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针对量刑中存在的说理格式化、形式化、公式化,幅度差异化、主观化、模糊化的问题,仅提高说理要求而不提供说理方法对于法官而言是过于严苛的,量刑说理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在量刑中参照类案是量刑三段论推理的必然选择、自由裁量中平衡法官刑罚观念的需要及刑量尺度“普遍性”的合理来源,可以有效弥合量刑“程度”判断间的差异,为控辩双方充分发表量刑意见提供辩论焦点,为量刑说理提供论点和论据.与案例指导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在应用层面上参照个案不同,量刑中类案参照需在规范层面上引入大样本视角,以类案内含的普遍性为基础,
【机 构】
: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针对量刑中存在的说理格式化、形式化、公式化,幅度差异化、主观化、模糊化的问题,仅提高说理要求而不提供说理方法对于法官而言是过于严苛的,量刑说理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在量刑中参照类案是量刑三段论推理的必然选择、自由裁量中平衡法官刑罚观念的需要及刑量尺度“普遍性”的合理来源,可以有效弥合量刑“程度”判断间的差异,为控辩双方充分发表量刑意见提供辩论焦点,为量刑说理提供论点和论据.与案例指导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在应用层面上参照个案不同,量刑中类案参照需在规范层面上引入大样本视角,以类案内含的普遍性为基础,通过不断地积累和修正,判断差异化判决的合理性,同时与网络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智能化应用.本文提出如下路径建言:准确发现类案、合理划定幅度、制定说理规范,通过幅度参考和个案参考共同为量刑提供更细化的“程度”判断和说理参考.
其他文献
“文章”是中国本土综合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建构于西汉中后期,自两汉之交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的创作和流传,与“文章”概念的建构和流行颇有关系.《太史公》的创作,渊源于古“史记”,继承并弘扬孔子作《春秋》的典范,也受到战国至西汉前期流行的诸子学文化的启示.此书问世以后,作为笔墨“文章”的代表作流传数百年,另外,又成为魏晋时期目录学系统之中“史部”崛起的引领者.东晋至南北朝隋唐时期,《史记》与日益唯美化的“文章”概念的关系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性质比较单纯的史书.
作为对既往媒介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媒介物质性”的反思,本研究对现代媒介技术发展中日益凸显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予以重视,借用人的主体性三维框架重新审视现代媒介技术,以此把握现代媒介技术的本质,探寻人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性.研究认为,人的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作为关系主体;人作为权利主体;人作为欲求主体.从人作为关系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人类的超级连接与秩序重构;从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本身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亦引发了技术的“全景敞视主义”;
数字贸易可大致分为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法视域下,数字贸易的归类直接影响数字贸易的规则适用,但WTO的现有归类系统未能适应数字贸易的特点.数字贸易的归类难题突出地体现在服务贸易模式的认定、电子传输的数字产品的归类以及数字服务贸易的归类中.为保证GATS规则适用的可预见性,将数字服务贸易归为模式一是较为恰当的选择.由于GATS承认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到WTO的基本目标,数字产品应被定性为服务.对于数字产品的归类,美式FTA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避免了将其定性为货物或服务,从而可以
对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是数字化转型最为核心的要素,传统的权利客体和主体、行为方式、法律关系都呈现“数字化”特点,也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除了强调“互联网案件”和审判机构的专业性之外,应当树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审判理念,建立以涉数据应用为核心的互联网案件分类研究体系,围绕“数据信息”的客体属性及其处理所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妥善处理好数据流通利用与个人信息、知识产权、数据产权、消费者权益、数据安全、公共利益、市场竞争秩序等多种法益保护之间的冲突.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
欺骗他人钱财的“诈捐”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可以将诈捐类型化为“无中生有型”“虚虚实实型”“前后不一型”,其中以“虚虚实实型”诈捐为诈骗罪认定中的难点,可以通过被害人同意理论来寻求突破口.诈骗罪在构成要件中内设了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通过被害人同意理论能够从出罪视角反观诈骗罪的认定.当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自始至终同意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不符合诈骗罪内设的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对于这种没有法益侵害发生的行为,刑法不应当评价.相反,对于被害人同意不成立的情况则可构成诈骗罪.
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中,官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简字)逐渐被纳入新式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拓展提升,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问世,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式,双重地影响着民生境况.从民生伦理视角审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会引发诸多民生“恶”,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伦理批判性.然而,从辩证思维入手,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将通过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增加自由时间等方面来增进民生“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运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推进人机协同发展机制,令人工智能赋能、赋智于国家善治、智慧社会发展,从而渐入民生“善”的佳境,为求解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推进人的善的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当前农业农村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起草工作正抓紧推进.本文在梳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和成员的确认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初步意见,以期为相关立法工作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制度的变革源于思想的更新.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不仅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结果,前期新思想、新观念的准备和铺垫也是关键条件.它既与近代以来儒学沦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有关,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界掀起的省界讨论及地域文化认同思潮相联,儒学自身面临的危机和来自域外的新声正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时期国家在教育制度设计和规划层面的努力,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这是乡土知识教育走向规划化、有序化和维持长期有效性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