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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盛夏，穿行在河西走廊的山水间，是一种别致的体验。以前只见于书本上的种种风物和轶闻，好像一时间活了起来。上古帝王遣使西游，以重金求美玉，开通了西玉东输的孔道。数个世纪之后，沿着这条蜿蜒的玉石之路，天竺佛法越过葱岭，远渡流沙，东传人中土。随着弘法高僧的次第到来，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相继由北印度输入大月氏、安息、康居，再由此传人疏勒、莎车、于阗、子合等国。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文化拉锯战之后，佛教终于在4世纪初年扎根中土。此时中国的北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刚刚拉开序幕，佛教初入华土的辉煌和喧嚣，恰好与这个充斥着“乱与篡”的时代彼此重叠。敦煌就在这个时刻登场了。
抵达瓜州的那一晚，我站在住所的窗前向西望去，在散尽余温的清凉夜色里，我仿佛能够嗅到来自西边沙漠的气息。敦煌近在咫尺。次日一早驱车前往，远远望去，崖壁上的石窟如鸟巢累累，鼓动着探访者的好奇心，在烈日的蒸烤中，我们一行人拾级而上。
推开158窟的大门，酷暑顿时消隐无形，潮湿阴凉的空气里夹杂了一丝尘土腾起的气味。当眼睛逐渐适应了黯淡的光线之后，石窟开始显示出一种梦幻般的视觉幻境。一尊典雅的卧佛赫然横陈于西壁前的通壁横长的佛坛上，双目半闭，唇含笑意，天衣下垂呈水波纹状。洞窟的南壁塑有迦叶雕像，北壁塑弥勒，卧佛身后绘有两排举哀者像，上排绘19身菩萨像，下排绘17身罗汉像，以及14身天龙八部护神像；在涅槃像足部上方北壁，绘有《各国王子举哀图》，表现了在俗信徒因得知释迦入灭而陷入极度悲痛的场景。
斜阳慢慢坠入对面的山坳。从狭窄的洞口射入的余晖，是观想佛像时最佳的光源。讲解员关掉手电筒，刚才还吵吵嚷嚷的一行人突然陷入一种毫无征兆的沉默中。这样的沉默以一种神秘的力量重构着我们的知觉世界。佛陀从者哀哀痛哭的场面，仿佛在我头脑中启动了一个发散式联想的开关按钮，剺面、粟特人、火祆教、开红山、二郎神……这些名词搅动了洞窟里的静谧空气，将我的思绪从西北的黄沙中一直拉到中国南方的山岭间。好吧，那就从这幅《各国王子举哀图》说起吧。
壁画所见的哀悼者13人，或缚头巾，或披发于肩，或戴裘帽，多高鼻深目，浓眉虬髯，与古籍中记述的胡人形象大抵相类，他们的身份应当是中亚或西域的帝王。面对释迦的人灭，他们的哀悼方式显得十分惨烈，割耳、削鼻、刺胸，令人目不忍睹，前排左起第一人蓄长发，裸上身，手持双刀，刺向自己袒露的前胸；第二人身穿翻领长袍，头缠窄巾，左手捏鼻，右手持刀切割；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头戴小冠，身着圆领窄袖花色长袍，左手揪耳，右手持刀而割。
由于时空阻隔，当代人已经很难从情感上理解这种苈面截耳以致哀念的惊人举动了。考诸史籍，汉文文献中关于“剺面”的记载最初见于汉代，《后汉书》卷19《耿秉传》称“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梨面即赘面，匈奴人以这种方式来哀悼巡边七年的东汉度辽将军耿秉，此事在《东观汉记》中也有记载：
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
古籍中有关苈面的文献相对集中出现在《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如《周书·异域传下》记载：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戚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绕帐走马七匝，一诣门，以刀嫠面且哭，血泪俱流。
《隋书·突厥传》云：
（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
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哭，
以刀划面，血泪交加，七度而止。
女性也有剺面之事。《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记载了唐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嫁回纥葛勒可汗去世后的情况：
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
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
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
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
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
回纥法，剺面大哭，竞以无子得归。
《洛阳伽蓝记·宋云行记》里这样记载于阗国的葬礼：
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
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劈面以为哀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刀毁伤面部的哀悼方式，在犍陀罗和印度本土的佛陀涅槃图中难寻其踪，在汉译《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等佛经中也无记载，也就是说，剺面举哀原本不是佛教的葬礼。既然如此，它为何会出现在敦煌158窟释迦人灭的场景当中？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追索剺面的痕迹，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新疆克孜尔石窟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中，出现了割耳、割鼻的场景。上排的五个人装束各异，中间一名男性身着窄袖翻领服，头蓄短发，右手持一小刀向额头扎去：下排右起第二人着突厥服饰，右手持刀划向额头。
在中亚粟特故地片治肯特2号遗址南墙的正厅上，有大型壁画《哀悼图》，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苈面习俗的盛行，画面上绘六位粟特人，下绘五位突厥人，同在死者帐前剺面截耳。
从族群源头上来看，剺面举哀原本是北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标志性葬仪，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粟特人在汉文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其本邦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西方文献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粟特”，亦即索格底亚那的简称。史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随着粟特人来华经商，敦煌地区的粟特聚落在公元4世纪初年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考察剺面之俗，必然要追索到中亚粟特人对火祆教的崇奉。火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曾作为萨珊波斯国的国教兴盛一时。该教以《阿维斯陀》为经典，基本教义是认为宇宙存在善与恶两种神灵，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意为智慧之王，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秩序、真理的化身；恶神安格拉是黑暗、死亡、破坏、谎言、恶行的化身。礼拜圣火是祆教最重要的仪式，祆教教徒在祭祀时非常注意保持火的洁净，只用清洁干燥的木柴香料和供品置于火中，用火烹调时也要十分小心，不可让器皿里的食物溢出滴到火里，而且必须让火保持经久不熄。 唐五代至宋初，随着粟特聚落在敦煌地区的形成，祆教文化在此地臻于鼎盛，其影响甚至波及当时的政治中心。据苏鹗记载，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得病时，曾召请粟特术士米蜜作“灯法”疗疾，这位粟特术士所谓的“灯法”就是在祆庙中燃灯祈祷的仪式。又如S.2241《公主君者状上北宅夫人》记载：
孟冬渐寒，伏维北宅夫人司空小娘子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君者者，人马平善，而口口，不用忧心，即当妙矣，切嘱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倘劫不望。
所谓“祆寺燃灯”，显然是有礼拜圣火的含义。在归义军时期，政府定期支出一定的灯油用于祆寺燃灯，敦煌卷子P.4640《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就保留了公元899～901年张承奉时期赛祆活动中支出“画纸”的记录。S.1366《归义军使衙内面油破用历》载：
十七日，准旧城东祆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耖面二斗，灌肠九升。
S.2474《归义军使衙内油粮破历》记载：“城东祆灯油二升。”又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3记载，沙州东1里处有祆祠，“其周迥一百步”，约合150米，祠内立袄主，庙内一年四季都悬挂有画着粟特神祗的白画，并时常举行设供、燃灯、雩祭等祭祀活动。
玄奘在贞观年间行至敦煌，亲睹粟特聚落的拜火之俗，他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中记载了康国的拜火盛景：“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粟特本土和中国境内的粟特人聚居地发现了若干祆教祠庙遗址，祆祠壁画中多次出现火坛的形象。如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的粟特人虞弘墓石棺床座上有圣火坛；2000年5月发现的陕西西安粟特人安伽的石棺墓，门额正面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仰覆莲上承圆盘，盘内置薪火。
在烈焰腾腾的圣火坛前举行剺面之仪，这样的场景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图证。日本滋贺县美穗博物馆馆藏的粟特人画像石就是一例。画像石的后屏上是展现火祆教葬仪场面的浅浮雕。一位身着长袍站立的长者立在火坛前，后面尾随四人，两跪两立，均持小刀作苈面状。
直至20世纪初期，西北的剺面之风仍有残留，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8对新疆哈萨克葬仪的记载中就提到：
其俗，夫死，妇皆毁容。戚友吊唁者对之痛哭，以爪抓面，流血为戚，否则鄙笑之，以为无情。
如今，西域粟特人的踪迹已经随着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而湮没难循了。然而，文化传统的绵长生命力，如同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总是在不经意的时空里突然闪现。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隆务河两岸的热贡农区，每年农历六月都要举行祭祀二郎神的“六月会”，其中有一项奇特的“开红山”仪式，当地法师（即“拉瓦”）会用匕首划破男性舞蹈者的额顶，令其血流满面地到场内献舞，来祭祀阿米木洪（即二郎神）。“六月会”上的“开红山”，会不会就是这幅壁画中剺面风俗的遗存或变形？
这样的联想仿佛是过于跳跃和冒昧了，然而考虑到二郎神阿米木洪原本是西域祆教神祇，这一想法又似乎并非无据可依。作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民间说唱文学、戏曲神话中的著名形象，二郎神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知名度颇高，尤其是在四川地区，《蜀都碎事》谓蜀人奉二郎神为川主，历代香火隆盛，自北宋以来就有“雄踞两川”的势头。今天我们一提到这尊额开三目、携犬伏魔、喜欢羊祭血食的战斗神，通常会立刻想起《西游记》中齐天大圣与灌口二郎神杨戬的那场著名的战斗。在《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观音保举玉皇大帝的外甥、“显圣二郎真君”下凡擒拿妖猴，这位道教小郎君伶牙俐齿，骁勇善战，把齐天大圣杀得团团转。有意思的是，在元、明时期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二郎神醉射锁魔镜》、《灌口二郎斩健蛟》等话本杂剧中，二郎神也无一例外是道教神祇，元代《搜神广记》干脆称他为“清源妙道真君”。这些重重叠叠的道教色彩，掩盖了二郎神作为西域祆教神的原貌。事实上，三目、携犬、喜用羊祭的特征，都指明了这尊神祇的西北血源。
二郎神信仰的分布北起青海、甘肃，南抵滇中，这正是被称作“藏彝走廊”的地区，古代一直是羌胡的活动范围。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大夏与蜀地之间就已经有了民间商贸往来；汉唐时期，“昭武九姓”的粟特商人因利所趋，往来侨寓行商，自青海一岷蜀古道南下，在成都平原形成了粟特聚落，当时成都西门外有大秦寺，专门供奉西域祆教神。又如《隋书·何妥传》记载了川西郫县的何氏家族：
（何）妥本为西域人也，父细
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随着粟特人的南下，火祆教信仰亦随之流布，藏彝走廊一线的二郎神崇拜正是其遗痕。
元、明、清以来的小说、戏曲中，二郎神的形象都是额开天眼，手持三尖两刃枪，牵哮天犬，作三头六臂之变化。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载，五代时前蜀主王衍出行，“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祆神”。对于当时蜀地百姓而言，灌口祆神一定是一个相当熟悉的神祇，所以才能见蜀主而想起与其装扮相类的灌口祆神来。这位丰采照人、高调出镜的蜀主，令人不禁想起祆教大神维施帕卡。在前文提到的片治肯特壁画中，维施帕卡三头六臂，身着铠甲，手持三又戟，灌口祆神与维施帕卡的联系，可谓一目了然。
灌江口的川主二郎神可能是源出西北火祆教，这一判断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藏彝走廊一带在祭祀二郎神时普遍用到的羊祭。奉羊为牺牲，是粟特系祆教祭祀的传统。据敦煌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二册《高昌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账》记载：
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
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
至少在五代时期，蜀中就已有火祆庙见诸史载，这一时期灌口地区也可能存在着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
《朱子语类》描述了蜀人祭祀二郎神的盛况： 今逐年人户赛祭，杀数万来头
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
项税前利路。
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记载：
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
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
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
羊至四万余。
范成大《吴船录》记载：“祠祭甚盛，岁刲羊五万。”
洪迈《夷坚志》亦载：
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
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万口。当神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
今天青海热贡地区的“六月会”上，还可以找到用羊祭祀二郎神的风俗，据《青海同仁地区民间宗教信仰考察报告》称，杀活羊祭山神的“燔羊祭”是整个热贡地区“六月会”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在隆务村，“六月会”常年以七只活羊为供祭，直到1984年，当地法师极力劝阻杀牲血祭，才开始改用糌粑拌的体型不大的七只仿造的羊为替代品。苏乎日村的“六月会”到1994年还以四只羊作为祭祀二郎神阿米木洪的牺牲。这些来自田野民族志的信息，与我们在古籍中看到的用羊祭祀川主二郎神的记载，可谓一脉相承，藏彝走廊沿线的粟特火祆教遗俗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白北而南地闪烁着零星的光芒。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敦煌《各国王子举哀图》了。它与热贡“六月会”上“开红山”之间的关联，远远不是火祆教的单一因素能够解释清楚的。的确，在火坛前行剺面仪，以求通达上天，这是粟特祆教的典型仪式，不过也要考虑到氐羌族系沿藏彝走廊向南移动的问题。在粟特商人沿青海古道南下之前数个世纪，氐人的南迁就已经开始了。三目神盛行的地区，与氐人的活动区域是一致的，三目风俗扩散的范围，也与氐人的迁徙路线大致重合。从陇南到川北、康藏一带，自古以来多有三目神。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区尖扎县尕队村的“六月会”上，二郎神的形象是青面獠牙，三日圆睁，头戴五方莲花帽，右手持宝剑，左手持金元宝；周屯二郎神也是三目，红发，怀抱兵器；郭麻日村山神庙里的二郎神像同样是三目，头戴文官双翅帽，身穿土族长袍。《邛崃县志》卷3记载：“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面上块垒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民国年间，庄学本《嘉戎民族考察记》云其在嘉绒地区亲见有额中嵌入一粒石头的康巴藏人；川西雅安地区的青衣神、岷江白马氐人祭祖的面具也都是三目。
早就感觉敦煌是一个有着神奇气场的地方，身临其境，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力所不能及的渺小感。我们走出洞窟，站在山下向上举目望去，密密麻麻的洞窟里，究竟隐藏了多少惊人的秘密，我永远无从知晓；几代学者为之献出了韶华岁月，敦煌却依然是一个谜。受职业训练而习以为常的那种求知的过程，事实上并不能帮助我融入这窟幽暗的涅槃图，所有那些关于佛陀入灭、从者哀悼的知识，都显得无力而啰嗦。我时常觉得，学术生涯虽然能满足求知的快乐，但求知的过程，却是一种以考证、类比和推论来取代直觉体验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久立于寂寂无声的洞窟中，我突然明白，学者之书触碰到的，也许只是真理的皮相，唯有直觉才能够捉住流动不定的真理内核，或者说，发端于直觉的漫想，才应当是把握真理的起点。
抵达瓜州的那一晚，我站在住所的窗前向西望去，在散尽余温的清凉夜色里，我仿佛能够嗅到来自西边沙漠的气息。敦煌近在咫尺。次日一早驱车前往，远远望去，崖壁上的石窟如鸟巢累累，鼓动着探访者的好奇心，在烈日的蒸烤中，我们一行人拾级而上。
推开158窟的大门，酷暑顿时消隐无形，潮湿阴凉的空气里夹杂了一丝尘土腾起的气味。当眼睛逐渐适应了黯淡的光线之后，石窟开始显示出一种梦幻般的视觉幻境。一尊典雅的卧佛赫然横陈于西壁前的通壁横长的佛坛上，双目半闭，唇含笑意，天衣下垂呈水波纹状。洞窟的南壁塑有迦叶雕像，北壁塑弥勒，卧佛身后绘有两排举哀者像，上排绘19身菩萨像，下排绘17身罗汉像，以及14身天龙八部护神像；在涅槃像足部上方北壁，绘有《各国王子举哀图》，表现了在俗信徒因得知释迦入灭而陷入极度悲痛的场景。
斜阳慢慢坠入对面的山坳。从狭窄的洞口射入的余晖，是观想佛像时最佳的光源。讲解员关掉手电筒，刚才还吵吵嚷嚷的一行人突然陷入一种毫无征兆的沉默中。这样的沉默以一种神秘的力量重构着我们的知觉世界。佛陀从者哀哀痛哭的场面，仿佛在我头脑中启动了一个发散式联想的开关按钮，剺面、粟特人、火祆教、开红山、二郎神……这些名词搅动了洞窟里的静谧空气，将我的思绪从西北的黄沙中一直拉到中国南方的山岭间。好吧，那就从这幅《各国王子举哀图》说起吧。
壁画所见的哀悼者13人，或缚头巾，或披发于肩，或戴裘帽，多高鼻深目，浓眉虬髯，与古籍中记述的胡人形象大抵相类，他们的身份应当是中亚或西域的帝王。面对释迦的人灭，他们的哀悼方式显得十分惨烈，割耳、削鼻、刺胸，令人目不忍睹，前排左起第一人蓄长发，裸上身，手持双刀，刺向自己袒露的前胸；第二人身穿翻领长袍，头缠窄巾，左手捏鼻，右手持刀切割；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头戴小冠，身着圆领窄袖花色长袍，左手揪耳，右手持刀而割。
由于时空阻隔，当代人已经很难从情感上理解这种苈面截耳以致哀念的惊人举动了。考诸史籍，汉文文献中关于“剺面”的记载最初见于汉代，《后汉书》卷19《耿秉传》称“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梨面即赘面，匈奴人以这种方式来哀悼巡边七年的东汉度辽将军耿秉，此事在《东观汉记》中也有记载：
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
古籍中有关苈面的文献相对集中出现在《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如《周书·异域传下》记载：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戚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绕帐走马七匝，一诣门，以刀嫠面且哭，血泪俱流。
《隋书·突厥传》云：
（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
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哭，
以刀划面，血泪交加，七度而止。
女性也有剺面之事。《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记载了唐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嫁回纥葛勒可汗去世后的情况：
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
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
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
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
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
回纥法，剺面大哭，竞以无子得归。
《洛阳伽蓝记·宋云行记》里这样记载于阗国的葬礼：
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
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劈面以为哀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刀毁伤面部的哀悼方式，在犍陀罗和印度本土的佛陀涅槃图中难寻其踪，在汉译《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等佛经中也无记载，也就是说，剺面举哀原本不是佛教的葬礼。既然如此，它为何会出现在敦煌158窟释迦人灭的场景当中？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追索剺面的痕迹，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新疆克孜尔石窟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中，出现了割耳、割鼻的场景。上排的五个人装束各异，中间一名男性身着窄袖翻领服，头蓄短发，右手持一小刀向额头扎去：下排右起第二人着突厥服饰，右手持刀划向额头。
在中亚粟特故地片治肯特2号遗址南墙的正厅上，有大型壁画《哀悼图》，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苈面习俗的盛行，画面上绘六位粟特人，下绘五位突厥人，同在死者帐前剺面截耳。
从族群源头上来看，剺面举哀原本是北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标志性葬仪，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粟特人在汉文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其本邦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西方文献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粟特”，亦即索格底亚那的简称。史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随着粟特人来华经商，敦煌地区的粟特聚落在公元4世纪初年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考察剺面之俗，必然要追索到中亚粟特人对火祆教的崇奉。火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曾作为萨珊波斯国的国教兴盛一时。该教以《阿维斯陀》为经典，基本教义是认为宇宙存在善与恶两种神灵，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意为智慧之王，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秩序、真理的化身；恶神安格拉是黑暗、死亡、破坏、谎言、恶行的化身。礼拜圣火是祆教最重要的仪式，祆教教徒在祭祀时非常注意保持火的洁净，只用清洁干燥的木柴香料和供品置于火中，用火烹调时也要十分小心，不可让器皿里的食物溢出滴到火里，而且必须让火保持经久不熄。 唐五代至宋初，随着粟特聚落在敦煌地区的形成，祆教文化在此地臻于鼎盛，其影响甚至波及当时的政治中心。据苏鹗记载，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得病时，曾召请粟特术士米蜜作“灯法”疗疾，这位粟特术士所谓的“灯法”就是在祆庙中燃灯祈祷的仪式。又如S.2241《公主君者状上北宅夫人》记载：
孟冬渐寒，伏维北宅夫人司空小娘子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君者者，人马平善，而口口，不用忧心，即当妙矣，切嘱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倘劫不望。
所谓“祆寺燃灯”，显然是有礼拜圣火的含义。在归义军时期，政府定期支出一定的灯油用于祆寺燃灯，敦煌卷子P.4640《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就保留了公元899～901年张承奉时期赛祆活动中支出“画纸”的记录。S.1366《归义军使衙内面油破用历》载：
十七日，准旧城东祆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耖面二斗，灌肠九升。
S.2474《归义军使衙内油粮破历》记载：“城东祆灯油二升。”又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3记载，沙州东1里处有祆祠，“其周迥一百步”，约合150米，祠内立袄主，庙内一年四季都悬挂有画着粟特神祗的白画，并时常举行设供、燃灯、雩祭等祭祀活动。
玄奘在贞观年间行至敦煌，亲睹粟特聚落的拜火之俗，他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中记载了康国的拜火盛景：“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粟特本土和中国境内的粟特人聚居地发现了若干祆教祠庙遗址，祆祠壁画中多次出现火坛的形象。如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的粟特人虞弘墓石棺床座上有圣火坛；2000年5月发现的陕西西安粟特人安伽的石棺墓，门额正面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仰覆莲上承圆盘，盘内置薪火。
在烈焰腾腾的圣火坛前举行剺面之仪，这样的场景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图证。日本滋贺县美穗博物馆馆藏的粟特人画像石就是一例。画像石的后屏上是展现火祆教葬仪场面的浅浮雕。一位身着长袍站立的长者立在火坛前，后面尾随四人，两跪两立，均持小刀作苈面状。
直至20世纪初期，西北的剺面之风仍有残留，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8对新疆哈萨克葬仪的记载中就提到：
其俗，夫死，妇皆毁容。戚友吊唁者对之痛哭，以爪抓面，流血为戚，否则鄙笑之，以为无情。
如今，西域粟特人的踪迹已经随着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而湮没难循了。然而，文化传统的绵长生命力，如同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总是在不经意的时空里突然闪现。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隆务河两岸的热贡农区，每年农历六月都要举行祭祀二郎神的“六月会”，其中有一项奇特的“开红山”仪式，当地法师（即“拉瓦”）会用匕首划破男性舞蹈者的额顶，令其血流满面地到场内献舞，来祭祀阿米木洪（即二郎神）。“六月会”上的“开红山”，会不会就是这幅壁画中剺面风俗的遗存或变形？
这样的联想仿佛是过于跳跃和冒昧了，然而考虑到二郎神阿米木洪原本是西域祆教神祇，这一想法又似乎并非无据可依。作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民间说唱文学、戏曲神话中的著名形象，二郎神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知名度颇高，尤其是在四川地区，《蜀都碎事》谓蜀人奉二郎神为川主，历代香火隆盛，自北宋以来就有“雄踞两川”的势头。今天我们一提到这尊额开三目、携犬伏魔、喜欢羊祭血食的战斗神，通常会立刻想起《西游记》中齐天大圣与灌口二郎神杨戬的那场著名的战斗。在《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观音保举玉皇大帝的外甥、“显圣二郎真君”下凡擒拿妖猴，这位道教小郎君伶牙俐齿，骁勇善战，把齐天大圣杀得团团转。有意思的是，在元、明时期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二郎神醉射锁魔镜》、《灌口二郎斩健蛟》等话本杂剧中，二郎神也无一例外是道教神祇，元代《搜神广记》干脆称他为“清源妙道真君”。这些重重叠叠的道教色彩，掩盖了二郎神作为西域祆教神的原貌。事实上，三目、携犬、喜用羊祭的特征，都指明了这尊神祇的西北血源。
二郎神信仰的分布北起青海、甘肃，南抵滇中，这正是被称作“藏彝走廊”的地区，古代一直是羌胡的活动范围。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大夏与蜀地之间就已经有了民间商贸往来；汉唐时期，“昭武九姓”的粟特商人因利所趋，往来侨寓行商，自青海一岷蜀古道南下，在成都平原形成了粟特聚落，当时成都西门外有大秦寺，专门供奉西域祆教神。又如《隋书·何妥传》记载了川西郫县的何氏家族：
（何）妥本为西域人也，父细
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随着粟特人的南下，火祆教信仰亦随之流布，藏彝走廊一线的二郎神崇拜正是其遗痕。
元、明、清以来的小说、戏曲中，二郎神的形象都是额开天眼，手持三尖两刃枪，牵哮天犬，作三头六臂之变化。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载，五代时前蜀主王衍出行，“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祆神”。对于当时蜀地百姓而言，灌口祆神一定是一个相当熟悉的神祇，所以才能见蜀主而想起与其装扮相类的灌口祆神来。这位丰采照人、高调出镜的蜀主，令人不禁想起祆教大神维施帕卡。在前文提到的片治肯特壁画中，维施帕卡三头六臂，身着铠甲，手持三又戟，灌口祆神与维施帕卡的联系，可谓一目了然。
灌江口的川主二郎神可能是源出西北火祆教，这一判断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藏彝走廊一带在祭祀二郎神时普遍用到的羊祭。奉羊为牺牲，是粟特系祆教祭祀的传统。据敦煌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二册《高昌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账》记载：
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
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
至少在五代时期，蜀中就已有火祆庙见诸史载，这一时期灌口地区也可能存在着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
《朱子语类》描述了蜀人祭祀二郎神的盛况： 今逐年人户赛祭，杀数万来头
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
项税前利路。
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记载：
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
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
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
羊至四万余。
范成大《吴船录》记载：“祠祭甚盛，岁刲羊五万。”
洪迈《夷坚志》亦载：
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
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万口。当神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
今天青海热贡地区的“六月会”上，还可以找到用羊祭祀二郎神的风俗，据《青海同仁地区民间宗教信仰考察报告》称，杀活羊祭山神的“燔羊祭”是整个热贡地区“六月会”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在隆务村，“六月会”常年以七只活羊为供祭，直到1984年，当地法师极力劝阻杀牲血祭，才开始改用糌粑拌的体型不大的七只仿造的羊为替代品。苏乎日村的“六月会”到1994年还以四只羊作为祭祀二郎神阿米木洪的牺牲。这些来自田野民族志的信息，与我们在古籍中看到的用羊祭祀川主二郎神的记载，可谓一脉相承，藏彝走廊沿线的粟特火祆教遗俗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白北而南地闪烁着零星的光芒。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敦煌《各国王子举哀图》了。它与热贡“六月会”上“开红山”之间的关联，远远不是火祆教的单一因素能够解释清楚的。的确，在火坛前行剺面仪，以求通达上天，这是粟特祆教的典型仪式，不过也要考虑到氐羌族系沿藏彝走廊向南移动的问题。在粟特商人沿青海古道南下之前数个世纪，氐人的南迁就已经开始了。三目神盛行的地区，与氐人的活动区域是一致的，三目风俗扩散的范围，也与氐人的迁徙路线大致重合。从陇南到川北、康藏一带，自古以来多有三目神。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区尖扎县尕队村的“六月会”上，二郎神的形象是青面獠牙，三日圆睁，头戴五方莲花帽，右手持宝剑，左手持金元宝；周屯二郎神也是三目，红发，怀抱兵器；郭麻日村山神庙里的二郎神像同样是三目，头戴文官双翅帽，身穿土族长袍。《邛崃县志》卷3记载：“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面上块垒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民国年间，庄学本《嘉戎民族考察记》云其在嘉绒地区亲见有额中嵌入一粒石头的康巴藏人；川西雅安地区的青衣神、岷江白马氐人祭祖的面具也都是三目。
早就感觉敦煌是一个有着神奇气场的地方，身临其境，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力所不能及的渺小感。我们走出洞窟，站在山下向上举目望去，密密麻麻的洞窟里，究竟隐藏了多少惊人的秘密，我永远无从知晓；几代学者为之献出了韶华岁月，敦煌却依然是一个谜。受职业训练而习以为常的那种求知的过程，事实上并不能帮助我融入这窟幽暗的涅槃图，所有那些关于佛陀入灭、从者哀悼的知识，都显得无力而啰嗦。我时常觉得，学术生涯虽然能满足求知的快乐，但求知的过程，却是一种以考证、类比和推论来取代直觉体验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久立于寂寂无声的洞窟中，我突然明白，学者之书触碰到的，也许只是真理的皮相，唯有直觉才能够捉住流动不定的真理内核，或者说，发端于直觉的漫想，才应当是把握真理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