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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描述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的形象图：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且，这并非小说虚构，如书中所写的某京城名校法学博士生导师被“小蜜”在海口所杀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风流韵事。
不知为什么，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
N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还有一位漂亮且活泼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但他很苦闷。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并且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但他的烦恼是似乎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百姓的日子还是越来越难过。大量进口产品使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上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助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建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像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有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有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了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
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该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支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
在印度，我们还拜访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声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们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经常去乡下为农民义务工作、劳动，甚至长年住在农村。
M.P.先生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最后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先生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他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成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M.P.先生的房子面积不大，屋里到处都是书，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像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
M.P.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
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17年的时间一直待在一个乡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300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和其他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生长得髙大结实，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听说过他的种种辉煌事迹，我们无法相信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忌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著坚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所在的德里大学正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轻人通宵开会、辩论，彻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几十年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们每天坐着拥挤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副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
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呢？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文化的附加值》 作者：李少君）
不知为什么，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
N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还有一位漂亮且活泼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但他很苦闷。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并且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但他的烦恼是似乎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百姓的日子还是越来越难过。大量进口产品使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上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助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建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像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有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有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了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
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该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支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
在印度，我们还拜访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声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们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经常去乡下为农民义务工作、劳动，甚至长年住在农村。
M.P.先生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最后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先生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他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成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M.P.先生的房子面积不大，屋里到处都是书，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像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
M.P.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
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17年的时间一直待在一个乡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300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和其他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生长得髙大结实，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听说过他的种种辉煌事迹，我们无法相信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忌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著坚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所在的德里大学正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轻人通宵开会、辩论，彻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几十年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们每天坐着拥挤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副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
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呢？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文化的附加值》 作者：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