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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研究共青团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事实上已经得到纠正,1992年、2002年相继召开的共青团成立70周年、80周年纪念大会,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但“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仍然不时被人提起和重申。我们认为,从现在发现的各方面历史资料看,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青年团组织,中国共青团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党根本不可能有青年团,“团先于党而诞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刊登两位长期从事团史、党史研究专家的文章,对“团先于党而诞生”这个观点进行了详尽、系统的辩驳。
究竟是早期中共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先于党而诞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是1920年还是1922年?本文试从原始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口述中来寻找答案。
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经过
有一份历史资料较详细叙述了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经过。
“民八(1919年),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即维经斯基——笔者注)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等,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2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故由与陈独秀与戴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6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
这段资料提供我们三个信息:一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和帮助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党建团;二是陈独秀在建党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事务由参加密商建党的成员俞秀松主持。三是参加党、团组织的成员(所谓社会主义主者)是很复杂的。
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
有一个重要的史料,记载了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这就是1922年5月《先驱》杂志记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一篇报道。
“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當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这个史料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可能由于保密原因,不讲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和帮助建党建团;二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讲党的发起组成立时就建团,而单讲了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自己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三是讲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成员复杂,思想不一致,而导致1921年5月曾“宣告暂时解散”!
围绕这些问题,1957年1月团中央《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编辑组的李彦、罗征敬曾访问过施复亮。
施复亮说道:“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以上海而言,1920年6月底,陈独秀、陈公培、俞秀松、李汉俊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这个组织建立起不久,7月(他曾说1920年6月22日去东京——笔者注)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一份纲领;陈公培到法国去,也带走一份纲领。留在国内的党员里面,俞秀松的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
“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得,即是张太雷)在内。其他都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青年,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并不是有八个人忽然异想天开地起来组织一个青年团。”
“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1921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张太雷起初在国内担负很大责任(1920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可是他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代表大会了,在国外停留了许久。这件事对青年团的‘无形停顿’起很大影响。1922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大约因为我比较年轻,党组织派我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问题
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这也许就是“团先于党而诞生”的一个理据所在,因党是1921年7月才正式成立。
究竟1920年11月全国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存在不存在?我们查到1921年3月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也译达林——笔者注)为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来选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的邀请函。信中说:“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 (原译文如此——笔者注)
这个邀请函,同时还发给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让选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为此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写了致国际青年共产党大会书,内容摘要如下:“自从接读国际少年(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即谷林,也译达林——笔者注)君的信,我们于3月16日(1921年)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这两封信明白地告诉我们在1921年3月,中国“没有全中国的同盟”,“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 即还没有全国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致作为北京、上海的地方代表去出席大会,“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上海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的时间
上海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的时间,我们知道的就有三种说法:
(1)1920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这种“1920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的说法,同“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提法而已。对“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问题,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已求证过。
(2)1921年4月,临时团中央局在上海建立。这一说法源于苏联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文中先说:“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接着又说:“当时中国把布尔什维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考茨基主义)、修正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上述各学派的信仰者以及一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物也都加入社會主义青年团。因此,团内就存在着思想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为了克服这种情况,1921年3月,团开始改组。4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建立。它倡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这些建议遭到反对,于是到1921年5月只好宣布团自行解散。因为临时中央局显然已不能再继续工作。就这样试图给团建立完全共产主义的领导和急于把团变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导致了整个组织的解体。”
这位舍维廖夫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和团临时中央局成立,在时间上分开了,前者说是1920年11月,后者说是1921年4月。团既成立了,没有团中央局(哪怕是临时的)合乎逻辑吗?两者同时建立才符合法理。
其次,文中关于1921年5月,因成员复杂,见解不一,以致解散的说法,同《先驱》第8期关于团“一大”的报道则是吻合的,不过他对当年团组织自行解散的原因,则说得比较具体。
再次,文中对团临时中央局从建立到它“不能再继续工作”作了完整的介绍。总之,按照他的说法,1921年4月成立的团临时中央局存在的时间极短,恐怕还未得到各地一致承认和接受就消失了。
(3)1921年11月以后成立了上海团的临时中央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1922年5月召开团一大之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临时中央局”。依据之一:团一大5月10日下午2点40分会议,有“方国昌(施存统)报告中央局和上海S.Y.情形”的记载。依据之二:大会之后,《新青年》的报道中明确说:“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报道中关于议事日程的第七项是“临时中央局报告”。依据之三,1922年2月22日发出刊登于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署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
各地早期党团组织各自成立的时间
经党史、革命史、青运史工作者长期的努力,现在对1920年早期党团组织成立时间,比较有共识的有上海、北京、武汉三地。上海1920年8月党组织成立,8月22日团组织成立;北京1920年10月党组织成立,11月团组织成立;武汉1920年8月党组织成立,11月7日团组织成立。
广州党组织建立有个曲折过程。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底成立了共产党,因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因与他们观点分歧拒绝参加。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后,于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团的成立过程,据谭平山1922年3月14日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中说:“查青年团前年(1920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8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1921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去年(1921年)10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12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1922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委会。当时到会者有58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委会,人数已经达140人,到现在(1922年3月正式成立)已有500余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说法,1920年初冬,长沙党小组成立,1921年1月13日团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从我国最早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地区情况看,所谓“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是依据不足的。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我们认为现在是澄清“团先于党而诞生”这个不确切的说法的时候了!
青年共产国际在1922年团一大召开后才正式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它的正式成员
中国建党建团工作是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下进行的。在中国整个建党建团过程中,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不仅派来驻华代表给予直接指导,而且还从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这是不容讳言的。正因如此,早期党、团组织在正式成立后都先后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团是在1922年召开的一大上通过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青年共产国际曾致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表示赞同。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青年团最初一期分子非常复杂……此等复杂分子往往混乱你们团体的阶级性。你们毅然反对此等分子因此而益巩固,做得非常恰当。
到你们第一次全国大会时,你们这种肃清团体的工作,大致已完。你们那次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
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决定加入少年(青年)共产国际是绝对合格的,从此就是我们亲密的国际团体中之正有平等权利的分子。”
这件《少年(青年)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它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批准书”,而且告诉我们青年共产国际对1920年到1921年的团的早期组织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自己宣称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当年如果青年共产国际未予正式承认,是不能算数的。保持与青年共产国际联系是一回事,正式加入成为它正式成员则是另一回事,不要混淆两者的严格区别和界限。
在这件“批准书”中,对1922年开过团一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绝对合格”四个字的评语,为什么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合格”,而且还是“绝对合格”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团组织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就是要有全国统一的纲领,不但有地方组织,还要有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而所有这一切,只有正式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实现。党如此,团亦如此。我们党也始建于1920年,而召开党一大在1921年,我们党不以1920年而以1921年为自己的诞生时间,原因就在此。同理,我们共青团不以1920年而以1922年召开团一大为自己诞生时间,是完全正确的。经党中央批准,1992年、2002年我们已举行过建团70、80周年的纪念活动, 2012年我们将迎来建团90周年的大庆。
(责任编辑
究竟是早期中共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先于党而诞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是1920年还是1922年?本文试从原始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口述中来寻找答案。
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经过
有一份历史资料较详细叙述了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经过。
“民八(1919年),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即维经斯基——笔者注)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等,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2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故由与陈独秀与戴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6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
这段资料提供我们三个信息:一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和帮助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建党建团;二是陈独秀在建党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事务由参加密商建党的成员俞秀松主持。三是参加党、团组织的成员(所谓社会主义主者)是很复杂的。
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
有一个重要的史料,记载了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这就是1922年5月《先驱》杂志记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一篇报道。
“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當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这个史料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可能由于保密原因,不讲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和帮助建党建团;二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讲党的发起组成立时就建团,而单讲了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自己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三是讲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成员复杂,思想不一致,而导致1921年5月曾“宣告暂时解散”!
围绕这些问题,1957年1月团中央《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编辑组的李彦、罗征敬曾访问过施复亮。
施复亮说道:“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以上海而言,1920年6月底,陈独秀、陈公培、俞秀松、李汉俊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这个组织建立起不久,7月(他曾说1920年6月22日去东京——笔者注)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一份纲领;陈公培到法国去,也带走一份纲领。留在国内的党员里面,俞秀松的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
“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得,即是张太雷)在内。其他都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青年,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并不是有八个人忽然异想天开地起来组织一个青年团。”
“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1921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张太雷起初在国内担负很大责任(1920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可是他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代表大会了,在国外停留了许久。这件事对青年团的‘无形停顿’起很大影响。1922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大约因为我比较年轻,党组织派我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问题
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这也许就是“团先于党而诞生”的一个理据所在,因党是1921年7月才正式成立。
究竟1920年11月全国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存在不存在?我们查到1921年3月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也译达林——笔者注)为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来选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的邀请函。信中说:“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 (原译文如此——笔者注)
这个邀请函,同时还发给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让选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为此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写了致国际青年共产党大会书,内容摘要如下:“自从接读国际少年(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即谷林,也译达林——笔者注)君的信,我们于3月16日(1921年)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这两封信明白地告诉我们在1921年3月,中国“没有全中国的同盟”,“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 即还没有全国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致作为北京、上海的地方代表去出席大会,“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上海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的时间
上海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的时间,我们知道的就有三种说法:
(1)1920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这种“1920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的说法,同“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提法而已。对“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问题,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已求证过。
(2)1921年4月,临时团中央局在上海建立。这一说法源于苏联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文中先说:“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接着又说:“当时中国把布尔什维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考茨基主义)、修正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上述各学派的信仰者以及一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物也都加入社會主义青年团。因此,团内就存在着思想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为了克服这种情况,1921年3月,团开始改组。4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建立。它倡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这些建议遭到反对,于是到1921年5月只好宣布团自行解散。因为临时中央局显然已不能再继续工作。就这样试图给团建立完全共产主义的领导和急于把团变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导致了整个组织的解体。”
这位舍维廖夫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和团临时中央局成立,在时间上分开了,前者说是1920年11月,后者说是1921年4月。团既成立了,没有团中央局(哪怕是临时的)合乎逻辑吗?两者同时建立才符合法理。
其次,文中关于1921年5月,因成员复杂,见解不一,以致解散的说法,同《先驱》第8期关于团“一大”的报道则是吻合的,不过他对当年团组织自行解散的原因,则说得比较具体。
再次,文中对团临时中央局从建立到它“不能再继续工作”作了完整的介绍。总之,按照他的说法,1921年4月成立的团临时中央局存在的时间极短,恐怕还未得到各地一致承认和接受就消失了。
(3)1921年11月以后成立了上海团的临时中央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1922年5月召开团一大之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临时中央局”。依据之一:团一大5月10日下午2点40分会议,有“方国昌(施存统)报告中央局和上海S.Y.情形”的记载。依据之二:大会之后,《新青年》的报道中明确说:“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报道中关于议事日程的第七项是“临时中央局报告”。依据之三,1922年2月22日发出刊登于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署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
各地早期党团组织各自成立的时间
经党史、革命史、青运史工作者长期的努力,现在对1920年早期党团组织成立时间,比较有共识的有上海、北京、武汉三地。上海1920年8月党组织成立,8月22日团组织成立;北京1920年10月党组织成立,11月团组织成立;武汉1920年8月党组织成立,11月7日团组织成立。
广州党组织建立有个曲折过程。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底成立了共产党,因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因与他们观点分歧拒绝参加。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后,于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团的成立过程,据谭平山1922年3月14日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中说:“查青年团前年(1920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8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1921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去年(1921年)10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12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1922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委会。当时到会者有58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委会,人数已经达140人,到现在(1922年3月正式成立)已有500余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说法,1920年初冬,长沙党小组成立,1921年1月13日团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从我国最早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地区情况看,所谓“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是依据不足的。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我们认为现在是澄清“团先于党而诞生”这个不确切的说法的时候了!
青年共产国际在1922年团一大召开后才正式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它的正式成员
中国建党建团工作是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下进行的。在中国整个建党建团过程中,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不仅派来驻华代表给予直接指导,而且还从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这是不容讳言的。正因如此,早期党、团组织在正式成立后都先后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团是在1922年召开的一大上通过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青年共产国际曾致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表示赞同。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青年团最初一期分子非常复杂……此等复杂分子往往混乱你们团体的阶级性。你们毅然反对此等分子因此而益巩固,做得非常恰当。
到你们第一次全国大会时,你们这种肃清团体的工作,大致已完。你们那次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
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决定加入少年(青年)共产国际是绝对合格的,从此就是我们亲密的国际团体中之正有平等权利的分子。”
这件《少年(青年)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它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批准书”,而且告诉我们青年共产国际对1920年到1921年的团的早期组织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自己宣称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当年如果青年共产国际未予正式承认,是不能算数的。保持与青年共产国际联系是一回事,正式加入成为它正式成员则是另一回事,不要混淆两者的严格区别和界限。
在这件“批准书”中,对1922年开过团一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绝对合格”四个字的评语,为什么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合格”,而且还是“绝对合格”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团组织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就是要有全国统一的纲领,不但有地方组织,还要有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而所有这一切,只有正式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实现。党如此,团亦如此。我们党也始建于1920年,而召开党一大在1921年,我们党不以1920年而以1921年为自己的诞生时间,原因就在此。同理,我们共青团不以1920年而以1922年召开团一大为自己诞生时间,是完全正确的。经党中央批准,1992年、2002年我们已举行过建团70、80周年的纪念活动, 2012年我们将迎来建团90周年的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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