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凌晨，6点。
　　风头如刀，悍雪横扫。
　　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冲进茫茫雪雾之中。
　　救护车护送的，是一个肝脏，它刚刚离开陪伴了59年的一个躯体，现在它要继续前行，去履行一个庄严的使命，延续另一个垂危的生命。
　　救护车正在驶离的后方，是北京宣武医院。这里，数名医生正神色凝重、细心而完整地缝合一个已经没有肝脏的胸腔，胸腔中的那颗心于两个半小时前停止了跳动。
　　救护车正在驶往的前方，是天津武警医院。那里，一盏水银灯下，一位等待肝脏移植的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床上，医生正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能呼吸时，就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我要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像接力棒那样传递给别人。只要我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当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他怕冷，他盖着自家的那条羽绒被走了，却留下了他的脊椎、他的大脑作为医学研究，留下了肝脏给濒临绝境的患者带去生机。
　　寒夜里彻骨的冰冷，刹那间，被一个依然温润、依然鲜活的肝脏温暖。
　　冰冷彻骨的寒夜，一瞬间，被一个叫史铁生的名字照亮。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九个字放在史铁生身上，是那样令人心酸地契合。17岁中学未毕业，史铁生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运回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双腿永久高位瘫痪，20岁便开始了他轮椅上的人生。
　　病症的后遗症导致眼睛复视，脊髓功能的损害导致小便反流使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泌尿系统感染导致败血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眼睛视力得到恢复。
　　史铁生与各种痛苦的病痛周旋30多年。十多年前肾病加重，转为尿毒症，必须频繁地做肾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只有中间不做透析的两天上午可以做一点事。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
　　在最生龙活虎最狂妄的20岁青春年华时，突然没了双腿，成了一个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废人”，这几乎挑战了一个人的最高理智极限。他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他常常会突然狂暴地捶击自己，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母亲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母亲的肝病已相当严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可她对儿子瞒得紧紧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开了，母亲用央求的口气说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难得地答应了。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就出去准备了。他怎么会想到，母亲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亲被送进医院，昏迷前她留恋的不是自己仅仅49岁的人生，而是挂心自己的孩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在他被命运击昏了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人。其实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20岁的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
　　看到孩子沉陷于无助的深渊，她要找到一条让孩子活下去的路，可是她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种无助注定她是活得最辛苦的母亲——积郁于肝，才让她四十来岁便被肝病夺去了生命。他懂得了母亲临走前未说完的那半句话：他与妹妹俩人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有一次他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问朋友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作家朋友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也许有人会说这位朋友的写作动机太世俗了吧，似乎与神圣的写作沾不上边儿。但朋友坦率地说：“我那时就是想写出好文章来在报刊上发表，然后让母亲看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铅字儿，让别人羡慕我的母亲。”
　　这种坦率深深打动了史铁生。然而，当史铁生的头一篇作品发表的时候，当他的头一篇作品获奖的时候，他多么希望他的母亲还活着，看到儿子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了一条小路，至少她不用再为儿子担心，欣慰他找到了自己生存下去的道路和希望。
　　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地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有一次他在广州，刚去医院透析完，就去领奖。透析之后是很痛苦的，然而他就那么静静地、微笑着面对每个人。
　　他一路弹着命运的琴弦，高歌。
　　许多人可能初看他的文字，会觉得平淡而选择放弃。我也是。少年时看他的《命若琴弦》，觉得文字平淡，竟未看完就丢下了。年少之人都喜欢繁花似锦的文字，待岁月轮回，一个又一个深夜，我一次次重拾《命若琴弦》，才读懂，那荒凉山坳中无休止行走的老瞎子，就是史铁生，就是他自己。
　　“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
　　就像他自己，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就那么永远而执拗地扯紧着命运这根弦，不去看那，空茫而又无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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