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因为学习偏科而高考溃败，连预选都没选上。无奈，只好背着铺盖卷灰溜溜地回家，内心十分沮丧，生怕父母亲怪罪，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一个农民的孩子，考不上学，就意味着这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
　　走进屋，父亲见我背着行囊，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问我：“咋这早就放假了？”我耷拉着头，低声回答：“没预选上。”便一头钻进了屋里。父亲再没说什么，只顾干他的活儿。
　　那段昏暗的日子好难熬，整天愁眉苦脸，长嘘短叹。
　　有一天，家里请来几个劳力给我们种麦子。我才知道，我在屋里已经窝了一个夏季，时间已到了秋天了。
　　父亲让我领着几个劳力下地种麦子。
　　他是想让我出去散散心，从挫败的阴影里走出来。
　　我扛上锄头，和父亲一起走到我们家不远的一块山地边停下。父亲说，这是咱们的承包地。看着眼前这块贫瘠的薄地，我问父亲，这么瘦的地能长麦子吗？父亲说，一分种三分收，先种上。
　　父亲手把手教我撒麦种。这是个技术活，稀密均匀全靠手感把握，弄不好就撒一堆堆，要么就成了“秃子光”。
　　撒上一地种子又撒上化肥，然后我们就一锄一锄地开挖。一天下来，手磨起了几个血泡，好疼好疼的。
　　看着我手上的血泡，父亲打趣说：“农民也不好当吧？”我苦笑，默不作声。他接着说：“没做过活的手，等长起茧子就好了，咱考不上学当农民也能吃饱饭，为啥要在一根藤上吊死？当不了官有秀才，讨不到米有口袋，世上种田人一层，只要有一把力气，到处黄土都养人。”
　　父亲的话，像一阵轻风扫过阴霾，我的心当下敞亮了。我知道，他是在安慰他的儿子。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彼时，父亲患食道癌一年多了，动过一次大手术，他需要在家静养，可地里的活也得有人做啊。我接过父亲的锄头，当起了农民，种他承包的三亩四分地。
　　跟父亲学种田，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啥季节种啥庄稼，全都听从他的安排。三亩多承包地，桃园一块山地，后窑一块坡地，河边一块坪地。包产到户时，队里就是这样分的。每户按照坪地、坡地、山地，“好、中、差”三个等级平均搭配，所以不是一个整块，耕种起来不太方便。
　　父亲对这些地的属性太熟悉不过了，哪一块地先种，哪一块地后种；哪一块地先收，哪一块地后收；哪一块宜种苞谷，哪一块肯长麦子；哪一块碱性地长红苕，哪一块酸性地长洋芋；哪一块是下湿地，哪一块是漏风土，他了如指掌。
　　在他身体好的时候，一年365天，除了下雨天，剩下的时间全在地里扒拉。收完庄稼就把所有的空地深翻一遍，好让它冻上一个冬季，来年春天土壤松软，种上一地正茬苞谷和洋芋。土地来回地“倒茬”，合理地利用，就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经管着他的庄稼。
　　即便是患病以后，他勤劳的双手也从未闲下来。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悄悄下地干一些轻巧活。我嚷他，让他以后不要干了，好好养病。他却说，一辈子做习惯了，见了活就想伸手，不做心里发毛。
　　父亲敬畏土地。他不信神，却对土地敬若神明。每年春节，他都要让我们给土地老爷写一副对联。他说，只要你敬奉土地，土地老爺才会给你恩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父亲喜欢整地，有事没事就在地里抚弄，不是薅草松土，就是施肥，把地里打理得利利朗朗，井井有条。
　　古人说，薄地、丑妻，无价之宝。父亲说，人不怕穷，地不怕瘦。我们在桃园的那一块薄地，承包时没人要，他是队长，只好留给自己承包。父亲没有嫌弃这块地，每年都要深翻一道，增加活土层。为了保住土肉，他从上至下倒着挖地，地里的小石头也拣得干干净净。就像抚养一个瘦弱的孩子一样，偏吃偏喝，他狠命地给这块地上农家粪，年复一年地精耕细作，终于把土壤改良过来了。现在这块地种啥成啥。
　　这一年，我亲手在那块薄地上种的麦子，一天天地长高了，长势喜人。
　　麦收的季节，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父亲蹲在地头，一边抽旱烟锅子，一边欣赏金色的麦浪。这是他的儿子的“处女作”，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一个人偷着乐了。天遂人愿，这年麦子获得了大丰收。
　　两年后，父亲的癌细胞扩散，躺在了病床上。为了照顾他，我什么也不干，守在他的身边，一刻也不离左右。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惦记着地里庄稼，吩咐我说：“赶紧把后窑地里的黄豆收回来，都啥时候了，再不收就炸一地黄豆籽儿，糟蹋了。”我答应着，心里却很难受：他都病成这样了，还舍不得心爱的庄稼，放不下他敬奉的土地。
　　摘自《商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