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在我国历史悠久，也是我国最古老的民俗文化之一，它主要是采取一种绘画形式，将生活风俗、民族文化等用绘画的方式描绘出来。年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一些年画中能让人们领略到时代的变迁。
　　近年来，年画在收藏市场成了热门货，其价格也是逐年倍增，这一现象引起了众多藏家的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49年11月23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给新中国年画美术创作打开了新的篇章。之后，新年画运动正式拉开，年画创作在全国上下迅速发展，各路名家各展独技，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景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不少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年画，一些名家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如焦焕之、樊南、陈希仲、吴少云、杨馥如、刘旦宅、何逸梅、金梅生、李长白、黄之希、李慕白、金志远、谢幕连、沈涛等。这些名家的作品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和艺术魅力。如李长白的《收获》——“谷子壮，谷子黄，千颗万颗闪金光，欢庆丰收把活干，哪管汗水湿衣裳”。这幅年画表现了农民在丰收中的劳动热情和欢乐愉快的情绪，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杨馥如创作的年画《新年好》，描绘了少年儿童在少年文化宫中，举行迎接新年大联欢。儿童们围着“寿星、麻姑”唱歌跳舞，他们高声地唱，尽情地跳，反映了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谢幕连创作的年画《向毛主席致敬》，描绘的是北京少先队员向毛主席献花致敬和献上自己亲手制造的礼物的动人场面，反映我国少年儿童敬爱领袖的热忱。如今，这些年画十分少见，其市场价格节节攀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过年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买上几幅年画，布置在堂屋的墙壁上，为新年增加新气象。过年欣赏年画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穿新衣戴新帽，贴上年画新年到??”这些童谣让人们记忆犹新。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充满乡土民情和时代特色的年画已经没有踪影，但却给人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如今的年更加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新华书店排队抢购年画的热闹场面也成了过去，那些具有时代特色、贴近人民生活的年画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人们的怀旧心理却使得年画走入了收藏视野，花大价钱购置一幅几十年前的年画置于雅室之内，留住那段历史，也成了当今一大时尚。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画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日益倍增，有的单幅多则数万元，少则数百元。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这些让人们记忆犹新的名家作品之外，还有领袖像也被人们称为年画的一种，更是人们新年的首选年画之一，如毛主席像、朱德像等。这些领袖像大都为对开，但彩色的并不多见。如今这些年画也是难得一见，能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文革”期间，年画成了政治宣传武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政治色彩，突出政治和领袖，“红光亮”、“高大全”、“三突出”是“文革”年画的主流，可以说呈现出了全国年画“一片红”的热闹景象。那个特殊年代造就的红色年画，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和缩影。“文革”时期的年画，一开、二开占主流，内容也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而变化，十分单一，传统的年画风格被打破。一些年画和宣传画融为一体，都被当成年画来看待。此外，“文革”时期的年画都是以集体创作为主，一般都不会署上创作者的名字。
　　“文革”时期，每当新年来临，新华书店年画满堂，人头攒动，购买年画的人络绎不绝，排长队的壮观场面让人们难以忘怀。为了能购买到一幅年画，有时能排几个小时的队。如刘春华主笔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在当时也被当成年画印刷。有数字显示，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去安源》作为样板画，印刷量高达9亿。赵宏本、钱笑呆创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邱瑞敏创作的《为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等都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经典年画。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还有《替军属张爷爷扫雪》、《董存瑞炸碉堡》、《延安新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不胜枚举。这一时期，由于大批的名家大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年画的创作，不少年画艺术水平极高。虽然“文革”年画在当时的印刷量相当惊人，但大多数都张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迁，加之年画不宜保存、房屋翻修等因素,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有的已经成为孤品。再加上人们的怀旧心理，一些“文革”年画受到热捧。最近几年，在“文革”10年间出品的年画，在文化收藏市场成为了“香饽饽”，“涨”势喜人，其价格逐年上涨，尤其是“文革”前期的，价格已迈上万元台阶。
　　目前，就年画的市场行情来讲，藏家和投资者应关注三个方面。首先，尺幅越大越贵，一开的最值钱，然后是两开、四开的；其次，题材上以领袖题材、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题材和“文革”题材为主；最后，艺术家或者学院派的作品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