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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为抗日救国建树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同时也缅怀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文彬烈士曾任红五军、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红十五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毛泽东的秘书、西安事变的谈判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南委副书记。沿着张文彬的人生轨迹，我们发现，他三十四年的短暂人生，一直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奋斗和牺牲的壮烈人生，始终为着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然而，他没有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也没有牺牲在组织领导广东民众抗日救亡中，最后竟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马家洲集中营”里。生前留下《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一封信，信的最后写道：“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
跃马沙场一干将
“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张文彬，原名张纯清，又名张南杰、刘宗义，１９１０年７月５日生于湖南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一个半自耕农家庭。小学毕业后进入长沙半工半读修业中学就读。在大革命浪潮中，他阅读了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的实际斗争。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年仅１６岁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发动的秋收暴动。不久，担任县委军事部长兼县赤卫队党代表。１９２８年７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发动平江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张文彬率平江县部分工农武装编入该军，任营党代表。红五军在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后，任第四纵队政治委员。１９２９年初，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跳向外线，出击赣南闽西。张文彬和李灿率部扼守黄洋界哨口。激战三昼夜，敌人不能越雷池半步，便收买当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沿着流水的小沟和采药的山径，绕到红军工事后面偷袭。一番短兵相接后，红军退守山顶。由于各哨口相继失守，红五军主力突围，张、李率部解下绑腿，结成长绳，垂下悬崖，投入深山密林。张文彬身边只剩下２４人，加上隆冬大雪，缺吃少穿，处境十分困难。张文彬耐心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亲自为伤病员做饭，带领队伍孤军奋战打游击，终于度过难关，与坚持在根据地游击的何长工、王佐部会合，并收复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美国名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称誉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
“人与阵地共存亡”１９３０年春，张文彬随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先后攻占宜春、万载、铜鼓、平江、修水、岳阳等城。１９３０年６月，红五军发展为红三军团，张文彬任红五军政治委员。７月，中央命令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张文彬和邓萍率军扑晋坑，攻金井，再克郎梨。郎梨激战中，张文彬亲自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身边的战士劝他下阵地包扎，他说“把敌人压下去要紧”！警卫员坚持背他下去，他却厉声地说：“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人与阵地共存亡！”一面指挥，一面撕块衣袖包扎了事。广大指战员倍受鼓舞，英勇杀敌，终于取胜。２８日胜利攻占长沙。这是红军时期我军攻占的惟一一座省城。后来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说，攻克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２３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冬，张文彬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役。他不仅是个杰出的政工干部，对部队的思想建设抓得很紧，而且是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常常亲临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指挥战斗。他对战士关怀备至，说笑谈心。身边工作人员因天寒被薄，难以入睡，张文彬叫他们共挤一床，同志之间关系十分融洽。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后，面对许多干部被打成改组派，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部队思想十分混乱的严重局面，张文彬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纠正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解脱了一批蒙冤受屈的同志，稳定了军心。１９３２年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后，对一些重大案件，他总是重证据，反刑讯，亲自审理，并向军团党委请示汇报。张文彬已成为政治上日益成熟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军团首长、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干部战士的广泛尊重。１９３４年初，年仅２３岁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斡旋西北一代表
西北军里的中共密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张文彬曾入红军大学学习，后调任毛泽东的秘书。１９３６年８月，张文彬带着毛泽东给十七路军即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经秘密通道前往西安，对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杨虎城叮嘱宪兵营将张文彬作为中共密使严密保护。通过努力，达成了红军与西北军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的协议，并在杨部建立了红军秘密联络站，对我接送干部、运送物资、打破国民党封锁与进攻发挥了重大作用。
西安事变的谈判代表事变前，张文彬以十七路军总政治处主任秘书的身份，参与领导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去了西安后，张文彬亲任总指挥，精心部署，直接领导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当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游行请愿，规模之大，秩序之好，情绪之悲愤，都是西北前所未有的，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参加调解谈判。张文彬向代表团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代表团成员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还组织我西安地下党向爱国军民宣传联蒋抗日而不是杀蒋抗日的道理，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红西路军难友的营救者西安事变解决不久，为了营救被“马家军”围困在甘肃黄番寺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张文彬奉周恩来指示，亲见马步青，并通过杜斌丞等人，请马步青的老师、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向马步青、马步芳及其叔父、青海省主席马麟说情，对营救西路军同志起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５月张文彬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及时代表党中央去兰州集中营慰问被关押的西路军指战员。通过曲折艰苦的斗争，使很多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指战员重返战斗岗位，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御侮岭南一领袖
立足救亡图存，恢复和重建广东党组织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文彬受党中央重托，负责组织领导广东人民抗击日寇的艰苦斗争。他首先统一了对广东党组织的领导。１０月份在九龙召开会议，对中共南方工作临时委员会和广州市委无原则的意见纠纷进行批评处理，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亲任书记。次年４月又撤销南委，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接着，他大力抓党组织的发展。乘着抗战初期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大好时机，派遣大批党员到群众团体中任职，将抗日救亡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和扩大各级党组织。还在基层推行我党以知识分子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到１９３９年底，广东省委领导下的党员猛增至近２万人，普遍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并建立了特委一级组织。同时，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从省委到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培训班，张文彬还经常亲自讲课，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素质，从而为党领导华南抗战做了思想组织及干部上的准备。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张文彬由粤北省委书记调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后，同方方一道领导广东、江西和广西、闽西、闽南、湘东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当年与张文彬共同战斗的廖承志等老同志，每当谈到张文彬，都充分肯定他在广东建党方面的重大建树。
着眼团结抗战，重视和改善统战工作在张文彬领导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广东得到正确贯彻。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分社进行公开的统战工作，他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余森文、湛小岑、钟天心等上层人物的开明倾向，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许多救亡团体为我党掌握和领导。１９３８年夏，派出一批党员进入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１９３９年初，先后派出８００多青年（包括中共党员１２０名）进入余汉谋部政工总队，对于加强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掩护我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发奎接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张文彬又领导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做其统战工作。
当国民党反共逆流冲击广东时，张文彬及时调整了工作策略，对余汉谋等人不能有过份幻想的思路，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并组织反对“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论战和反对查禁抗战书报等多种斗争。又团结，又斗争，促成并维护了华南地区共赴国难的政治局面。
张文彬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观。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进攻香港。８００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及其家属面临被搜捕、迫害的危险。张文彬和廖承志等精心策划营救方案，并坐镇宝安游击区，亲自抓方案的实施。在各级党组织和东江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日寇黑名单上的数百人竟出现在我抗日根据地或抗日大后方，震动了国内外，被茅盾称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受到党中央通电表扬。
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张文彬从延安抵达香港后，即指派云广英去赣南联系陈毅、杨尚奎等，使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与中央建立了联系，走向抗日战场。广东省委成立时，专门讨论武装工作问题，决定各地党以建立抗日自卫团中的工作与组织为中心任务，并在党内进行游击战争的培训。在中共南方局讨论长江以南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时，张文彬和廖承志作为南方局委员都坚决赞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按照中央指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独立自主，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不受国民党限制的原则下，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琼崖民众抗日独立队（红军游击队改编）、顺德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１９３９年，张文彬向中央请派了一批红军干部，加强广东各地游击队的领导。他又派出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去东江游击队，充实领导力量；去“广游二支队”，将该部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１９４２年，他还深入到东江游击队两个多月，具体指导工作。为统一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了广东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他鼓励部队紧握枪杆子，打破日、伪、顽的围攻，“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是大发展”。后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张文彬功不可没！
坐穿牢底一忠魂
怒斥敌特“破坏抗战”１９４２年５月下旬，获悉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张文彬和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马上布置南方工委机关转移。张文彬向东江游击区撤退，６月６日途径大埔高陂镇，遇到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长）带引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前来破坏南委。张文彬奋力拒捕，眼看无法脱身，即大呼：“同胞们！有汉奸破坏抗日！”被押到旅社房间，绑着绳索，一天一夜不给水米，仍耐心向身边的特务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与事实，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６月２０日被囚禁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后，国民党江西特务头目冯琦、庄祖方三番五次轮流进行攻心诱降，无耻地攻击“共产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没有前途”，要张文彬转变立场，投靠国民党。张文彬严词痛斥：“真正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是你们国民党！你们逮捕我们共产党人，是汉奸作为，是民族罪人！”后来，冯、庄“从长计议”，曾经前来“慰问”。张文彬看透敌特的反共嘴脸和险恶用心，干脆缄口不语，总是沉着脸，有时怒形于色。使敌特发出“虽经各任先后多次进行说服，终未成功”的哀叹！
勉励难友“坚持到底”在狱中，张文彬十分关心被捕党员的表现。他与廖承志的男声二重唱，曾连续多日清晨在集中营的天空回荡。《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曾引起狱中同志的唱和，激发了广大难友坚持斗争的勇气。通过进步看守姚宝山和狱中难友，张文彬与同样关“小号”的廖承志互相激励，张文彬写字条“坚持到底”，廖承志回条“准备流血”，经常如此。直到张文彬牺牲的前一天，这二位中共南方局委员、在华南共同战斗６年的共产党人才见上狱中两年多的第一面，人生的最后一面。第二天，听说“张文彬半夜死了，天一亮就扛出去了”，廖承志不禁放声大哭，痛感在这人间地狱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张文彬也曾同样鼓励同在高陂被捕、同时关入集中营的涂振农（南方工委宣传部长）。开始感觉涂还算坚决，四五个月后，接到涂“我有八条理由不会叛变”的条子，张文彬即向廖承志通报：“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条不会，第九条怎么办？”１９４３年初，涂果然叛变当了国民党专员，甚至恬不知耻来作说客：“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去吧！”马上在张文彬“贪生怕死、卖身求荣”的斥责声中悻悻而走。张文彬还常向其他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对党要忠诚，要坚持下去，咬得牙关，渡过难关就能胜利！”
饱受磨难“乐于就义”特务头目劝降一无所获，便变换花招折磨张文彬。一直将他重禁闭，又镣铐加身，与世隔绝，企图在孤独无助中消磨其革命意志；又在营中放风“张文彬已经转变”，企图挑起难友对他的猜忌而孤立他；还对他残酷刑讯，用扁担将他打得吐血。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张文彬大义凛然，敌人的各种手段毫无用处。张文彬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犯下肺结核病。特务以此要挟说：“只要你放弃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给你治病。”张文彬铮铮铁骨，不为所动。特务故意使张文彬忍饥受冻，病情加剧。入狱时扣押的钱和大衣都不肯给还，狱医建议住院治疗，特务头目冯琦以“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为由坚决不同意。
张文彬眼看自己生的时期已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只是要求同廖承志见上一面。特务还不同意。在廖承志的绝食斗争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５日，“特务屈服了，让我（廖承志——作者注）到张文彬的独房里去。那时张文彬已瘦得剩下一层皮，躺在木板上，不大能说话了”。张文彬挣扎着坐起来，对廖承志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现在生命已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转告党中央、毛主席。廖承志大声告诉他：“无论反动派怎地把我们灭尸销骨，党是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文彬同志在垂死的面容上露出微笑了，畅快地点了一下头，用颤抖的手同我（廖承志——作者注）紧紧握了一下。”最后张文彬还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送别廖承志。
次日黎明前，张文彬在马家洲集中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３４岁。延安曾两次悼念张文彬，一次是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参加了悼念活动；一次是“七大”闭幕时举行“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烈士名单也有他。
张文彬的历史功绩、爱国情怀和浩然正气，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跃马沙场一干将
“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张文彬，原名张纯清，又名张南杰、刘宗义，１９１０年７月５日生于湖南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一个半自耕农家庭。小学毕业后进入长沙半工半读修业中学就读。在大革命浪潮中，他阅读了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的实际斗争。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年仅１６岁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发动的秋收暴动。不久，担任县委军事部长兼县赤卫队党代表。１９２８年７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发动平江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张文彬率平江县部分工农武装编入该军，任营党代表。红五军在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后，任第四纵队政治委员。１９２９年初，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跳向外线，出击赣南闽西。张文彬和李灿率部扼守黄洋界哨口。激战三昼夜，敌人不能越雷池半步，便收买当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沿着流水的小沟和采药的山径，绕到红军工事后面偷袭。一番短兵相接后，红军退守山顶。由于各哨口相继失守，红五军主力突围，张、李率部解下绑腿，结成长绳，垂下悬崖，投入深山密林。张文彬身边只剩下２４人，加上隆冬大雪，缺吃少穿，处境十分困难。张文彬耐心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亲自为伤病员做饭，带领队伍孤军奋战打游击，终于度过难关，与坚持在根据地游击的何长工、王佐部会合，并收复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美国名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称誉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
“人与阵地共存亡”１９３０年春，张文彬随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先后攻占宜春、万载、铜鼓、平江、修水、岳阳等城。１９３０年６月，红五军发展为红三军团，张文彬任红五军政治委员。７月，中央命令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张文彬和邓萍率军扑晋坑，攻金井，再克郎梨。郎梨激战中，张文彬亲自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身边的战士劝他下阵地包扎，他说“把敌人压下去要紧”！警卫员坚持背他下去，他却厉声地说：“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人与阵地共存亡！”一面指挥，一面撕块衣袖包扎了事。广大指战员倍受鼓舞，英勇杀敌，终于取胜。２８日胜利攻占长沙。这是红军时期我军攻占的惟一一座省城。后来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说，攻克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２３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冬，张文彬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役。他不仅是个杰出的政工干部，对部队的思想建设抓得很紧，而且是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常常亲临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指挥战斗。他对战士关怀备至，说笑谈心。身边工作人员因天寒被薄，难以入睡，张文彬叫他们共挤一床，同志之间关系十分融洽。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后，面对许多干部被打成改组派，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部队思想十分混乱的严重局面，张文彬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纠正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解脱了一批蒙冤受屈的同志，稳定了军心。１９３２年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后，对一些重大案件，他总是重证据，反刑讯，亲自审理，并向军团党委请示汇报。张文彬已成为政治上日益成熟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军团首长、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干部战士的广泛尊重。１９３４年初，年仅２３岁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斡旋西北一代表
西北军里的中共密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张文彬曾入红军大学学习，后调任毛泽东的秘书。１９３６年８月，张文彬带着毛泽东给十七路军即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经秘密通道前往西安，对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杨虎城叮嘱宪兵营将张文彬作为中共密使严密保护。通过努力，达成了红军与西北军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的协议，并在杨部建立了红军秘密联络站，对我接送干部、运送物资、打破国民党封锁与进攻发挥了重大作用。
西安事变的谈判代表事变前，张文彬以十七路军总政治处主任秘书的身份，参与领导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去了西安后，张文彬亲任总指挥，精心部署，直接领导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当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游行请愿，规模之大，秩序之好，情绪之悲愤，都是西北前所未有的，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参加调解谈判。张文彬向代表团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代表团成员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还组织我西安地下党向爱国军民宣传联蒋抗日而不是杀蒋抗日的道理，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红西路军难友的营救者西安事变解决不久，为了营救被“马家军”围困在甘肃黄番寺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张文彬奉周恩来指示，亲见马步青，并通过杜斌丞等人，请马步青的老师、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向马步青、马步芳及其叔父、青海省主席马麟说情，对营救西路军同志起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５月张文彬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及时代表党中央去兰州集中营慰问被关押的西路军指战员。通过曲折艰苦的斗争，使很多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指战员重返战斗岗位，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御侮岭南一领袖
立足救亡图存，恢复和重建广东党组织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文彬受党中央重托，负责组织领导广东人民抗击日寇的艰苦斗争。他首先统一了对广东党组织的领导。１０月份在九龙召开会议，对中共南方工作临时委员会和广州市委无原则的意见纠纷进行批评处理，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亲任书记。次年４月又撤销南委，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接着，他大力抓党组织的发展。乘着抗战初期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大好时机，派遣大批党员到群众团体中任职，将抗日救亡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和扩大各级党组织。还在基层推行我党以知识分子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到１９３９年底，广东省委领导下的党员猛增至近２万人，普遍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并建立了特委一级组织。同时，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从省委到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培训班，张文彬还经常亲自讲课，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素质，从而为党领导华南抗战做了思想组织及干部上的准备。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张文彬由粤北省委书记调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后，同方方一道领导广东、江西和广西、闽西、闽南、湘东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当年与张文彬共同战斗的廖承志等老同志，每当谈到张文彬，都充分肯定他在广东建党方面的重大建树。
着眼团结抗战，重视和改善统战工作在张文彬领导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广东得到正确贯彻。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分社进行公开的统战工作，他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余森文、湛小岑、钟天心等上层人物的开明倾向，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许多救亡团体为我党掌握和领导。１９３８年夏，派出一批党员进入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１９３９年初，先后派出８００多青年（包括中共党员１２０名）进入余汉谋部政工总队，对于加强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掩护我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发奎接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张文彬又领导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做其统战工作。
当国民党反共逆流冲击广东时，张文彬及时调整了工作策略，对余汉谋等人不能有过份幻想的思路，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并组织反对“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论战和反对查禁抗战书报等多种斗争。又团结，又斗争，促成并维护了华南地区共赴国难的政治局面。
张文彬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观。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进攻香港。８００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及其家属面临被搜捕、迫害的危险。张文彬和廖承志等精心策划营救方案，并坐镇宝安游击区，亲自抓方案的实施。在各级党组织和东江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日寇黑名单上的数百人竟出现在我抗日根据地或抗日大后方，震动了国内外，被茅盾称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受到党中央通电表扬。
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张文彬从延安抵达香港后，即指派云广英去赣南联系陈毅、杨尚奎等，使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与中央建立了联系，走向抗日战场。广东省委成立时，专门讨论武装工作问题，决定各地党以建立抗日自卫团中的工作与组织为中心任务，并在党内进行游击战争的培训。在中共南方局讨论长江以南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时，张文彬和廖承志作为南方局委员都坚决赞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按照中央指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独立自主，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不受国民党限制的原则下，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琼崖民众抗日独立队（红军游击队改编）、顺德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１９３９年，张文彬向中央请派了一批红军干部，加强广东各地游击队的领导。他又派出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去东江游击队，充实领导力量；去“广游二支队”，将该部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１９４２年，他还深入到东江游击队两个多月，具体指导工作。为统一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了广东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他鼓励部队紧握枪杆子，打破日、伪、顽的围攻，“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是大发展”。后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张文彬功不可没！
坐穿牢底一忠魂
怒斥敌特“破坏抗战”１９４２年５月下旬，获悉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张文彬和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马上布置南方工委机关转移。张文彬向东江游击区撤退，６月６日途径大埔高陂镇，遇到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长）带引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前来破坏南委。张文彬奋力拒捕，眼看无法脱身，即大呼：“同胞们！有汉奸破坏抗日！”被押到旅社房间，绑着绳索，一天一夜不给水米，仍耐心向身边的特务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与事实，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６月２０日被囚禁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后，国民党江西特务头目冯琦、庄祖方三番五次轮流进行攻心诱降，无耻地攻击“共产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没有前途”，要张文彬转变立场，投靠国民党。张文彬严词痛斥：“真正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是你们国民党！你们逮捕我们共产党人，是汉奸作为，是民族罪人！”后来，冯、庄“从长计议”，曾经前来“慰问”。张文彬看透敌特的反共嘴脸和险恶用心，干脆缄口不语，总是沉着脸，有时怒形于色。使敌特发出“虽经各任先后多次进行说服，终未成功”的哀叹！
勉励难友“坚持到底”在狱中，张文彬十分关心被捕党员的表现。他与廖承志的男声二重唱，曾连续多日清晨在集中营的天空回荡。《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曾引起狱中同志的唱和，激发了广大难友坚持斗争的勇气。通过进步看守姚宝山和狱中难友，张文彬与同样关“小号”的廖承志互相激励，张文彬写字条“坚持到底”，廖承志回条“准备流血”，经常如此。直到张文彬牺牲的前一天，这二位中共南方局委员、在华南共同战斗６年的共产党人才见上狱中两年多的第一面，人生的最后一面。第二天，听说“张文彬半夜死了，天一亮就扛出去了”，廖承志不禁放声大哭，痛感在这人间地狱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张文彬也曾同样鼓励同在高陂被捕、同时关入集中营的涂振农（南方工委宣传部长）。开始感觉涂还算坚决，四五个月后，接到涂“我有八条理由不会叛变”的条子，张文彬即向廖承志通报：“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条不会，第九条怎么办？”１９４３年初，涂果然叛变当了国民党专员，甚至恬不知耻来作说客：“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去吧！”马上在张文彬“贪生怕死、卖身求荣”的斥责声中悻悻而走。张文彬还常向其他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对党要忠诚，要坚持下去，咬得牙关，渡过难关就能胜利！”
饱受磨难“乐于就义”特务头目劝降一无所获，便变换花招折磨张文彬。一直将他重禁闭，又镣铐加身，与世隔绝，企图在孤独无助中消磨其革命意志；又在营中放风“张文彬已经转变”，企图挑起难友对他的猜忌而孤立他；还对他残酷刑讯，用扁担将他打得吐血。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张文彬大义凛然，敌人的各种手段毫无用处。张文彬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犯下肺结核病。特务以此要挟说：“只要你放弃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给你治病。”张文彬铮铮铁骨，不为所动。特务故意使张文彬忍饥受冻，病情加剧。入狱时扣押的钱和大衣都不肯给还，狱医建议住院治疗，特务头目冯琦以“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为由坚决不同意。
张文彬眼看自己生的时期已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只是要求同廖承志见上一面。特务还不同意。在廖承志的绝食斗争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５日，“特务屈服了，让我（廖承志——作者注）到张文彬的独房里去。那时张文彬已瘦得剩下一层皮，躺在木板上，不大能说话了”。张文彬挣扎着坐起来，对廖承志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现在生命已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转告党中央、毛主席。廖承志大声告诉他：“无论反动派怎地把我们灭尸销骨，党是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文彬同志在垂死的面容上露出微笑了，畅快地点了一下头，用颤抖的手同我（廖承志——作者注）紧紧握了一下。”最后张文彬还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送别廖承志。
次日黎明前，张文彬在马家洲集中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３４岁。延安曾两次悼念张文彬，一次是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参加了悼念活动；一次是“七大”闭幕时举行“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烈士名单也有他。
张文彬的历史功绩、爱国情怀和浩然正气，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