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周刊》：还原历史真相是您的文章的一大特色，当然，不断有人在还原历史真相，或宣称这样做。您的思考有很独特的一面，比如曹操、李白，经您书写，我读出了全新的形象。
　　夏立君：对曹操，尽量还原他在历史中的真实面目，后世皇权体制社会环境把他丑化了，真实的曹操是一个很“雄伟”的政治家。李白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失败的政治家。他的失败感还是挺强的，最后的《临路歌》，呈现出一种失败感。欲做帝王师成为大政治家，本质上还是很幼稚的。但李白证明或启示，老迈皇权中国之外，还应有且会有一个青春中华。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您笔下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些卓越的诗人并未进入您的写作范畴，如何遴选要书写的人物？
　　夏立君：古代，凡是有名的文化人物，基本上都是悲剧，包括我没写到的人物，杜甫也是一生穷困潦倒，曹雪芹也是。在古代，越杰出的人物，越有一种强烈的悲剧人格。
　　杜甫、苏轼，这些人相对来讲比较浑厚，圆通一些，不像李白那样偏激。但我觉得写这样的人物不过瘾，但也做了研读。谁能打动我，让我产生共鸣，激动起来，就去写谁。
　　《齐鲁周刊》：贾梦玮指出，《时间的压力》阅读难度指数似略显高了些，也许会令不少未养成深入阅读习惯的读者望而却步。当然，这不足为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夏立君：我在写作中追求能经得住学术眼光的考验，铺陈比较多，材料用得也多，对可读性可能有所损害。但不把基础铺垫好，又会带来别的问题，比如流于通俗。写作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必须写出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的发现，写不出来就放弃。这是前提性的追求，也基本上达到了，甚至有点用力过猛了。
　　不同读物即对应不同的人群。“阅读难度指数高了点”，是相对浅阅读来说的。已养成良好阅读习惯、语文水平较好的中学生，读懂这本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就写什么文章。总而言之，我不怕文章成为“小众化”的东西，就看你吸引的小众是哪个群体。我相信喜欢我这作品的读者，起码阅读趣味不俗。
　　《齐鲁周刊》：钟山文学奖的授奖词称，您的散文继承了中国散文开阔的胸襟和恣肆的风度，这是不是您的美学主张？您写作散文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夏立君：似乎可以说是我审美追求的一部分。不好说他人如何，我的审美追求是比较模糊的。标举追求什么未必能表达出什么。作品的审美风貌一定是作者个性与文化素养的综合表达。对我有影响的作家应当是非常多的，多到不知道到底谁影响了我，谁对我影响大。当代散文家我比较喜欢梁衡、刘亮程等人，年轻些的李娟、塞壬等人文章我亦喜欢。不论他们文章是何风貌，审美距离多远，不假不煽情却是共同的。喜欢的当代小说家更多些。对古人喜欢老子庄子司马迁等等。
　　写散文的只读散文，写诗的只读诗，写小说的只读小说。那样的人生太黑暗了。那既不是读书，亦不是创作。不知是干什么。
　　《齐鲁周刊》：有评论者称，您身上体现出鲁迅的某些精神，《时间的压力》是一部有鲁迅精神的鲁奖作品。您如何理解鲁迅身上现代和古典结合的品格？
　　夏立君：其实并非刻意向鲁迅靠近，这部书是自己长期研读、思考后自然的结果。不管人们怎么对待鲁迅，鲁迅已融入中国现代传统是事实。鲁迅有激烈批判传统的一面，亦有活在传统中的一面。鲁迅抄古碑、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等，下功夫很深。鲁迅这代学人的命运与担当都是非凡的——背负沉重的传统，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刺激，得以暴发出耀眼的光彩。如果我的作品多少具备点鲁迅精神，那我就太荣幸太欣慰了。
　　我将理解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回报不是膜拜。反省、警鉴是中国古史传统。对待历史，反省不能缺位。个体如处于完全无反省狀态，这人迟早必入困顿之境。放大了看，亦是如此。我想，一位中国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若能读一读鲁迅，或至少想一想鲁迅，起码能免于过分媚俗与浅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