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连市土地整理中心原主任于立新，受贿2874.9万元，其中有两笔受贿单笔数额达千万元。5年来，他月平均受贿45万余元，最后被一审判处死刑。
耕地占补指标商机
2003年上半年，辽宁省大连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于立新在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开会时，遇到了和自己关系不错的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樊某。樊对于悄声说：“朝阳耕地指标比较富余，大连建设用地比较多，耕地指标比较贫乏，我把朝阳的指标拿给你，你在大连卖，挣钱我们俩平分。你看如何？”
于立新清楚，大连市因城市建设占用耕地，而当地又没有后备耕地资源可开垦，需异地购买新增耕地开垦指标来解决占补平衡。于是他便点头认可。
在沈阳开完会返回大连后，于立新找人制作了3张假身份证，注册成立了大朝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很快，樊某把朝阳市70.53公顷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图纸、立项材料验收单邮寄给于立新。于以大朝公司名义，将其中40多公顷卖给大连10多家企业，得款410多万元，并转入大朝公司账户。
2003年11月初，于立新忽听有人议论“大朝公司卖耕地指标”，顿感心惊肉跳，急忙给樊某打电话说：“咱俩倒卖耕地指标的事儿有人知道了，干脆把钱和剩余指标都交给我单位吧。”樊某表示同意。
于立新提出按每亩4500元，合每公顷6.75万元价格签协议，并约定按每亩1000元给自己好处费，他收到钱后，再给樊某一半。随后，于立新起草了大连国土资源局购买朝阳市异地耕地占补指标70.53公顷、每公顷6.75万元的协议，并将协议寄给樊某。几天后，樊某将盖有公章和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王胜签字的协议邮寄给于立新。于立新也找大连市国土局副局长签了字。
2004年2月下旬，王胜打电话给于立新，说樊某去世了，并表示樊某拿到大连市的70多公顷耕地占补指标，还按每亩1000元给于立新好处。于立新有些顾虑：“会不会出问题？能行吗？”王胜说：“不可能出问题，你属于对朝阳有贡献的人，这边不会查你的。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以后给你的好处费还能逐渐增加。”
2004年3月上旬，王胜打电话告诉于立新，大连占补指标款已经划到朝阳，“根据商量好的每亩给你1000元，一共l05万元，我给你110万元”。
两天后，王胜带着新上任的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董某和财会人员王某，来到大连，把40万元现金和一张70万元汇票委托书交给于立新。于以大朝公司名义开具发票，邮寄给王胜。
“好处费”涨价
有了一次“愉快”合作，接下来的故事继续上演。
2004年3月下旬，王胜打电话对于立新说：“朝阳还有235公顷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还按以前每亩1000元给你好处，行吗？”于立新说：“你不说每次都给涨点吗？”王胜爽快地说：“行，那每亩增加100元。不过，为了方便我单位平账，你得以兴顺工程处支付大朝公司劳务费、机械作业费的名义做个虚假工程协议。”
于立新按照王胜的要求照办。为了尽快争取大连市财政拨款，于立新将《协议书》签订时间提前至2004年2月4日。
这一次于立新获利389万元，他以大朝公司名义给兴顺工程处开具了389万元的发票。
王胜尝到了甜头，欲罢不能。2004年8月，他与于立新商量：“朝阳有109.32公顷耕地指标，你还得让大连把指标买了，我还按每亩1100元给你好处费。”但于立新要求涨价。王胜只好妥协：“我这次再给你涨100元。”
于立新依据王胜寄来的材料起草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兴顺工程处以每亩1200元价格向大朝公司支付劳务费的虚假协议书；一份是大连、朝阳两市就购买109.33公顷耕地占补指标协议。跟往常一样，于立新将协议书签订时间提前至2004年3月。
两份协议邮寄给王胜后，董某将盖有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和兴顺工程处公章协议书邮寄回来。于立新拿着协议找大连市国土局副局长签字、盖章。2004年8月，大朝公司账户收到兴顺工程处给的好处费196.7万元。
两笔千万贿款
在于立新受贿一案中，受贿额最大的一笔是1177.2万元。
2004年9月，王胜给于立新打来电话：“我这儿有1万多亩耕地占补指标要卖给大连，给你的好处费还按每亩1200元吧。”
于立新这次没再要求涨价，因为是1000多万元的大数目，不是闹着玩的！他便说：“这次就给我单位搞福利吧。”
“你将这笔钱用在哪儿我管不着。”王胜献计说，“你在大连找一个带有‘工程’字样的建筑公司，以土地整理工程名义和我们签协议，假借在朝阳市做平整土地工程，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把给你的好处费转过去。”
于立新找到朋友于世国，说：“我在朝阳市有一个土地整理项目，需要一个建筑公司，你帮我找一个。”于世国说：“你就用我的金赛公司吧。”
2005年3月，于立新起草了两份协议，一份是购买耕地占补指标的协议；一份是金赛公司与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之间平整土地的假协议。为了在时间上与朝阳平整土地的时间相符，他将时间提前至2004年2月。之后，于立新盖上金赛公司章，在法定代表人位置上签上编造的“樊某”。
2005年3月下旬，大连土地整理中心向朝阳划拨购买耕地占补指标款，王胜把1177.2万元好处费划到了金赛公司账上。
拿了这么一大笔钱，于立新兴奋之余是担惊受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风平浪静。于立新想，凭着自己高明的手段，是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的。
2007年初，于立新又找到于世国，说出了一个赚钱的新方案：“大连财政现在有点紧张，拿不出钱到外地购买耕地，但大连还要购买新增耕地指标，所以允许企业购买土地整理后办理新征耕地指标，再由大连收购。”
于立新建议于世国办个可以购买耕地的营业执照，经营土地整理业务，并道出了玄机：“在朝阳办理指标每公顷五六万元，大连购买价是l0万元，企业肯定能挣钱。我尽量把你们开发的耕地介绍给用地单位，这样回钱快。”
于世国闻讯大喜，在自己下属的祥生公司办了购买耕地的增项。
不久，于立新告诉王胜：“大连还需要耕地指标。”几天后，王胜回了话，说他们有耕地资源，价格定在每亩3500元。在于立新的操作下，祥生公司假借在朝阳开发的1175公顷土地用于大连占补平衡，以每公顷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大连市各县区政府部门，获利5000余万元。
一下子就赚了5000多万元，于世国乐不可支，向于立新一再说：“以后用钱你就吩咐。”于立新笑笑说：“暂时不用。”但他绝不是不要。2009年1月，于立新找借口对于世国说需要1000万元资金。于世国将1000万元汇入于立新妻子景某开办的吴佑公司，景将该笔款用于经营活动。
至此，于立新收受王胜1874.9万元；收受于世国1000万元，共2874.9万元。
噩梦醒来
2009年初，国家审计署在对辽宁省国土部门进行账目审计时，发现了于立新涉嫌受贿犯罪的线索，遂移交给反腐机关。辽宁省检察院指定鞍山市检察院办理。
于立新此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并让景某向于世国打1000万元资金的“借条”。但一切都是徒劳，2009年12月，于立新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2010年6月一审开庭时，于立新拒不认罪，其所得赃款中尚有485.9万元未退还，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于立新不服，提出上诉。
2011年6月21日，辽宁省检察院受理了这起死刑上诉案件，用更充分的证据固定了于立新受贿金额为2874.9万元。
于立新被捕后，他一家3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一审判决后，突发脑血栓，由于其病灶系毛细血管阻塞，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治疗，病情才有所缓解；他那在国外靠其犯罪所得支付大额留学费用的女儿因经济来源不继，只得中断学业；妻子景某所开公司因接收于立新受贿款被查，景某为了给于立新退赃而四处借钱，公司处于停顿状态，只好呆在家里以泪洗面。
当检察官将于立新最关心的女儿和妻子的近况作了介绍后，于立新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当时确实因为不懂法，认为朝阳市政府给我的钱属于政府行为，我把朝阳市政府给我的钱揣进个人腰包，顶多算个违纪，不是违法。现在看来我是错了，特别是二审律师会见我后，给我讲了我的行为性质，我现在认识到，我因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把钱揣进个人的腰包，是违法行为，让家人和亲朋因其犯罪而蒙羞，我认罪服法。”
于立新的家属、亲友筹措资金，在2011年10月26日二审开庭前，将剩余的485.9万元赃款全部上缴给二审法院后，在等待二审判决。而涉案的王胜、于世国亦分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耕地占补指标商机
2003年上半年，辽宁省大连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于立新在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开会时，遇到了和自己关系不错的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樊某。樊对于悄声说：“朝阳耕地指标比较富余，大连建设用地比较多，耕地指标比较贫乏，我把朝阳的指标拿给你，你在大连卖，挣钱我们俩平分。你看如何？”
于立新清楚，大连市因城市建设占用耕地，而当地又没有后备耕地资源可开垦，需异地购买新增耕地开垦指标来解决占补平衡。于是他便点头认可。
在沈阳开完会返回大连后，于立新找人制作了3张假身份证，注册成立了大朝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很快，樊某把朝阳市70.53公顷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图纸、立项材料验收单邮寄给于立新。于以大朝公司名义，将其中40多公顷卖给大连10多家企业，得款410多万元，并转入大朝公司账户。
2003年11月初，于立新忽听有人议论“大朝公司卖耕地指标”，顿感心惊肉跳，急忙给樊某打电话说：“咱俩倒卖耕地指标的事儿有人知道了，干脆把钱和剩余指标都交给我单位吧。”樊某表示同意。
于立新提出按每亩4500元，合每公顷6.75万元价格签协议，并约定按每亩1000元给自己好处费，他收到钱后，再给樊某一半。随后，于立新起草了大连国土资源局购买朝阳市异地耕地占补指标70.53公顷、每公顷6.75万元的协议，并将协议寄给樊某。几天后，樊某将盖有公章和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王胜签字的协议邮寄给于立新。于立新也找大连市国土局副局长签了字。
2004年2月下旬，王胜打电话给于立新，说樊某去世了，并表示樊某拿到大连市的70多公顷耕地占补指标，还按每亩1000元给于立新好处。于立新有些顾虑：“会不会出问题？能行吗？”王胜说：“不可能出问题，你属于对朝阳有贡献的人，这边不会查你的。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以后给你的好处费还能逐渐增加。”
2004年3月上旬，王胜打电话告诉于立新，大连占补指标款已经划到朝阳，“根据商量好的每亩给你1000元，一共l05万元，我给你110万元”。
两天后，王胜带着新上任的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董某和财会人员王某，来到大连，把40万元现金和一张70万元汇票委托书交给于立新。于以大朝公司名义开具发票，邮寄给王胜。
“好处费”涨价
有了一次“愉快”合作，接下来的故事继续上演。
2004年3月下旬，王胜打电话对于立新说：“朝阳还有235公顷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还按以前每亩1000元给你好处，行吗？”于立新说：“你不说每次都给涨点吗？”王胜爽快地说：“行，那每亩增加100元。不过，为了方便我单位平账，你得以兴顺工程处支付大朝公司劳务费、机械作业费的名义做个虚假工程协议。”
于立新按照王胜的要求照办。为了尽快争取大连市财政拨款，于立新将《协议书》签订时间提前至2004年2月4日。
这一次于立新获利389万元，他以大朝公司名义给兴顺工程处开具了389万元的发票。
王胜尝到了甜头，欲罢不能。2004年8月，他与于立新商量：“朝阳有109.32公顷耕地指标，你还得让大连把指标买了，我还按每亩1100元给你好处费。”但于立新要求涨价。王胜只好妥协：“我这次再给你涨100元。”
于立新依据王胜寄来的材料起草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兴顺工程处以每亩1200元价格向大朝公司支付劳务费的虚假协议书；一份是大连、朝阳两市就购买109.33公顷耕地占补指标协议。跟往常一样，于立新将协议书签订时间提前至2004年3月。
两份协议邮寄给王胜后，董某将盖有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和兴顺工程处公章协议书邮寄回来。于立新拿着协议找大连市国土局副局长签字、盖章。2004年8月，大朝公司账户收到兴顺工程处给的好处费196.7万元。
两笔千万贿款
在于立新受贿一案中，受贿额最大的一笔是1177.2万元。
2004年9月，王胜给于立新打来电话：“我这儿有1万多亩耕地占补指标要卖给大连，给你的好处费还按每亩1200元吧。”
于立新这次没再要求涨价，因为是1000多万元的大数目，不是闹着玩的！他便说：“这次就给我单位搞福利吧。”
“你将这笔钱用在哪儿我管不着。”王胜献计说，“你在大连找一个带有‘工程’字样的建筑公司，以土地整理工程名义和我们签协议，假借在朝阳市做平整土地工程，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把给你的好处费转过去。”
于立新找到朋友于世国，说：“我在朝阳市有一个土地整理项目，需要一个建筑公司，你帮我找一个。”于世国说：“你就用我的金赛公司吧。”
2005年3月，于立新起草了两份协议，一份是购买耕地占补指标的协议；一份是金赛公司与朝阳市土地整理中心之间平整土地的假协议。为了在时间上与朝阳平整土地的时间相符，他将时间提前至2004年2月。之后，于立新盖上金赛公司章，在法定代表人位置上签上编造的“樊某”。
2005年3月下旬，大连土地整理中心向朝阳划拨购买耕地占补指标款，王胜把1177.2万元好处费划到了金赛公司账上。
拿了这么一大笔钱，于立新兴奋之余是担惊受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风平浪静。于立新想，凭着自己高明的手段，是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的。
2007年初，于立新又找到于世国，说出了一个赚钱的新方案：“大连财政现在有点紧张，拿不出钱到外地购买耕地，但大连还要购买新增耕地指标，所以允许企业购买土地整理后办理新征耕地指标，再由大连收购。”
于立新建议于世国办个可以购买耕地的营业执照，经营土地整理业务，并道出了玄机：“在朝阳办理指标每公顷五六万元，大连购买价是l0万元，企业肯定能挣钱。我尽量把你们开发的耕地介绍给用地单位，这样回钱快。”
于世国闻讯大喜，在自己下属的祥生公司办了购买耕地的增项。
不久，于立新告诉王胜：“大连还需要耕地指标。”几天后，王胜回了话，说他们有耕地资源，价格定在每亩3500元。在于立新的操作下，祥生公司假借在朝阳开发的1175公顷土地用于大连占补平衡，以每公顷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大连市各县区政府部门，获利5000余万元。
一下子就赚了5000多万元，于世国乐不可支，向于立新一再说：“以后用钱你就吩咐。”于立新笑笑说：“暂时不用。”但他绝不是不要。2009年1月，于立新找借口对于世国说需要1000万元资金。于世国将1000万元汇入于立新妻子景某开办的吴佑公司，景将该笔款用于经营活动。
至此，于立新收受王胜1874.9万元；收受于世国1000万元，共2874.9万元。
噩梦醒来
2009年初，国家审计署在对辽宁省国土部门进行账目审计时，发现了于立新涉嫌受贿犯罪的线索，遂移交给反腐机关。辽宁省检察院指定鞍山市检察院办理。
于立新此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并让景某向于世国打1000万元资金的“借条”。但一切都是徒劳，2009年12月，于立新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2010年6月一审开庭时，于立新拒不认罪，其所得赃款中尚有485.9万元未退还，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于立新不服，提出上诉。
2011年6月21日，辽宁省检察院受理了这起死刑上诉案件，用更充分的证据固定了于立新受贿金额为2874.9万元。
于立新被捕后，他一家3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一审判决后，突发脑血栓，由于其病灶系毛细血管阻塞，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治疗，病情才有所缓解；他那在国外靠其犯罪所得支付大额留学费用的女儿因经济来源不继，只得中断学业；妻子景某所开公司因接收于立新受贿款被查，景某为了给于立新退赃而四处借钱，公司处于停顿状态，只好呆在家里以泪洗面。
当检察官将于立新最关心的女儿和妻子的近况作了介绍后，于立新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当时确实因为不懂法，认为朝阳市政府给我的钱属于政府行为，我把朝阳市政府给我的钱揣进个人腰包，顶多算个违纪，不是违法。现在看来我是错了，特别是二审律师会见我后，给我讲了我的行为性质，我现在认识到，我因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把钱揣进个人的腰包，是违法行为，让家人和亲朋因其犯罪而蒙羞，我认罪服法。”
于立新的家属、亲友筹措资金，在2011年10月26日二审开庭前，将剩余的485.9万元赃款全部上缴给二审法院后，在等待二审判决。而涉案的王胜、于世国亦分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