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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一个人去了崭新而陌生的环境里长期生活,总要设法“接地气”,寻找到合适的“接口”。一代又一代移民加拿大的大陆华人,选择的“接口”常常是当地某个教会——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至少在初入教会时,未必真的对信仰问题有什么兴趣或定见。
别人怎样不好说,至少我在移民之初就曾抱着增加社交、练习英语口语的目的,定期去一家叫“联合教会”的社团活动。在那里我认识里一对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山东移民夫妇,丈夫叫金春雷,在国内是学电子工程的,女的叫袁秋叶,搞电脑工作,夫妇俩看上去很随和忠厚,他们的女儿叫Linda,当时六岁多,刚上小学一年级,长得挺清秀,人也单纯善良,只比我女儿大一岁,对我那腼腆的女儿态度又主动,所以在教会里边只要看见Linda就不怕找不到我女儿。
当时教会里有好几个华人,其中数袁秋叶的英文最好。在我们那年代,大陆流行的是“伦敦音”,美国口语还没开始流行,她说话带有明显英国口音,不多话也不害羞,我们总能听到她和外国教友们愉快聊天。
教会里读圣经当然不可少,我们这些华人也会在例行活动中被邀请参加,我们几个当时口语虽有进步,但照着书读却不免有些磕磕绊绊,跟不上西人教友们的进度,唯独袁秋叶口语底子好,虽说以前和我们一样也没读过圣经,读起来却比寻常说话还顺溜,这自然更让老外们感到鼓舞,也格外愿意助她一臂之力。
同样因为语言底子好,她并没像大多数大陆同胞那样在制衣厂、电子厂或餐馆打活重薪水低的“累脖工”,而是在家门口一家有名的咖啡连锁店打工,虽然也还是小时工,但劳动强度相对小些,环境干净,偶尔还有一点小费。她丈夫金春雷很有礼貌,但不爱说话,据他自己说,那时正在准备托福考试打算读书去。像他家那样,太太全职上班,丈夫一边看孩子一边读书当时不在少数。
教会里教友们对他们夫妇的好感有时候会闹一些有趣的笑话。有一次教会举办一次庆祝一对教友夫妇领养婴儿的“Baby Shower”仪式,婴儿是亚洲弃婴,这种收养在加拿大很常见,领养的婴儿是强制安排的,领养家庭不能挑选,如果不满意只能再等一轮,因此许多被领养的弃婴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疾。这对夫妇第一轮就被指定领养了一个健康宝宝,心情自然格外激动,大家也都为他们高兴,一位西人教友就准备了一件漂亮的蓝色婴儿服做礼物,还特意私下里让我们大家都在卡片上签名,算是大家的祝福吧。
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这对夫妇向所有表示感谢,并按当地习惯拆开每份礼物,表示喜爱和感激之情。当那位先生打开那件漂亮的蓝色婴儿服后,开始诵读卡片时,却不知为何只念了袁秋叶的名字,并且激动地提高嗓门表示感谢。袁秋叶顿觉尴尬,微笑着低声说“哦,不是我!是约翰送的。”可是除了我们几个没人听见,对究竟谁送的也不感兴趣,或许这就是所谓“好感的力量”吧。
打那以后,这对夫妇对袁秋叶特别友好。有一天那位先生突然跑来对她说:“你是不是在找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简历给我一份,我看能不能帮上点忙?”原来他竟是袁秋叶的同行,在一家挺大的电脑公司上班,打算帮袁秋叶找份工作,尽管这在当地人看来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对当时举目无亲的大陆移民来说,简直想遇见活雷锋一样。 只可惜那时加拿大的经济实在没有起色,公司大都在裁人,袁秋叶的运气并没那么好,但大家的互助之情,却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这寒冷的北方之国的新移民,感到一阵久违的温暖。
就在我们全家迁居渥太华之际,袁秋叶夫妇也下决心移居安大略省的小城伦敦,去哪里读书,以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今我们天各一方,渐渐失去了彼此的音耗,据说他们一家过得很好,照我看,人是一种感情动物、社会动物,只要能很快学会在新环境下与人相处,便能“给点阳光就灿烂”,他们一家,想必一定也是如此吧。
别人怎样不好说,至少我在移民之初就曾抱着增加社交、练习英语口语的目的,定期去一家叫“联合教会”的社团活动。在那里我认识里一对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山东移民夫妇,丈夫叫金春雷,在国内是学电子工程的,女的叫袁秋叶,搞电脑工作,夫妇俩看上去很随和忠厚,他们的女儿叫Linda,当时六岁多,刚上小学一年级,长得挺清秀,人也单纯善良,只比我女儿大一岁,对我那腼腆的女儿态度又主动,所以在教会里边只要看见Linda就不怕找不到我女儿。
当时教会里有好几个华人,其中数袁秋叶的英文最好。在我们那年代,大陆流行的是“伦敦音”,美国口语还没开始流行,她说话带有明显英国口音,不多话也不害羞,我们总能听到她和外国教友们愉快聊天。
教会里读圣经当然不可少,我们这些华人也会在例行活动中被邀请参加,我们几个当时口语虽有进步,但照着书读却不免有些磕磕绊绊,跟不上西人教友们的进度,唯独袁秋叶口语底子好,虽说以前和我们一样也没读过圣经,读起来却比寻常说话还顺溜,这自然更让老外们感到鼓舞,也格外愿意助她一臂之力。
同样因为语言底子好,她并没像大多数大陆同胞那样在制衣厂、电子厂或餐馆打活重薪水低的“累脖工”,而是在家门口一家有名的咖啡连锁店打工,虽然也还是小时工,但劳动强度相对小些,环境干净,偶尔还有一点小费。她丈夫金春雷很有礼貌,但不爱说话,据他自己说,那时正在准备托福考试打算读书去。像他家那样,太太全职上班,丈夫一边看孩子一边读书当时不在少数。
教会里教友们对他们夫妇的好感有时候会闹一些有趣的笑话。有一次教会举办一次庆祝一对教友夫妇领养婴儿的“Baby Shower”仪式,婴儿是亚洲弃婴,这种收养在加拿大很常见,领养的婴儿是强制安排的,领养家庭不能挑选,如果不满意只能再等一轮,因此许多被领养的弃婴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疾。这对夫妇第一轮就被指定领养了一个健康宝宝,心情自然格外激动,大家也都为他们高兴,一位西人教友就准备了一件漂亮的蓝色婴儿服做礼物,还特意私下里让我们大家都在卡片上签名,算是大家的祝福吧。
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这对夫妇向所有表示感谢,并按当地习惯拆开每份礼物,表示喜爱和感激之情。当那位先生打开那件漂亮的蓝色婴儿服后,开始诵读卡片时,却不知为何只念了袁秋叶的名字,并且激动地提高嗓门表示感谢。袁秋叶顿觉尴尬,微笑着低声说“哦,不是我!是约翰送的。”可是除了我们几个没人听见,对究竟谁送的也不感兴趣,或许这就是所谓“好感的力量”吧。
打那以后,这对夫妇对袁秋叶特别友好。有一天那位先生突然跑来对她说:“你是不是在找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简历给我一份,我看能不能帮上点忙?”原来他竟是袁秋叶的同行,在一家挺大的电脑公司上班,打算帮袁秋叶找份工作,尽管这在当地人看来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对当时举目无亲的大陆移民来说,简直想遇见活雷锋一样。 只可惜那时加拿大的经济实在没有起色,公司大都在裁人,袁秋叶的运气并没那么好,但大家的互助之情,却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这寒冷的北方之国的新移民,感到一阵久违的温暖。
就在我们全家迁居渥太华之际,袁秋叶夫妇也下决心移居安大略省的小城伦敦,去哪里读书,以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今我们天各一方,渐渐失去了彼此的音耗,据说他们一家过得很好,照我看,人是一种感情动物、社会动物,只要能很快学会在新环境下与人相处,便能“给点阳光就灿烂”,他们一家,想必一定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