自己的枪放在身边，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宣示与构建世界秩序，在自认为关键的时刻与关键的地点扣动扳机。混合着美国权力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的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战略时代来临了。有学者指出，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仅作为国际关系理念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致力于将多边合作以及国际制度与美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强大权力结合起来，从而按照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改造国际体系，最终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具体而言，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由四点构成：一是持续且规模较大的军费开支；二是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和国际金融政策；三是对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四是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以及相配套的行为。
然而，在自由国际主义外衣之下的，是美国隐性的单边主义。第一，自由国际主义是依托于美国权力的，美国权力支撑并定义了国际制度。第二，自由国际主义是等级制的，国际制度依靠国家实力分配权重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只要有需要，美国就会采取单边行动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其原动力来自于第一点。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外交思想和行为模式，单边主义一直贯穿于美国外交史中，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形式与程度并不相同”。在美国国家实力令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时，美国开始“文明”地构建国际秩序，但这其实只不过是在实力与单边主义的铁拳外，戴着天鹅绒的手套，比如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法等。
在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低成本方式，即调动盟友、构建多边机制、支持自由贸易等，辅之以高成本的方式，即发动局部战争、奉行隐性单边主义等，实施对外战略。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构筑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同盟体系、规模最大的国际制度体系，冷战时参与了热战，冷战后挑起了局部战争。
当前，美国对外战略开始逐渐回归，即从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向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回归。其实施外交战略的方式，向主要依靠高成本方式回归。典型的表现包括在全球化时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遏制挑战者并坚决实施谁强打谁等。
当前的美国政府由沿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制度路径转向沿着现实主义的权力路径发展，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美国优先”，不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当前的美国正在向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代说再见。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看出，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以及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调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相同或相似的部分，比如强调大国竞争、注重硬实力、青睐单边主义等得到了突出和强调，不同的认知和做法相互之间做出了妥协。该报告一方面的确带有强烈的特朗普色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的主张。在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代悄然退却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方式开始回归于以高成本方式为主。 第一，高调宣布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初期，尚属于低成本方式。因为届时各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世界经济体系还不成熟，贸易保护主义对实施者、被实施者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是显见和可预期的。但是，随着金融、投资、服务、生产、劳动力等的全球流动与联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难以预知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在相互伤害中提高所有国际成员的对外战略成本。事实上，美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回归到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老问题，即国家对外战略是服务于政治安全利益，还是服务于经济利益。而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色彩似乎更浓。但是为了经济利益，无原则地颠覆全球化、刺激政治安全议题，无疑将付出高昂的成本。
第二，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宿命。在一个特定时期与区域内，力量与观念配置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挑战者与守成者，于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对有限区域内某一历史进程的有限和有选择的概括或总结，简言之，它只是局部经验的不完全总结。由于区域发展、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同步，一些国家或个人出于各自的利益利用这种不同步，于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人们常用的甚至无需审慎思考的词汇或概念。“陷阱论”长期流行于美国学术界，而当前我国也有一些人沉浸于此。“陷阱论”既可能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我与他者催眠，即说着说着，自我与他者都信了；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实施定点进攻，遏制任何挑战者，并坚决实施谁强打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一度对于“扩张”与“收缩”无法达成共识，但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整体收缩趋势加强。美国在整体收缩的背景下，仍摇摆于局部突进的“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之间。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表示将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美国国内社会对于中国的战略正在逐渐达成共识，即从对华接触与遏制并存，到视中国为竞争者，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的战略，开始锁定中国，展开有针对性的定点进攻。
事实上，无论美国官方与学界如何公开解读“印太战略”的“超然”，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宣称解决中美贸易不公平的“公平”问题，其背后都暴露了美国传统外交战略的回调，即美国在重拾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明知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伤害，明知“修昔底德陷阱”坑人坑己，明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极锁定第二大经济体会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在遏制欧亚大陆任何挑战者这一传统地缘政治谶语的作用下，美国再次走上誰强打谁的老路。举例而言，冷战时期的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美国运用综合遏制战略将苏联拖垮。冷战时期日本乘势而起，成为西方阵营里的第二大强国，美国运用经济战略使日本陷入经济“停滞”。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对外战略似乎又在故伎重演。
美国对外战略以单边主义为中轴，摇摆于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之间。中国在美国依赖权力路径实施显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目睹了国际关系的混乱与国家命运的波折；中国在美国依赖制度路径实施隐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经历了国际关系的无序与有序化以及国家命运的上升。因此，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应该思考4C模式，即冲突（conflict）、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
冲突模式，即在美国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往往出现激烈的冲突。比如，清王朝末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中美之间曾经爆发了正面的冲突。
竞争模式，即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往往呈现出竞争关系。比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与政治领域存在竞争关系。
合作模式，即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出现合作关系。比如，冷战时期中美合作对抗苏联、奥巴马时期中美合作达成巴黎气候协定。
事实上，中美关系的最优选择是合作模式，次劣选择是竞争模式，最劣选择是冲突模式。作为最优选择的合作模式、次劣选择的竞争模式，均出现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而作为最劣选择的冲突模式则出现在美国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纵观中美关系，我们往往很难实现最优选择，努力回避最劣选择，经常面对次劣选择。
目前，美国正在由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回归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因此，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应着眼于协调模式，即通过协作、协商来调整、处理中美关系，努力避免中美关系的最劣选项，避免爆发冲突。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王浩：《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
②王栋、孙冰岩：《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12 期。
③袁征：《美国为何偏爱单边主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12期。
④邵育群：《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美国 现实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至今，美国对外战略深刻参与并塑造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尽管其对外战略表现样态多变且众说纷纭，但一些基本的脉络及典型表现依然值得思考。
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主要是以高成本方式为主、低成本方式为辅来实施对外战略的。
经过内战完成国家统一的美国，在19世纪末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工业化时代，国家硬实力获得极大提升。同时，美国共和党一党独强，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国家组织能力与对外战略的决策能力。因此，该时期的美国逐渐摆脱了崛起时期的外交窘境。19世纪的美国，首要的防御对象是英国。美国认为英国人是最危险的侵略者，阻止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获得边缘地带。美国开始把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宣布“门罗主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安全线不仅推向了三洋，即北冰洋、大西洋与太平洋，而且登陆了欧洲、亚洲，驻军欧亚大陆，将安全线从美国的海洋周边推向对手与潜在对手的陆地周边。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开启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权力转化，沿着现实主义路径一路狂奔，依靠实力获取安全与外交空间。美国在巩固住其周边即西半球利益后，加快发展海洋强国，冲向欧亚大陆。在半个世纪的对外战略实施历程中，美国呈现出了赤裸裸的单边主义，以美国的国家实力收割欧洲在美洲、亚洲的殖民地，将传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化为雅尔塔体系，将西方的欧洲中心转化为美国中心，世界传统秩序在美国面前坍塌了。
在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美国主要通过高成本方式，即大规模战争等，并辅之以低成本方式，即自由贸易等，实施对外战略。在此期间，诞生于丛林法则中的美国，并不掩饰自己对以实力单方面表达意志与利益的热情和冲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由贸易在对外战略中的成本问题。仅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历程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属于低成本的对外战略。因为美国可以依靠自己强大的生产与经贸实力，通过自由贸易而非坚船利炮打开一国或者世界市场。在自由贸易方面，美国展现了其“后发优势”。比如，当欧洲列强经过一系列战争瓜分清王朝这个古老帝国时，美国以“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之名要求分一杯羹，随后美国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政治乃至“道义”回报。
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期，美国执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主要是以低成本方式为主、高成本方式为辅来实施对外战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美国面对的是残破的欧亚大陆，传统欧洲强国风光不再，需要静养疗伤。此时，美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实力独大，美国内部共和党与民主党势力大致平衡，虽然依然存在争论，但党派共识很快达成，即坚决遏制彼时实力强大的苏联。这一次，美国可以把自己的枪放在身边，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宣示与构建世界秩序，在自认为关键的时刻与关键的地点扣动扳机。混合着美国权力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的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战略时代来临了。有学者指出，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仅作为国际关系理念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致力于将多边合作以及国际制度与美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强大权力结合起来，从而按照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改造国际体系，最终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具体而言，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由四点构成：一是持续且规模较大的军费开支；二是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和国际金融政策；三是对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四是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以及相配套的行为。
然而，在自由国际主义外衣之下的，是美国隐性的单边主义。第一，自由国际主义是依托于美国权力的，美国权力支撑并定义了国际制度。第二，自由国际主义是等级制的，国际制度依靠国家实力分配权重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只要有需要，美国就会采取单边行动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其原动力来自于第一点。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外交思想和行为模式，单边主义一直贯穿于美国外交史中，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形式与程度并不相同”。在美国国家实力令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时，美国开始“文明”地构建国际秩序，但这其实只不过是在实力与单边主义的铁拳外，戴着天鹅绒的手套，比如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法等。
在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低成本方式，即调动盟友、构建多边机制、支持自由贸易等，辅之以高成本的方式，即发动局部战争、奉行隐性单边主义等，实施对外战略。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构筑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同盟体系、规模最大的国际制度体系，冷战时参与了热战，冷战后挑起了局部战争。
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典型表现
当前，美国对外战略开始逐渐回归，即从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向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回归。其实施外交战略的方式，向主要依靠高成本方式回归。典型的表现包括在全球化时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遏制挑战者并坚决实施谁强打谁等。
当前的美国政府由沿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制度路径转向沿着现实主义的权力路径发展，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美国优先”，不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当前的美国正在向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代说再见。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看出，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以及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调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相同或相似的部分，比如强调大国竞争、注重硬实力、青睐单边主义等得到了突出和强调，不同的认知和做法相互之间做出了妥协。该报告一方面的确带有强烈的特朗普色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的主张。在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代悄然退却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方式开始回归于以高成本方式为主。 第一，高调宣布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初期，尚属于低成本方式。因为届时各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世界经济体系还不成熟，贸易保护主义对实施者、被实施者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是显见和可预期的。但是，随着金融、投资、服务、生产、劳动力等的全球流动与联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难以预知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在相互伤害中提高所有国际成员的对外战略成本。事实上，美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回归到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老问题，即国家对外战略是服务于政治安全利益，还是服务于经济利益。而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色彩似乎更浓。但是为了经济利益，无原则地颠覆全球化、刺激政治安全议题，无疑将付出高昂的成本。
第二，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宿命。在一个特定时期与区域内，力量与观念配置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挑战者与守成者，于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对有限区域内某一历史进程的有限和有选择的概括或总结，简言之，它只是局部经验的不完全总结。由于区域发展、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同步，一些国家或个人出于各自的利益利用这种不同步，于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人们常用的甚至无需审慎思考的词汇或概念。“陷阱论”长期流行于美国学术界，而当前我国也有一些人沉浸于此。“陷阱论”既可能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我与他者催眠，即说着说着，自我与他者都信了；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实施定点进攻，遏制任何挑战者，并坚决实施谁强打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一度对于“扩张”与“收缩”无法达成共识，但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整体收缩趋势加强。美国在整体收缩的背景下，仍摇摆于局部突进的“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之间。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表示将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美国国内社会对于中国的战略正在逐渐达成共识，即从对华接触与遏制并存，到视中国为竞争者，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的战略，开始锁定中国，展开有针对性的定点进攻。
事实上，无论美国官方与学界如何公开解读“印太战略”的“超然”，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宣称解决中美贸易不公平的“公平”问题，其背后都暴露了美国传统外交战略的回调，即美国在重拾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明知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伤害，明知“修昔底德陷阱”坑人坑己，明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极锁定第二大经济体会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在遏制欧亚大陆任何挑战者这一传统地缘政治谶语的作用下，美国再次走上誰强打谁的老路。举例而言，冷战时期的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美国运用综合遏制战略将苏联拖垮。冷战时期日本乘势而起，成为西方阵营里的第二大强国，美国运用经济战略使日本陷入经济“停滞”。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对外战略似乎又在故伎重演。
中美关系的4C模式及其选择
美国对外战略以单边主义为中轴，摇摆于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之间。中国在美国依赖权力路径实施显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目睹了国际关系的混乱与国家命运的波折；中国在美国依赖制度路径实施隐性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时期，经历了国际关系的无序与有序化以及国家命运的上升。因此，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应该思考4C模式，即冲突（conflict）、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
冲突模式，即在美国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往往出现激烈的冲突。比如，清王朝末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中美之间曾经爆发了正面的冲突。
竞争模式，即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往往呈现出竞争关系。比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与政治领域存在竞争关系。
合作模式，即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中美之间出现合作关系。比如，冷战时期中美合作对抗苏联、奥巴马时期中美合作达成巴黎气候协定。
事实上，中美关系的最优选择是合作模式，次劣选择是竞争模式，最劣选择是冲突模式。作为最优选择的合作模式、次劣选择的竞争模式，均出现在美国实施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而作为最劣选择的冲突模式则出现在美国实施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对外战略时期。纵观中美关系，我们往往很难实现最优选择，努力回避最劣选择，经常面对次劣选择。
目前，美国正在由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回归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因此，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应着眼于协调模式，即通过协作、协商来调整、处理中美关系，努力避免中美关系的最劣选项，避免爆发冲突。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王浩：《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
②王栋、孙冰岩：《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12 期。
③袁征：《美国为何偏爱单边主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12期。
④邵育群：《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