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3日贵报刊登《〈中央乐团史〉惹争议、各方人士说法不一》,文章引用李鹿女士等对本书和本人做出极为严厉的批评,指我“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对中国国情根本不理解。”德高望重的吴祖强教授一句“一个香港人,他不是太了解国内的情况”,把10年访查工夫报废。文章刊出后引起讨论,其中不少是非谣传,本人不得不借贵报做出以下声明,以正视听。
　　1.出版目的:本书源起于10年前李德伦对我说的一句:“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后来,我以团史为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以英文完成。出版成书是为使学术成果普及化,也为通过交响乐来看中国当代史。更重要的,是把正被淡忘的老乐团的经历记录在案,为国家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交响乐团史参考材料,也给各成员及相关人士一本关于和属于他们的历史。
　　2.作者立场:本书内文沿用著述博士论文原则:不采取任何立场,也不做评价,只还历史原貌,对事不对人。借用王蒙先生的话:“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书中叙述争议,都只是罗列各方主要分歧点,引用口述者原话或当时传媒报道,备有注释,供读者参考,自行判断是非。而在选取过程中只要符合事实,一定采用。在此特别声明的是:书中所引用的,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本人亦遵守严谨学术道德,不炒作或断章取义,这是求学最基本的原则。作为香港人,我与中央乐团非亲非故,没有丝毫利益瓜葛,研究经费全部自理,因此谈不上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这是我认为能够更客观、公正、不带私人情感去调查、著述团史的优势。乐团本质是面向世界的,即使完全“了解国内的情况”也未必掌握乐团全貌,更别说乐团内部真实情况。文章提及本书部份内容“与事实不符”,究竟是事实抑或看法?两者不可混淆。如果是前者,请具体说明,以便修改。
　　3.关于1996年改革:本书不只一次提及中央乐团上下都希望和支持改革,因此说我只选用“反对改革的少部份人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当时对改革有所异议的,是改革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做法(例如淘汰原乐团95%的声部首席)以及艺术总监负责制。结果总监制只实行4年,文化部便本着科学发展的长远眼光,果断终止了此形式,在2000年恢复团长负责制,直到今天。因此1996年乐团改革其实早有结论,不用争辩。目前看来,已实行了10年的团长负责制适合现时国情,上对国家任务、下对社会需要都很符合科学发展进程,让乐团在近几年国内外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形势下,保持了队伍的稳定,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最后本人严正声明:为中央乐团写史完全出于对国家艺术资源的爱护和关心,对老一辈音乐家的敬仰,俾牢记古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周光蓁,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栏主,香港电台节目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演艺小组(音乐)成员、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