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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仅仅在城乡内部并行推进，而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变革却极为缓慢，这种不均衡的制度变迁大大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的交易成本。本文通过比较迁移过程中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得出农民工进行非永久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进而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工永久性迁移。
关键词 非永久迁移；交易成本；预期成本；预期收益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32(2009)27-0076-02
1 迁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1，1经济性成本
1，1，1就业成本
非永久迁移的农业劳动力为了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除了要携带身份证外，还必须有计划生育证明、外出务工证明、技术专长证明等供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查验。在迁入地他们须办理“暂住证”，每月需交费。在大多数地区还须向社区组织缴纳“治安管理费”、“卫生费”等非常规收费。非永久迁移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还须承担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税负和工商管理费用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对于从事同样经营活动的本地劳动者，地方政府给予多方支持和税费优惠。这等于是外来劳动力拿钱买异地就业权，收益被无故分享，导致了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就业成本的升高。
1，1，2生存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原籍的居住费用可能几年或十几年前就已支付了，并不构成现实的生存压力，但在非永久迁移过程中在没有任何补贴情况下，昂贵的房租花去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他们的生存成本偏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减少居住方面费用支出，有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把自己的居住水平压到了非人道的状态。他们一般都合租于城乡结合部，人均居住面积很小，有的不足2平方米。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则大多住在工棚内，或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材料搭建的棚屋内，往往成为城市卫生中的死角。
1，1，3交通成本
随着劳动力迁移距离的扩大，交通费用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部分成本在那些远距离异地迁移的劳动者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春节期间大部分非永久迁移者都有较长时间没有工作任务，留在城里不仅无所事事而且坐吃山空。另一方面，春节期间无论是传统观念和习惯，还是心理、生理等原因，非永久迁移者都会回原籍过春节，因而每逢春节前后便出现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据调查。出门在外的非永久迁移者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难题就是车票难买，且春节期间车票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对之普遍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1，2非经济性成本
1，2，1心理成本
虽然“暂住证”、“身份证”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合法化，但由于阻碍和制约劳动力正常流动的相关体制改革没能及时跟上，大量的非永久迁移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迁移，难以享受到与迁入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加之社会习俗传统观念的影响，非永久迁移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还要承受一种非经济的心理成本。
首先，在城里打工往往远离家乡和亲人，与家人聚少离多，因此必须在心理上忍受孤单和种种不适应。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流动中，无法做长久居住的打算和安排，也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更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情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行为。
其次，非永久迁移者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往往存在隔阂甚至敌视，而当地政府部门在就业、教育、生活等方面对非永久迁移者也多实行歧视性政策，甚至通过不定期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非永久迁移者的数量。
1，2，2风险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中的风险会因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不完善而增加。相对于原籍人口来说，他们缺少了土地和亲朋关系等最基本的保险因素；相对于迁入地户籍人口而言，他们缺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组织等最基本的保障。非永久迁移劳动者在新的环境、新的职业上带有更大的探索性，可能会与环境及其他因素发生更多的摩擦，直接导致风险成本偏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失业风险偏高。同是处于失业状态，迁入地户籍城镇人口在当地政府部门“再就业工程”的帮助下，再就业的机会比非永久迁移劳动力要大得多。而且在有些地方，当经济出现困难和就业压力增大时，首先裁减的是外来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二是伤病风险增大。非永久迁移者一方面没有固定的住所，饮食营养差，生活无规律，加上大多从事脏重苦险累活，在生理上受到的损害比不迁移者或本地户籍人口多得多。此外，工伤、车祸等事故的发生概率也大得多，还容易成为犯罪力量的侵害对象，尤其是女性。一旦受到伤害，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给予保护。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伤病保险是个难点，进展较其他险种为慢，而在伤病保险中对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保险则几近盲区，大量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风险可想而知。三是劳动过程风险增加。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招收的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中，有些基本权利都难以保证，随意扣押身份证、不允许员工外出、出场搜身等现象时有发生。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工时过长，拖欠克扣工资等会对劳动者造成危害。
1，3机会成本
由于现有体制约束，非永久迁移者的土地使用权无法流转，有些耕地甚至被抛荒，以致因外出而放弃的务农收入得不到补偿，这是非永久迁移者损失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影响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在下表中列出了12个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省份的农村家庭人均务农收入。可以看出，对于每一个非永久迁移者来说，外出打工就意味着每年要放弃大约1200～2000元的务农收入。如果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收入无法弥补这部分机会成本，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非永久迁移。
另外，非永久迁移者外出打工后，各种形式的农民负担照交不误，但却无法享受上缴费用后应该得到的社区福利；原有的各种生产工具和家庭生活设施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这些无疑都成为非永久迁移者的机会成本，形成社会资源的净损失。
2 迁移行为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极大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怎样迁移都将受到交易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将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基础上，决定迁移行为的选择。但是，农业劳动力选择的迁移方式(非永久迁移和永久迁移)不同将产生不同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并且即使同一种迁移方式也会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特点而产生不同的预期成本。因此，当农业劳动力在进行迁移选择时，通常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
对于农业劳动力来说，非永久乡城迁移的预期收益主要包括农业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这种收益可分为：货币性收益，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对农业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力；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因为农业迁移劳动力的就业相对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所以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预期收益基本上是相同的(扣除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而非永久迁移的预期成本根据劳动力本身特点的不同会产生较大差异，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预期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应该说，每个非永久迁移者的经济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非经济成本，如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越高、承受风险能力越大，则这个人的预期成本就越低，反之，则相反。这样，农业劳动力在非永久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迁移，否则就不迁移。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地放开，乡城之间劳动力迁移数量也在逐渐地增加，这说明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选择了非永久迁移。
然而，对于收益大于成本而选择非永久迁移的劳动力来说，选择永久性迁移却十分困难。在城乡隔离还没有完全打破的条件下，通常永久性迁移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已经习惯了非永久迁移模式，在农村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遇到困难(生病、失业等)时回到农村并且用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如果进行永久性迁移，在现行的体制下，土地不能够流转，这意味着他们最后的保障也失去了。显然，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预期收益。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农业劳动力仍然主要选择非永久迁移的方式，选择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却很少，这也说明了目前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仍然大于预期收益，从而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永久性迁移。
3 小结
通过对非永久性迁移的交易成本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非永久性迁移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为了促进农民工逐渐转向永久性迁移，应该从提高预期收益、降低预期成本的角度出发，使进行永久性迁移逐渐成为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非永久迁移；交易成本；预期成本；预期收益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32(2009)27-0076-02
1 迁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1，1经济性成本
1，1，1就业成本
非永久迁移的农业劳动力为了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除了要携带身份证外，还必须有计划生育证明、外出务工证明、技术专长证明等供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查验。在迁入地他们须办理“暂住证”，每月需交费。在大多数地区还须向社区组织缴纳“治安管理费”、“卫生费”等非常规收费。非永久迁移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还须承担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税负和工商管理费用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对于从事同样经营活动的本地劳动者，地方政府给予多方支持和税费优惠。这等于是外来劳动力拿钱买异地就业权，收益被无故分享，导致了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就业成本的升高。
1，1，2生存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原籍的居住费用可能几年或十几年前就已支付了，并不构成现实的生存压力，但在非永久迁移过程中在没有任何补贴情况下，昂贵的房租花去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他们的生存成本偏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减少居住方面费用支出，有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把自己的居住水平压到了非人道的状态。他们一般都合租于城乡结合部，人均居住面积很小，有的不足2平方米。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则大多住在工棚内，或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材料搭建的棚屋内，往往成为城市卫生中的死角。
1，1，3交通成本
随着劳动力迁移距离的扩大，交通费用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部分成本在那些远距离异地迁移的劳动者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春节期间大部分非永久迁移者都有较长时间没有工作任务，留在城里不仅无所事事而且坐吃山空。另一方面，春节期间无论是传统观念和习惯，还是心理、生理等原因，非永久迁移者都会回原籍过春节，因而每逢春节前后便出现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据调查。出门在外的非永久迁移者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难题就是车票难买，且春节期间车票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对之普遍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1，2非经济性成本
1，2，1心理成本
虽然“暂住证”、“身份证”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合法化，但由于阻碍和制约劳动力正常流动的相关体制改革没能及时跟上，大量的非永久迁移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迁移，难以享受到与迁入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加之社会习俗传统观念的影响，非永久迁移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还要承受一种非经济的心理成本。
首先，在城里打工往往远离家乡和亲人，与家人聚少离多，因此必须在心理上忍受孤单和种种不适应。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流动中，无法做长久居住的打算和安排，也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更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情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行为。
其次，非永久迁移者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往往存在隔阂甚至敌视，而当地政府部门在就业、教育、生活等方面对非永久迁移者也多实行歧视性政策，甚至通过不定期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非永久迁移者的数量。
1，2，2风险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中的风险会因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不完善而增加。相对于原籍人口来说，他们缺少了土地和亲朋关系等最基本的保险因素；相对于迁入地户籍人口而言，他们缺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组织等最基本的保障。非永久迁移劳动者在新的环境、新的职业上带有更大的探索性，可能会与环境及其他因素发生更多的摩擦，直接导致风险成本偏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失业风险偏高。同是处于失业状态，迁入地户籍城镇人口在当地政府部门“再就业工程”的帮助下，再就业的机会比非永久迁移劳动力要大得多。而且在有些地方，当经济出现困难和就业压力增大时，首先裁减的是外来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二是伤病风险增大。非永久迁移者一方面没有固定的住所，饮食营养差，生活无规律，加上大多从事脏重苦险累活，在生理上受到的损害比不迁移者或本地户籍人口多得多。此外，工伤、车祸等事故的发生概率也大得多，还容易成为犯罪力量的侵害对象，尤其是女性。一旦受到伤害，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给予保护。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伤病保险是个难点，进展较其他险种为慢，而在伤病保险中对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保险则几近盲区，大量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风险可想而知。三是劳动过程风险增加。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招收的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中，有些基本权利都难以保证，随意扣押身份证、不允许员工外出、出场搜身等现象时有发生。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工时过长，拖欠克扣工资等会对劳动者造成危害。
1，3机会成本
由于现有体制约束，非永久迁移者的土地使用权无法流转，有些耕地甚至被抛荒，以致因外出而放弃的务农收入得不到补偿，这是非永久迁移者损失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影响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在下表中列出了12个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省份的农村家庭人均务农收入。可以看出，对于每一个非永久迁移者来说，外出打工就意味着每年要放弃大约1200～2000元的务农收入。如果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收入无法弥补这部分机会成本，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非永久迁移。
另外，非永久迁移者外出打工后，各种形式的农民负担照交不误，但却无法享受上缴费用后应该得到的社区福利；原有的各种生产工具和家庭生活设施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这些无疑都成为非永久迁移者的机会成本，形成社会资源的净损失。
2 迁移行为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极大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怎样迁移都将受到交易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将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基础上，决定迁移行为的选择。但是，农业劳动力选择的迁移方式(非永久迁移和永久迁移)不同将产生不同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并且即使同一种迁移方式也会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特点而产生不同的预期成本。因此，当农业劳动力在进行迁移选择时，通常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
对于农业劳动力来说，非永久乡城迁移的预期收益主要包括农业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这种收益可分为：货币性收益，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对农业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力；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因为农业迁移劳动力的就业相对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所以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预期收益基本上是相同的(扣除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而非永久迁移的预期成本根据劳动力本身特点的不同会产生较大差异，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预期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应该说，每个非永久迁移者的经济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非经济成本，如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越高、承受风险能力越大，则这个人的预期成本就越低，反之，则相反。这样，农业劳动力在非永久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迁移，否则就不迁移。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地放开，乡城之间劳动力迁移数量也在逐渐地增加，这说明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选择了非永久迁移。
然而，对于收益大于成本而选择非永久迁移的劳动力来说，选择永久性迁移却十分困难。在城乡隔离还没有完全打破的条件下，通常永久性迁移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已经习惯了非永久迁移模式，在农村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遇到困难(生病、失业等)时回到农村并且用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如果进行永久性迁移，在现行的体制下，土地不能够流转，这意味着他们最后的保障也失去了。显然，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预期收益。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农业劳动力仍然主要选择非永久迁移的方式，选择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却很少，这也说明了目前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仍然大于预期收益，从而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永久性迁移。
3 小结
通过对非永久性迁移的交易成本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非永久性迁移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为了促进农民工逐渐转向永久性迁移，应该从提高预期收益、降低预期成本的角度出发，使进行永久性迁移逐渐成为农民工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