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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鹏(1990—),女,汉,河南濮阳人,经济学硕士,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摘要: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统筹城乡关系,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新阶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新常态下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常态;农民工;市民化
一、中国式“新常态”
新常态指我国发展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的阶段[1]。与投资拉动、加工组装、强政府等“旧常态”不同,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是其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 速度新常态。2001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2013年下滑至7.7%,2014年经济增速回落到7.4%,中高速增长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
(二) 结构新常态。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2013年开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6.1%;经济增长从过去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向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
(三) 调控新常态。“有权不可任性”宏观调控告别过去强政府,针对性实施微刺激,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宏观经济在通货膨胀下限和失业率上限的合理区间内,国家不能随意出手调控经济[2]。
(四) 城乡新常态。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的3.33倍缩小至3.03倍。今年上半年缩小到2.77倍。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和发展将推动城乡关系进一步协调。
二、农民工市民化概述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边缘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代表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工表明他们是在城市工作的工人,一种职业的象征。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3]。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指出农民工的职业定位是“产业工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的概念,表明农民工未来的身份定位是“市民”。
农民工市民化贯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整个过程,农民的身份地位以及原有的传统观念发生转变,享受社会福利,得到各项经济和政治权利,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4],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新常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新常态作为中国国情的全新揭示,必然会产生与以往阶段不同的特点,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者相辅相成。速度结构的调整、更为和谐的城乡关系以及决策者更加重视民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速度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是现阶段最基本的新常态。中高速增长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反而呈现稳步扩大的态势。据统计,2010-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9.3%、7.7%和7.7%,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为1221万人、1266万人和1310万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较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7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万人。主要因素是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明显减少,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转移人口速度放慢。
(二)结构新常态。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容纳就业人口多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就业弹性相应上升,形成了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经济结构。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8.5%,比第二产业高8.4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专业素质和劳动技能,减少自然失业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主渠道。同时,可以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为农民工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平稳转移提供可靠的硬件和软件保障。
(三)调控新常态。当前我国已跨入中等收入社会,人民改善民生的要求更为强烈,诉求的内容更为广泛。“民之疾苦,国之要事”新常态下,政府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拓宽就业渠道,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出台法律法规,改善农民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时间长等不平等的待遇;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随着城乡社会保障的逐步接轨,增加农民工的获得感,提升城市认同和归属感。
(四)城乡新常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城乡关系将进一步协调。新常态下,政府转变职能,完善户籍制度,放宽落户政策,保障农民各项权利,使农民工无论在就业的工资水平上,还是从事职业的劳动强度上都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为农民工市民化开拓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此外,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水平。
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迁移是实现城市化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提高社会地位及城市的认同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政府要扩大农民工群体参与社保的范围,加强服务力度,使农民工群体求助有门、受助及时,让法律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守护神。
(二)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标志是取得市民的身份,根本途径在于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放宽落户限制让农民工看得起病、买得到房、上得了学,保障其享受平等福利,最终保障农民工的居住和迁移自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工的市民化扫清障碍。
(三)创新教育机制。职业培训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有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具备继续个人发展的可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政府可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確保其就业权的实现。
(四)完善城市环境。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而且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以人为中心,彻底摆脱“睡城”“鬼城”等现象。只有实现城市化,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才会有保证。
五、结语
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市民化缓解城市的“民工荒”压力,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总之,新常态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者相辅相成。目前我国处于新常态变革时期,对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运用新的思路、方法;提出新的理论、政策,真正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龚刚.《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4.
[2]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第11期.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摘要: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统筹城乡关系,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新阶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新常态下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常态;农民工;市民化
一、中国式“新常态”
新常态指我国发展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的阶段[1]。与投资拉动、加工组装、强政府等“旧常态”不同,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是其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 速度新常态。2001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2013年下滑至7.7%,2014年经济增速回落到7.4%,中高速增长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
(二) 结构新常态。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2013年开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6.1%;经济增长从过去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向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
(三) 调控新常态。“有权不可任性”宏观调控告别过去强政府,针对性实施微刺激,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宏观经济在通货膨胀下限和失业率上限的合理区间内,国家不能随意出手调控经济[2]。
(四) 城乡新常态。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的3.33倍缩小至3.03倍。今年上半年缩小到2.77倍。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和发展将推动城乡关系进一步协调。
二、农民工市民化概述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边缘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代表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工表明他们是在城市工作的工人,一种职业的象征。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3]。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指出农民工的职业定位是“产业工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的概念,表明农民工未来的身份定位是“市民”。
农民工市民化贯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整个过程,农民的身份地位以及原有的传统观念发生转变,享受社会福利,得到各项经济和政治权利,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4],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新常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新常态作为中国国情的全新揭示,必然会产生与以往阶段不同的特点,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者相辅相成。速度结构的调整、更为和谐的城乡关系以及决策者更加重视民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速度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是现阶段最基本的新常态。中高速增长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反而呈现稳步扩大的态势。据统计,2010-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9.3%、7.7%和7.7%,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为1221万人、1266万人和1310万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较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7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万人。主要因素是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明显减少,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转移人口速度放慢。
(二)结构新常态。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容纳就业人口多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就业弹性相应上升,形成了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经济结构。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8.5%,比第二产业高8.4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专业素质和劳动技能,减少自然失业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主渠道。同时,可以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为农民工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平稳转移提供可靠的硬件和软件保障。
(三)调控新常态。当前我国已跨入中等收入社会,人民改善民生的要求更为强烈,诉求的内容更为广泛。“民之疾苦,国之要事”新常态下,政府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拓宽就业渠道,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出台法律法规,改善农民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时间长等不平等的待遇;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随着城乡社会保障的逐步接轨,增加农民工的获得感,提升城市认同和归属感。
(四)城乡新常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城乡关系将进一步协调。新常态下,政府转变职能,完善户籍制度,放宽落户政策,保障农民各项权利,使农民工无论在就业的工资水平上,还是从事职业的劳动强度上都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为农民工市民化开拓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此外,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水平。
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迁移是实现城市化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提高社会地位及城市的认同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政府要扩大农民工群体参与社保的范围,加强服务力度,使农民工群体求助有门、受助及时,让法律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守护神。
(二)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标志是取得市民的身份,根本途径在于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放宽落户限制让农民工看得起病、买得到房、上得了学,保障其享受平等福利,最终保障农民工的居住和迁移自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工的市民化扫清障碍。
(三)创新教育机制。职业培训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有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具备继续个人发展的可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政府可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確保其就业权的实现。
(四)完善城市环境。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而且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以人为中心,彻底摆脱“睡城”“鬼城”等现象。只有实现城市化,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才会有保证。
五、结语
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市民化缓解城市的“民工荒”压力,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总之,新常态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者相辅相成。目前我国处于新常态变革时期,对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运用新的思路、方法;提出新的理论、政策,真正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龚刚.《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4.
[2]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第11期.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