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不教而诛”，现代词典普遍解释为不警告就处死，指事先不教育人，一犯错误就加以惩罚。笔者认为，将“教”理解为事发前的教育或警告，这其实并不妥当。
　　“不教而诛”出自《荀子·富国》：“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倡导德主刑辅，强调“教”的重要价值。这里的“教”其实指收教，是西周制定的礼法制度。对于已经违法的人，保障他们的权益，集中进行教化，教育好的允许回归社会，不予处罚。只有那些屡教不改的才实施刑罚。
　　孔子将“不教而诛”看成是一种暴虐行政，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认为，不经过收教就刑杀是暴虐行径。又《孟子·万章下》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孟子问，如果有能行王道的人出现，会将眼下这些放肆无礼的诸侯都杀掉吗？还是收教他们，让他们改正，如果不改正再杀呢？“教之不改”中的“教”，针对的是特定的将要惩罚的具有违法行为的人。
　　《孔子家语》有类似说明：“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孔子主张必教而后刑。先施教化后用刑罚，先陈说道德使百姓明白敬服。如果不行，就应该以贤良的人为表率引导鼓励他们;还不行，才放弃种种说教;还不行，才可以用威势震慑他们。这样做三年，而后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其中有些不从教化的顽劣之徒，对他们就可以用刑罚。这样一来，百姓都知道什么是犯罪了。
　　为什么孔子会提出必教而后刑？这是继承周礼。今考《周礼·秋官·司圜》说：“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凡危害人的人不让他们戴冠饰，并写明他们的罪状让他们背在背上，使他们服劳役而对他们加以拘禁教育。能改过的，重罪拘禁三年而后释放，次一等的罪拘禁两年而后释放，轻罪拘禁一年而后释放。
　　对于犯法的人，西周采取收教制度，收教就是孔子“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教”。通过收教，给予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鼓励他们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西周还专门设置“司救”这样的官职，预防犯罪，挽救那些已经犯法的人。同时，对收教者的合法权益充分保障。“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体，其罚人也，不亏财。”凡拘禁在狱城中而身加明刑的人，不（施加肉刑）亏损他们的身体;罚服劳役的人，不罚没他们的财产。
　　周代的收教制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也十分灵活，并不死板。青铜器“训匜”上的铭文记载了伯扬父对于“牧牛”和他的上司打官司所作的判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牧牛”可能是负责放牧的底层官员，他与上司发生诉讼，败诉后发誓不再诉讼。但他违背自己的誓言，对上司再次提起诉讼。铭文没有交代“牧牛”和上司间具体的纠纷，但按照周律，违背誓言已是重罪。伯扬父认为，“牧牛”需要再次发誓，并让五个人见证。“牧牛”本该受鞭打一千，但考虑到具体情况，伯扬父赦免了“牧牛”五百鞭，只打五百，并罚三百寽。
　　周人提倡以刑教中，以誓教恤。《周礼》中讲述了十二种教育，其中“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用刑罚教人民遵守礼法，人民就不会暴乱;“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用誓言教人民敬慎，人民就不会懈怠。德主刑辅，恩威并施，以化解矛盾为要旨，惩治在其次，让当事人以立誓言方式给予轻罚，获得调整反省空间。通过教化体恤安定人心，体现了周人的法制智慧。
　　关于“教”和“诛”的关系，商鞅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怒：过分），都取得了成功，治理国家不能只用一个模式。这已经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思维了。
　　（作者黄震云系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文学与法制的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