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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刘田民早早来到这座小而安静的墓园，拔去荒草，清扫院子，整理祭奠的鲜花，再拂去墓碑上的黄土。
刘田民为他“柳青伯”守墓已近20年。柳墓，在西安城南不到20公里的神禾原上，不远处，就是十里蛤蟆滩，“八水绕长安”的滈河水从这里缓缓西流。
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在古庙里一住就是14个春秋，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
在皇甫村，曾经西裤洋装的柳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1960年初冬，著名词作家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的终南山，行行大雁从上空掠过，田汉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一旁农民模样的柳青呵呵地笑了。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柳青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皇甫村，他体察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心声，参与了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全过程。他以笔为犁铧，倾尽毕生精力，通过梁生宝、梁三、郭振山等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地谈到了柳青，赞扬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精神。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语言至今广为流传，并在作家路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写作中遇到难题，他便情不自禁来到皇甫村，在柳青墓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作家陈忠实在创作 《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好作品的必由之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认为新形势下，“柳青精神”凸显别样的光芒。
渴望到农村，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
“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会一事无成！”刘可风至今记着父亲说这句话时送给她的一块碎弹片，那是1951年柳青访问苏联时得到的一块“二战”遗物。
在柳青生命的最后9年，作为长女的刘可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女儿说。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完成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在晚年常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品质高尚、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人去带领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维持下去。”
柳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上学时就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他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尝试翻译国外名著。立志成为翻译家的柳青，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抗战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主动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文书，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米脂三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叶圣陶曾对巴金说，“柳青的《种谷记》就像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列车。”巴金认为，“《种谷记》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不模仿任何人，这个作家最有希望。”也是从这时开始，柳青越来越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柳青受邀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文艺部主任。9月出访苏联时，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史诗般的文字所感染。这些，坚定了柳青从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想法。
和朋友、作家马加在黑海边散步，柳青说，“后半生想写两部作品，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马加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吧。”
“我就是这样想，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他要用文学记录新中国的山乡巨变。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城市姑娘马葳同意了，与柳青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到了长安县。
扎根皇甫村，成了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
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组织上安排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当时柳青的行政级别是九级，而县委副书记只是十六级。
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开展起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样的季节，柳青来到了皇甫村，被年轻党员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所领导的互助组深深吸引。
那时已身患哮喘病的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踏雪涉水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做思想教育工作。给党团员、村干部开会授课，讲互助合作的好处，讲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描述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柳青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着带劲。中途有人上茅房，都会小跑，生怕少听了几句……听课的人多了，参与互助组的人也多了。 后来，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常委一职的柳青，为了不打扰老乡，又能长久生活，选择了皇甫村半坡上一座被乡里人称为“中宫寺”的破庙。经组织同意，他用稿费修缮了中宫寺，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
1955年，柳青一家搬到这里。一张方桌，一把条凳，《创业史》就是在那孔窑洞中创作出来的。
在皇甫村，柳青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和村里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村里刚发生的事情、邻村的历史、本村的轶事，他收集了不少。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经纪人”关中方言）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他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许多生意人。这些市场上摸来的情况也都成了柳青书中的故事。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进山割竹子的那一幕，写得动人心弦。但谁知道，因为一直没有进山的经历，柳青一再跟催书稿的编辑要求再等等，直到他拄着棍子、背着干粮，亲自走了一趟终南山，完成章节的修改后，才肯把书稿交给编辑。
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始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的父亲总问儿子，“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他图个啥？他愣拼命都是为咱的光景过好。好人呀！” 离开皇甫村多年后，严重哮喘病恶化为肺心病的柳青，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1978年6月13日，62岁的柳青留下一部未竟的不朽之作《创业史》病逝。1982年，贺敬之来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后赋诗：“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从1978年到2000年，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直照管着柳青的墓地。弥留之际的王家斌给刘田民交代，“你爸将来身体不行了，你要守好你柳青伯的墓。”两天后，在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月同日，1990年6年13日，王家斌也跟随柳青而去。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为一个单元”
“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柳青扎根乡村14年，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极限，这是今天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研究柳青的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院长吴进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柳青骨子里很现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目光却没有局限，文学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平。”吴进介绍，柳青总说，“既然决心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文学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6年时间，四易其稿，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柳青认为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在困惑中一度搁笔许久。
柳青说过，“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书中的那些人物就都在眼前活动起来，像放电影，也像演皮影戏，别人一来，我的思路马上就乱了。哪怕耽误几分钟，要这些人物再活跃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家人和熟知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时候，可不敢去打搅。”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柳青，特别是对他这种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当时“中央新影”去皇甫村，想要拍摄一组柳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被柳青拒绝。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去体验农民生活，我没有参与田间劳动，这不真实。”同时固执定下了“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作经验介绍。“他想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吴进说，“对于研究者，研究柳青相对困难，因为他个人留下的文字史料非常少。”
柳青说，“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现各种人物的灵魂時，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搞文艺就不要羡慕官场。”刘可风说，父亲多次跟自己提及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曾对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要正直，不能搞小圈子。要搞事业，必须一心一意才能做出成绩。”这些话柳青一生都铭记在心。
柳青一生淡泊名利和金钱，他在1956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谈到，“你们知道我从未算过稿费的账，多了，少了，各种算法我都不管它……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文革”开始后，柳青被迫离开皇甫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妻子自杀更是带给他深重的心理创伤。一次创作会上，他说，“很难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淹没在车水马龙里，没有了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了水田稻地、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咋写？”
1978年，柳青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重写了一些章节，“计划四部的《创业史》只写了两部”。第二部是出版社以柳青的遗稿加以整理校订出版的。
“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刘可风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话。
扫墓的人们默默离开了，刘田民在柳青的墓碑前又站了许久，才走出墓园。远处苍茫的终南山下，滈河水波光闪闪，当年的“中宫寺”已无处可寻，柳青笔下倾尽心血描绘的这片富饶美丽的神禾原上，麦苗在晨阳中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洒满了整个蛤蟆滩。
（摘自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刘田民为他“柳青伯”守墓已近20年。柳墓，在西安城南不到20公里的神禾原上，不远处，就是十里蛤蟆滩，“八水绕长安”的滈河水从这里缓缓西流。
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在古庙里一住就是14个春秋，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
在皇甫村，曾经西裤洋装的柳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1960年初冬，著名词作家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的终南山，行行大雁从上空掠过，田汉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一旁农民模样的柳青呵呵地笑了。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柳青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皇甫村，他体察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心声，参与了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全过程。他以笔为犁铧，倾尽毕生精力，通过梁生宝、梁三、郭振山等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地谈到了柳青，赞扬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精神。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语言至今广为流传，并在作家路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写作中遇到难题，他便情不自禁来到皇甫村，在柳青墓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作家陈忠实在创作 《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好作品的必由之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认为新形势下，“柳青精神”凸显别样的光芒。
渴望到农村，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
“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会一事无成！”刘可风至今记着父亲说这句话时送给她的一块碎弹片，那是1951年柳青访问苏联时得到的一块“二战”遗物。
在柳青生命的最后9年，作为长女的刘可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女儿说。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完成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在晚年常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品质高尚、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人去带领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维持下去。”
柳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上学时就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他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尝试翻译国外名著。立志成为翻译家的柳青，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抗战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主动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文书，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米脂三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叶圣陶曾对巴金说，“柳青的《种谷记》就像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列车。”巴金认为，“《种谷记》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不模仿任何人，这个作家最有希望。”也是从这时开始，柳青越来越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柳青受邀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文艺部主任。9月出访苏联时，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史诗般的文字所感染。这些，坚定了柳青从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想法。
和朋友、作家马加在黑海边散步，柳青说，“后半生想写两部作品，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马加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吧。”
“我就是这样想，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他要用文学记录新中国的山乡巨变。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城市姑娘马葳同意了，与柳青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到了长安县。
扎根皇甫村，成了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
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组织上安排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当时柳青的行政级别是九级，而县委副书记只是十六级。
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开展起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样的季节，柳青来到了皇甫村，被年轻党员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所领导的互助组深深吸引。
那时已身患哮喘病的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踏雪涉水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做思想教育工作。给党团员、村干部开会授课，讲互助合作的好处，讲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描述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柳青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着带劲。中途有人上茅房，都会小跑，生怕少听了几句……听课的人多了，参与互助组的人也多了。 后来，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常委一职的柳青，为了不打扰老乡，又能长久生活，选择了皇甫村半坡上一座被乡里人称为“中宫寺”的破庙。经组织同意，他用稿费修缮了中宫寺，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
1955年，柳青一家搬到这里。一张方桌，一把条凳，《创业史》就是在那孔窑洞中创作出来的。
在皇甫村，柳青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和村里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村里刚发生的事情、邻村的历史、本村的轶事，他收集了不少。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经纪人”关中方言）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他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许多生意人。这些市场上摸来的情况也都成了柳青书中的故事。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进山割竹子的那一幕，写得动人心弦。但谁知道，因为一直没有进山的经历，柳青一再跟催书稿的编辑要求再等等，直到他拄着棍子、背着干粮，亲自走了一趟终南山，完成章节的修改后，才肯把书稿交给编辑。
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始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的父亲总问儿子，“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他图个啥？他愣拼命都是为咱的光景过好。好人呀！” 离开皇甫村多年后，严重哮喘病恶化为肺心病的柳青，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1978年6月13日，62岁的柳青留下一部未竟的不朽之作《创业史》病逝。1982年，贺敬之来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后赋诗：“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从1978年到2000年，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直照管着柳青的墓地。弥留之际的王家斌给刘田民交代，“你爸将来身体不行了，你要守好你柳青伯的墓。”两天后，在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月同日，1990年6年13日，王家斌也跟随柳青而去。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为一个单元”
“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柳青扎根乡村14年，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极限，这是今天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研究柳青的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院长吴进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柳青骨子里很现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目光却没有局限，文学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平。”吴进介绍，柳青总说，“既然决心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文学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6年时间，四易其稿，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柳青认为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在困惑中一度搁笔许久。
柳青说过，“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书中的那些人物就都在眼前活动起来，像放电影，也像演皮影戏，别人一来，我的思路马上就乱了。哪怕耽误几分钟，要这些人物再活跃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家人和熟知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时候，可不敢去打搅。”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柳青，特别是对他这种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当时“中央新影”去皇甫村，想要拍摄一组柳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被柳青拒绝。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去体验农民生活，我没有参与田间劳动，这不真实。”同时固执定下了“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作经验介绍。“他想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吴进说，“对于研究者，研究柳青相对困难，因为他个人留下的文字史料非常少。”
柳青说，“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现各种人物的灵魂時，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搞文艺就不要羡慕官场。”刘可风说，父亲多次跟自己提及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曾对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要正直，不能搞小圈子。要搞事业，必须一心一意才能做出成绩。”这些话柳青一生都铭记在心。
柳青一生淡泊名利和金钱，他在1956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谈到，“你们知道我从未算过稿费的账，多了，少了，各种算法我都不管它……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文革”开始后，柳青被迫离开皇甫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妻子自杀更是带给他深重的心理创伤。一次创作会上，他说，“很难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淹没在车水马龙里，没有了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了水田稻地、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咋写？”
1978年，柳青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重写了一些章节，“计划四部的《创业史》只写了两部”。第二部是出版社以柳青的遗稿加以整理校订出版的。
“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刘可风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话。
扫墓的人们默默离开了，刘田民在柳青的墓碑前又站了许久，才走出墓园。远处苍茫的终南山下，滈河水波光闪闪，当年的“中宫寺”已无处可寻，柳青笔下倾尽心血描绘的这片富饶美丽的神禾原上，麦苗在晨阳中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洒满了整个蛤蟆滩。
（摘自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