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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猎捕和过度开发利用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栖息地干扰、破坏、退化和缩减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
6月28日，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检察官郑苏波指着多达4000余页的案卷资料，向《方圆》记者介绍了一起涉及广东、湖南、河南等7省46名犯罪嫌疑人，粗略计算案值达4000余万元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
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滕某等6人出庭受审，该涉案金额高达1600万元。
在全国，非法贩卖、饲养、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再加上各种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行为屡禁不绝，催动了全国人大常委启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工作，而最新修订的版本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让它们尽量有福利地活着”
“这只猴子是主人养得快死了，今年1月才主动送到我们这里来，初时严重骨折，无法进食，在ICU里住了很长时间，至今还在动物病房里。但还好它活下来了。”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饲养员小陈如数家珍地向《方圆》记者介绍着救助中心的动物情况。
位于顺义区的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远离城市喧嚣，有着“花园式的办公条件”，这里的兽医和饲养员却需要不时见证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残忍，因为“绝大多数动物被送过来时都处于十分惊恐的状态，一些动物就死在了医疗室里。”
据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里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数量一般徘徊在300只到500只左右，譬如今年2月这里共有468只被救助动物，分属于一百多个种类，春天时将一批恢复状况良好、可以独立生存的动物进行了科学放生后，剩下300只左右。而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总有人问我们这里救护的动物有没有大熊猫，有没有老虎和大象，说没有珍禽猛兽的公园不是好动物园，其实呢，首先我们不是公园或者动物园，其次我们只负责救护北京地区的伤病野生动物。”
小陈自己开了个叫“野生青年陈老师的咸盐和碎雨”的个人公众号，做一些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内容。作为一个痴迷于动物的饲养员，小陈却说不出最喜欢这里的哪一只动物，尽管他熟悉每一只动物的口味、性情、伤病情况。“我们严格禁止与具体的野生动物发生情感联系，这不利于它们将来回归野外生存。所以你看，这里的动物都没有名字，也尽量不让它们繁育后代，因为不利于动物种群的发展。”
没有名字的动物们却在这里享受着除了自由以外的一切医疗、饮食、复健等服务。救助野生动物的成本非常昂贵，包括人工和物质上的。这里的饲养员们对记者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譬如喂食，一些危重动物无法进食，就要像给婴儿做辅食一样，将食物打成泥或者液体，再用合适的方法一口一口喂下去，一天可能要五六次。但对于健康的动物则不能定期喂食，要根据它们的野生习惯来定制喂食种类和时间表，而一只穿山甲（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天的食物就需要500元人民币。
“我们就是让它们尽量有福利地活着。”小陈说。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激增”
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动物主要有三种来源：罚没、主人送养和野外救援。不同的来源，几乎反映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几大难题。而罚没是这里被救助动物的最主要来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被指定管辖北京市危害生态环境犯罪的西城区检察院就2008年至2015年的案件情况进行统计后用了“激增”两个字来描述危害野生动物犯罪。这七年间，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105件174人，其中2008-2012年26件44人，2013年24件47人，2014年27件42人，2015年26件39人。
更加全面的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局，今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野生虎及其他濒危野生动植物跨境保护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策略国际研讨会”上透露，2015年至今，全国共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11836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4279人（次）。（编者注：严格来讲林业局只是陆地野生动物管理的主管部门，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归属于农业部下属的渔业部门，所以危害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实际数量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多。）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产业链条成熟”是诸暨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得出的结论：在他们查办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朝风是“子承父业”，贩卖野生动物有供货商、有场所、有暗语、有固定流向的饭店和个人。
这个产业链的上游是非法猎杀与非法捕捞。“越有经济价值就越面临着盗猎的压力，就越濒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解焱说。食用、药用、奢侈品成为非法猎杀和非法捕捞者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早些年最为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藏羚羊大规模盗猎行为，而盗猎者杀死藏羚羊只为了获取底绒。在黑市上，用藏羚羊底绒制成的披肩称为“沙图什”。1公斤藏羚羊生绒价格可达1000-2000美元，而一条用300-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价格可高达5000-30000美元。不过，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打击非法猎杀藏羚羊的行为，《方圆》记者在青海等地实地考察时发现，藏羚羊的生存状况已经好转，路边经常可以看到藏羚羊奔驰而过。
在部分案件中，上游链条甚至延伸到境外。2015年5月至7月间，北京的犯罪嫌疑人滕某从日本、非洲等境外国家或地区购买象牙等动物制品后发货至香港某公司，并指使犯罪嫌疑人李某将象牙等从香港带到深圳，最后再让李某通过快递转运至北京滕某居住地或仓库，共涉及象牙421.88千克、犀牛角8.925千克，价值人民币近2000万元。而在诸暨市查办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中间商老王等人除少量收购当地捕猎的活体穿山甲外，更多的货源也是通过边境走私而来。 “珍稀动物情况在变好，普通野生动物状况恶化”
2015年5月，云南森林公安破获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获大熊猫皮1张，大熊猫肉、骨头等制品若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从野生动物保护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类似大熊猫、东北虎、江豚等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珍稀野生动物反倒处于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绝大多数普通野生动物才是此类犯罪的主要侵害对象。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下发《关于2015年全国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的通报》，指出了目前“野生动物案件数量上升，重点保护动物损失下降”这个动物保护趋势。2015年全国共发现野生动物案件0.5万起，较2014年上升8.3%。损失和没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分别比2014年下降86.3%和76.4%。
在解焱的观念中，这个趋势彰显了当下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一个误区。她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更多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去考虑，一些动物保护者太执着于保护所谓的旗舰物种并不可取。
在保护生物学中，旗舰物种指的是能够吸引公众关注的物种，它的选择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的重要一环，而是注重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通过它来吸引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华南虎、大熊猫都是旗舰物种。
生物种群性破坏的巨大影响也许在水生野生动物中更为明显，并且无法通过单一的非法猎杀、非法捕捞行为体现。以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江豚为例，尽管近年来执法部门没有查处到直接猎杀江豚的案件，但大量非法捕捞切断了江豚在长江中的食物链，使得江豚数量骤减。
“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的绝灭，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不应做过多的干预。”解焱认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不应过分地将保护精力投入到旗舰物种的保护。“保护当然是必要的，这些年大力的对旗舰物种宣传保护确实有效，但如果对某种旗舰物种保护耗费力度太大，忽视了对野生动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网络非法贩卖宠物的“迷惑性”
2013年8月，深圳市森林公安局成功侦破了“6·02”特大网络贩卖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系列案。警方跨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四省，共打掉8个特大网上非法贩卖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共收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00条。
2015年4月陕西省破获了一起大学生利用网络贩卖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缅甸蟒、黄金蟒、蜂猴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QQ和朋友圈寻找买家，通过快递和大巴车来进行运输。
论坛、微信、微博、淘宝、QQ……记者搜索发现，只要准入门槛低的网络人群聚集地，都可以见到各种出售野生动物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今年6月在昆明会议上同时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全国共查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网络犯罪和非法贸易案件700余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031名，约占全部违法人员的7.2%。
相较于诸暨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件中以“食物”为主要目的，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属于“明知故犯”；这些网络贩卖更多地是以“宠物”的形象出现，大多数购买者法律意识极差。
前文提到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猴子就是主人当成宠物来养，因为饲养不当，笼舍条件不达标，而造成猴子濒危，主人不得已才送到救助中心。而事实上，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提示《方圆》记者：按法律规定，所有的猴类（科学术语叫灵长目）都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私自饲养、拥有、购买、贩卖都是违法行为。
野生动物变身“宠物”的迷惑性确实很强。仍以猴子的故事为例，大概2013年左右，一只喝可乐的小悟空风靡网络 ，当时有售卖介绍称这是日本石猴，但动物保护者陈老师指出“这就是一只幼年猕猴，类似在网络上常见还有峰猴、狨、食蟹猴等。不仅长大后并不萌，还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安全隐患很高”。
而网络卖家了为迷惑购买者，往往会声称自己有“驯养繁殖许可证”，这是可以证明国家二级或省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合法来源的文件。但是，“先不论真假，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严格的许可范围、年限，超过都属于违法！而且许可证跟卖没有关系，野生动物贸易还需要其他证件。即便卖家证件齐全，卖家没有驯养许可证也同样违法！”小陈这样提示读者。
资源领地，人兽相争
事实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只是反映了人类对于野生动物最为直接的损害。大量的侵害行为，来自于人兽相争“资源”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告诉《方圆》记者，非法猎捕和过度开发利用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栖息地干扰、破坏、退化和缩减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先后发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野外保护体系，大力实施濒危物种拯救繁育及放归自然。
这些自然保护区构成了我国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这几年，在保护东北虎的过程中，我们搜集到的盗猎使用的网套，笼具等工具足有4500个之多”，解焱告诉《方圆》记者，在保护区内遇到盗猎使用的网套、笼具等工具，亦是司空见惯。
另外，这些自然保护区大都会被当地政府当成旅游资源乃至矿业资源、林业资源进行开发，记者就曾经在内蒙古某自然保护区内看到伫立着大大小小的萤石采矿区，即便大部分都拥有合法的采矿手续，然而这些开发程度是否存在过度利用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开发就要采伐森林、要修路、要建筑、要人流，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张明海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时间和空间上变化都会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破碎化”，对野生动物的分布、生活规律、种群大小、社群结构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曾有媒体组织了“跟着大雁去迁徙”的环保公益活动，一位环保志愿者在山东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在得知当地因为工业园兴起大片湿地消失后，感叹“人鸟争湿地，人胜鸟悲戚”。
即使是水生野生动物也无法逃避栖息地被干扰破坏的事实。譬如长江流域存在着大量非法采砂的情况，人类获取砂石的同时却严重破坏了水底的回声性质，而江豚主要依靠声呐系统来寻找食物。最重要的是，挖沙船密度太大，堵塞了航道，把长江流域分隔成小段，妨碍了江豚种群的基因交流。野生动物保护者们不得不将濒危的江豚进行迁地保护，离开它们生活了2500万年的家。
解焱分析：“虽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但是我们的自然保护区条例里面规定，自然保护区里面任何的动物你都不能打，你在这里面做任何的狩猎活动都是非法的。但是要到环境稍微好一点的保护区外面，下鸟网、捕鱼的、下套子的到处都是，野生动物可以说是‘步步危机’。”
为野生动物守住栖息地。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说：“这次法律（指新动物保护法）里规定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规定了保护的手段，比如规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还有监测、评估等。还有对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要给予处罚，这种处罚主要是针对破坏重要栖息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
期待全民保护
民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的薄弱，是《方圆》记者采访过程被野生动物保护者们和执法、司法人员吐槽最多的问题。
例如2014年9月，北京的犯罪嫌疑人郑某以架设捕猎工具粘网、布置诱鸟、播放鸟叫等方式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鸟549只，直至被抓其仍认为仅是“抓了几只野雀”。
无独有偶，2015年年底，河南省新乡市发生了一起大学生掏鸟案，大一学生闫某因猎捕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而被法院以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某有期徒刑10年半。该案经媒体误导为“掏鸟窝”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直至法院出面澄清。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低下的不仅是非法猎捕者，还包括媒体。
解焱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二十来里，看到很多地区的居民都以盗猎为乐。“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反正只要能抓就抓。人们为了利益的驱使即使在法律的震慑下也依然我行我素，我觉得全民保护动物才是我们解决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更重要的一环。”
6月28日，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检察官郑苏波指着多达4000余页的案卷资料，向《方圆》记者介绍了一起涉及广东、湖南、河南等7省46名犯罪嫌疑人，粗略计算案值达4000余万元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
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滕某等6人出庭受审，该涉案金额高达1600万元。
在全国，非法贩卖、饲养、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再加上各种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行为屡禁不绝，催动了全国人大常委启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工作，而最新修订的版本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让它们尽量有福利地活着”
“这只猴子是主人养得快死了，今年1月才主动送到我们这里来，初时严重骨折，无法进食，在ICU里住了很长时间，至今还在动物病房里。但还好它活下来了。”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饲养员小陈如数家珍地向《方圆》记者介绍着救助中心的动物情况。
位于顺义区的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远离城市喧嚣，有着“花园式的办公条件”，这里的兽医和饲养员却需要不时见证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残忍，因为“绝大多数动物被送过来时都处于十分惊恐的状态，一些动物就死在了医疗室里。”
据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里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数量一般徘徊在300只到500只左右，譬如今年2月这里共有468只被救助动物，分属于一百多个种类，春天时将一批恢复状况良好、可以独立生存的动物进行了科学放生后，剩下300只左右。而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总有人问我们这里救护的动物有没有大熊猫，有没有老虎和大象，说没有珍禽猛兽的公园不是好动物园，其实呢，首先我们不是公园或者动物园，其次我们只负责救护北京地区的伤病野生动物。”
小陈自己开了个叫“野生青年陈老师的咸盐和碎雨”的个人公众号，做一些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内容。作为一个痴迷于动物的饲养员，小陈却说不出最喜欢这里的哪一只动物，尽管他熟悉每一只动物的口味、性情、伤病情况。“我们严格禁止与具体的野生动物发生情感联系，这不利于它们将来回归野外生存。所以你看，这里的动物都没有名字，也尽量不让它们繁育后代，因为不利于动物种群的发展。”
没有名字的动物们却在这里享受着除了自由以外的一切医疗、饮食、复健等服务。救助野生动物的成本非常昂贵，包括人工和物质上的。这里的饲养员们对记者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譬如喂食，一些危重动物无法进食，就要像给婴儿做辅食一样，将食物打成泥或者液体，再用合适的方法一口一口喂下去，一天可能要五六次。但对于健康的动物则不能定期喂食，要根据它们的野生习惯来定制喂食种类和时间表，而一只穿山甲（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天的食物就需要500元人民币。
“我们就是让它们尽量有福利地活着。”小陈说。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激增”
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动物主要有三种来源：罚没、主人送养和野外救援。不同的来源，几乎反映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几大难题。而罚没是这里被救助动物的最主要来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被指定管辖北京市危害生态环境犯罪的西城区检察院就2008年至2015年的案件情况进行统计后用了“激增”两个字来描述危害野生动物犯罪。这七年间，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105件174人，其中2008-2012年26件44人，2013年24件47人，2014年27件42人，2015年26件39人。
更加全面的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局，今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野生虎及其他濒危野生动植物跨境保护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策略国际研讨会”上透露，2015年至今，全国共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11836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4279人（次）。（编者注：严格来讲林业局只是陆地野生动物管理的主管部门，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归属于农业部下属的渔业部门，所以危害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实际数量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多。）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产业链条成熟”是诸暨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得出的结论：在他们查办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朝风是“子承父业”，贩卖野生动物有供货商、有场所、有暗语、有固定流向的饭店和个人。
这个产业链的上游是非法猎杀与非法捕捞。“越有经济价值就越面临着盗猎的压力，就越濒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解焱说。食用、药用、奢侈品成为非法猎杀和非法捕捞者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早些年最为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藏羚羊大规模盗猎行为，而盗猎者杀死藏羚羊只为了获取底绒。在黑市上，用藏羚羊底绒制成的披肩称为“沙图什”。1公斤藏羚羊生绒价格可达1000-2000美元，而一条用300-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价格可高达5000-30000美元。不过，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打击非法猎杀藏羚羊的行为，《方圆》记者在青海等地实地考察时发现，藏羚羊的生存状况已经好转，路边经常可以看到藏羚羊奔驰而过。
在部分案件中，上游链条甚至延伸到境外。2015年5月至7月间，北京的犯罪嫌疑人滕某从日本、非洲等境外国家或地区购买象牙等动物制品后发货至香港某公司，并指使犯罪嫌疑人李某将象牙等从香港带到深圳，最后再让李某通过快递转运至北京滕某居住地或仓库，共涉及象牙421.88千克、犀牛角8.925千克，价值人民币近2000万元。而在诸暨市查办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中间商老王等人除少量收购当地捕猎的活体穿山甲外，更多的货源也是通过边境走私而来。 “珍稀动物情况在变好，普通野生动物状况恶化”
2015年5月，云南森林公安破获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获大熊猫皮1张，大熊猫肉、骨头等制品若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从野生动物保护的整体数据情况来看，类似大熊猫、东北虎、江豚等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珍稀野生动物反倒处于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绝大多数普通野生动物才是此类犯罪的主要侵害对象。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下发《关于2015年全国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的通报》，指出了目前“野生动物案件数量上升，重点保护动物损失下降”这个动物保护趋势。2015年全国共发现野生动物案件0.5万起，较2014年上升8.3%。损失和没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分别比2014年下降86.3%和76.4%。
在解焱的观念中，这个趋势彰显了当下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一个误区。她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更多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去考虑，一些动物保护者太执着于保护所谓的旗舰物种并不可取。
在保护生物学中，旗舰物种指的是能够吸引公众关注的物种，它的选择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的重要一环，而是注重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通过它来吸引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华南虎、大熊猫都是旗舰物种。
生物种群性破坏的巨大影响也许在水生野生动物中更为明显，并且无法通过单一的非法猎杀、非法捕捞行为体现。以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江豚为例，尽管近年来执法部门没有查处到直接猎杀江豚的案件，但大量非法捕捞切断了江豚在长江中的食物链，使得江豚数量骤减。
“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的绝灭，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不应做过多的干预。”解焱认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不应过分地将保护精力投入到旗舰物种的保护。“保护当然是必要的，这些年大力的对旗舰物种宣传保护确实有效，但如果对某种旗舰物种保护耗费力度太大，忽视了对野生动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网络非法贩卖宠物的“迷惑性”
2013年8月，深圳市森林公安局成功侦破了“6·02”特大网络贩卖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系列案。警方跨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四省，共打掉8个特大网上非法贩卖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共收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00条。
2015年4月陕西省破获了一起大学生利用网络贩卖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缅甸蟒、黄金蟒、蜂猴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QQ和朋友圈寻找买家，通过快递和大巴车来进行运输。
论坛、微信、微博、淘宝、QQ……记者搜索发现，只要准入门槛低的网络人群聚集地，都可以见到各种出售野生动物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今年6月在昆明会议上同时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全国共查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网络犯罪和非法贸易案件700余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031名，约占全部违法人员的7.2%。
相较于诸暨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件中以“食物”为主要目的，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属于“明知故犯”；这些网络贩卖更多地是以“宠物”的形象出现，大多数购买者法律意识极差。
前文提到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猴子就是主人当成宠物来养，因为饲养不当，笼舍条件不达标，而造成猴子濒危，主人不得已才送到救助中心。而事实上，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提示《方圆》记者：按法律规定，所有的猴类（科学术语叫灵长目）都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私自饲养、拥有、购买、贩卖都是违法行为。
野生动物变身“宠物”的迷惑性确实很强。仍以猴子的故事为例，大概2013年左右，一只喝可乐的小悟空风靡网络 ，当时有售卖介绍称这是日本石猴，但动物保护者陈老师指出“这就是一只幼年猕猴，类似在网络上常见还有峰猴、狨、食蟹猴等。不仅长大后并不萌，还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安全隐患很高”。
而网络卖家了为迷惑购买者，往往会声称自己有“驯养繁殖许可证”，这是可以证明国家二级或省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合法来源的文件。但是，“先不论真假，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严格的许可范围、年限，超过都属于违法！而且许可证跟卖没有关系，野生动物贸易还需要其他证件。即便卖家证件齐全，卖家没有驯养许可证也同样违法！”小陈这样提示读者。
资源领地，人兽相争
事实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只是反映了人类对于野生动物最为直接的损害。大量的侵害行为，来自于人兽相争“资源”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告诉《方圆》记者，非法猎捕和过度开发利用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栖息地干扰、破坏、退化和缩减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先后发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野外保护体系，大力实施濒危物种拯救繁育及放归自然。
这些自然保护区构成了我国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这几年，在保护东北虎的过程中，我们搜集到的盗猎使用的网套，笼具等工具足有4500个之多”，解焱告诉《方圆》记者，在保护区内遇到盗猎使用的网套、笼具等工具，亦是司空见惯。
另外，这些自然保护区大都会被当地政府当成旅游资源乃至矿业资源、林业资源进行开发，记者就曾经在内蒙古某自然保护区内看到伫立着大大小小的萤石采矿区，即便大部分都拥有合法的采矿手续，然而这些开发程度是否存在过度利用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开发就要采伐森林、要修路、要建筑、要人流，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张明海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时间和空间上变化都会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破碎化”，对野生动物的分布、生活规律、种群大小、社群结构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曾有媒体组织了“跟着大雁去迁徙”的环保公益活动，一位环保志愿者在山东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在得知当地因为工业园兴起大片湿地消失后，感叹“人鸟争湿地，人胜鸟悲戚”。
即使是水生野生动物也无法逃避栖息地被干扰破坏的事实。譬如长江流域存在着大量非法采砂的情况，人类获取砂石的同时却严重破坏了水底的回声性质，而江豚主要依靠声呐系统来寻找食物。最重要的是，挖沙船密度太大，堵塞了航道，把长江流域分隔成小段，妨碍了江豚种群的基因交流。野生动物保护者们不得不将濒危的江豚进行迁地保护，离开它们生活了2500万年的家。
解焱分析：“虽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但是我们的自然保护区条例里面规定，自然保护区里面任何的动物你都不能打，你在这里面做任何的狩猎活动都是非法的。但是要到环境稍微好一点的保护区外面，下鸟网、捕鱼的、下套子的到处都是，野生动物可以说是‘步步危机’。”
为野生动物守住栖息地。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说：“这次法律（指新动物保护法）里规定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规定了保护的手段，比如规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还有监测、评估等。还有对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要给予处罚，这种处罚主要是针对破坏重要栖息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
期待全民保护
民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的薄弱，是《方圆》记者采访过程被野生动物保护者们和执法、司法人员吐槽最多的问题。
例如2014年9月，北京的犯罪嫌疑人郑某以架设捕猎工具粘网、布置诱鸟、播放鸟叫等方式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鸟549只，直至被抓其仍认为仅是“抓了几只野雀”。
无独有偶，2015年年底，河南省新乡市发生了一起大学生掏鸟案，大一学生闫某因猎捕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而被法院以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某有期徒刑10年半。该案经媒体误导为“掏鸟窝”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直至法院出面澄清。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低下的不仅是非法猎捕者，还包括媒体。
解焱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二十来里，看到很多地区的居民都以盗猎为乐。“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反正只要能抓就抓。人们为了利益的驱使即使在法律的震慑下也依然我行我素，我觉得全民保护动物才是我们解决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更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