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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凌晨,6点。
风头如刀,悍雪横扫。
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冲进茫茫雪雾之中。
救护车护送的,是一个肝脏,它刚刚离开陪伴了59年的一个躯体,现在它要继续前行,去履行一个庄严的使命,延续另一个垂危的生命。
救护车正在驶离的后方,是北京宣武医院。这里,数名医生正神色凝重、细心而完整地缝合一个已经没有肝脏的胸腔,胸腔中的那颗心于两个半小时前停止了跳动。
救护车正在驶往的前方,是天津武警医院。那里,一盏水银灯下,一位等待肝脏移植的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床上,医生正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能呼吸时,就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我要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像接力棒那样传递给别人。只要我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当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他怕冷,他盖着自家的那条羽绒被走了,却留下了他的脊椎、他的大脑作为医学研究,留下了肝脏给濒临绝境的患者带去生机。
寒夜里彻骨的冰冷,刹那间,被一个依然温润、依然鲜活的肝脏温暖。
冰冷彻骨的寒夜,一瞬间,被一个叫史铁生的名字照亮。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九个字放在史铁生身上,是那样令人心酸地契合。17岁中学未毕业,史铁生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运回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双腿永久高位瘫痪,20岁便开始了他轮椅上的人生。
病症的后遗症导致眼睛复视,脊髓功能的损害导致小便反流使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泌尿系统感染导致败血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眼睛视力得到恢复。
史铁生与各种痛苦的病痛周旋30多年。十多年前肾病加重,转为尿毒症,必须频繁地做肾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只有中间不做透析的两天上午可以做一点事。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
在最生龙活虎最狂妄的20岁青春年华时,突然没了双腿,成了一个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废人”,这几乎挑战了一个人的最高理智极限。他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他常常会突然狂暴地捶击自己,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母亲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母亲的肝病已相当严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可她对儿子瞒得紧紧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开了,母亲用央求的口气说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难得地答应了。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就出去准备了。他怎么会想到,母亲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亲被送进医院,昏迷前她留恋的不是自己仅仅49岁的人生,而是挂心自己的孩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在他被命运击昏了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人。其实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20岁的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
看到孩子沉陷于无助的深渊,她要找到一条让孩子活下去的路,可是她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种无助注定她是活得最辛苦的母亲——积郁于肝,才让她四十来岁便被肝病夺去了生命。他懂得了母亲临走前未说完的那半句话:他与妹妹俩人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有一次他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问朋友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作家朋友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也许有人会说这位朋友的写作动机太世俗了吧,似乎与神圣的写作沾不上边儿。但朋友坦率地说:“我那时就是想写出好文章来在报刊上发表,然后让母亲看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铅字儿,让别人羡慕我的母亲。”
这种坦率深深打动了史铁生。然而,当史铁生的头一篇作品发表的时候,当他的头一篇作品获奖的时候,他多么希望他的母亲还活着,看到儿子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了一条小路,至少她不用再为儿子担心,欣慰他找到了自己生存下去的道路和希望。
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地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有一次他在广州,刚去医院透析完,就去领奖。透析之后是很痛苦的,然而他就那么静静地、微笑着面对每个人。
他一路弹着命运的琴弦,高歌。
许多人可能初看他的文字,会觉得平淡而选择放弃。我也是。少年时看他的《命若琴弦》,觉得文字平淡,竟未看完就丢下了。年少之人都喜欢繁花似锦的文字,待岁月轮回,一个又一个深夜,我一次次重拾《命若琴弦》,才读懂,那荒凉山坳中无休止行走的老瞎子,就是史铁生,就是他自己。
“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
就像他自己,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就那么永远而执拗地扯紧着命运这根弦,不去看那,空茫而又无情的人生。
(编辑 文 墨)
风头如刀,悍雪横扫。
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冲进茫茫雪雾之中。
救护车护送的,是一个肝脏,它刚刚离开陪伴了59年的一个躯体,现在它要继续前行,去履行一个庄严的使命,延续另一个垂危的生命。
救护车正在驶离的后方,是北京宣武医院。这里,数名医生正神色凝重、细心而完整地缝合一个已经没有肝脏的胸腔,胸腔中的那颗心于两个半小时前停止了跳动。
救护车正在驶往的前方,是天津武警医院。那里,一盏水银灯下,一位等待肝脏移植的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床上,医生正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能呼吸时,就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我要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像接力棒那样传递给别人。只要我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当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他怕冷,他盖着自家的那条羽绒被走了,却留下了他的脊椎、他的大脑作为医学研究,留下了肝脏给濒临绝境的患者带去生机。
寒夜里彻骨的冰冷,刹那间,被一个依然温润、依然鲜活的肝脏温暖。
冰冷彻骨的寒夜,一瞬间,被一个叫史铁生的名字照亮。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九个字放在史铁生身上,是那样令人心酸地契合。17岁中学未毕业,史铁生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运回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双腿永久高位瘫痪,20岁便开始了他轮椅上的人生。
病症的后遗症导致眼睛复视,脊髓功能的损害导致小便反流使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泌尿系统感染导致败血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眼睛视力得到恢复。
史铁生与各种痛苦的病痛周旋30多年。十多年前肾病加重,转为尿毒症,必须频繁地做肾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只有中间不做透析的两天上午可以做一点事。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
在最生龙活虎最狂妄的20岁青春年华时,突然没了双腿,成了一个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废人”,这几乎挑战了一个人的最高理智极限。他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他常常会突然狂暴地捶击自己,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母亲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母亲的肝病已相当严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可她对儿子瞒得紧紧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开了,母亲用央求的口气说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难得地答应了。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就出去准备了。他怎么会想到,母亲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亲被送进医院,昏迷前她留恋的不是自己仅仅49岁的人生,而是挂心自己的孩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在他被命运击昏了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人。其实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20岁的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
看到孩子沉陷于无助的深渊,她要找到一条让孩子活下去的路,可是她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种无助注定她是活得最辛苦的母亲——积郁于肝,才让她四十来岁便被肝病夺去了生命。他懂得了母亲临走前未说完的那半句话:他与妹妹俩人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有一次他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问朋友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作家朋友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也许有人会说这位朋友的写作动机太世俗了吧,似乎与神圣的写作沾不上边儿。但朋友坦率地说:“我那时就是想写出好文章来在报刊上发表,然后让母亲看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铅字儿,让别人羡慕我的母亲。”
这种坦率深深打动了史铁生。然而,当史铁生的头一篇作品发表的时候,当他的头一篇作品获奖的时候,他多么希望他的母亲还活着,看到儿子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了一条小路,至少她不用再为儿子担心,欣慰他找到了自己生存下去的道路和希望。
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地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有一次他在广州,刚去医院透析完,就去领奖。透析之后是很痛苦的,然而他就那么静静地、微笑着面对每个人。
他一路弹着命运的琴弦,高歌。
许多人可能初看他的文字,会觉得平淡而选择放弃。我也是。少年时看他的《命若琴弦》,觉得文字平淡,竟未看完就丢下了。年少之人都喜欢繁花似锦的文字,待岁月轮回,一个又一个深夜,我一次次重拾《命若琴弦》,才读懂,那荒凉山坳中无休止行走的老瞎子,就是史铁生,就是他自己。
“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
就像他自己,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就那么永远而执拗地扯紧着命运这根弦,不去看那,空茫而又无情的人生。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