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参与一个培训，其中一堂课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老师在结束讲课的时候列了法治国家的八个标志，大致有这么几条：有一个成员经常吵架的立法机关；高级干部当原告的生活时尚；保护一小撮，服从一大片的公众关系；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司法胸怀；恶法亦法、恶功有功普遍观念；法无明文不为错的行为空间；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制度；未婚妇女可以请产假的道德氛围等，听来颇为新鲜。课后查了一下，原来这些表述在20世纪就由一个颇受争议的学者提出，距离今天都快二十年了。在“法治”早已成为社会热词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虽然常常把“法治”挂在嘴边，实际却并不明白法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位学者所作的概括，虽不全面，却能够以较为生动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法治所应有的一些内涵。
　　作为一名曾经的司法工作者，对其中“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司法胸怀”这一条有着许多直接的感受。无罪推定的刑事司法原则，虽然早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得以确立，但在现实中，要把有罪推定的阴影完全从一些司法官的观念中驱除，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多年来对现代刑事司法认识的提高、司法官素质的整体提升，无罪推定原则已在司法官队伍中深入人心，加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错案追究制等司法官追责制度的建立，“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司法理念已经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司法胸怀，还已经成为司法官们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必然要求。不过，我认为，在一个法治社会，“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司法胸怀，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这一要求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理由是近年来公众对于一些疑案、错案的态度。比如近年来，我们陆续地纠正了一些疑案、错案，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以及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等。在这些案件的纠错过程中，公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并督促司法机关改判当事人无罪。这里的公众，不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还包括数量众多的普通群众。可以说，在这些案件的重审过程中，公众的意见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从中，我们似乎能够得出结论，我们的公众接受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比我们的司法官做得更好，我们的公众早已形成了“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社会共识，就等观念落后的司法官们迎头赶上了。
　　然而，分析这些案件，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这些案件出现了足以根本“推翻”案件事实的情况，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判决认定已被杀害的被害人“复活”了；二是这些案件均已判决，且被错判的“罪犯”均已服刑多年，在公众的概念中早已从“罪犯”转变为冤案的受害人。一旦一个案件缺少了这些特点，我们的公众还能理性地选择和支持无罪推定吗？还会对无罪释放的判决抱以足够的宽容吗？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个发生在云南的案件。云南省航务局原处长陈某涉嫌杀死女友后抛尸，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向昆明中院提起公诉，昆明中院审理后认为，此案没有证明陈某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现有证据并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据此宣判陈某无罪。在报道后面的一万多个评论和跟帖中，网民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陈某有罪，认为司法机关、法官枉法裁判。同样是判决嫌疑人无罪，为什么网民的态度会如此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是该案缺少了上述案件的两个特点，另外陈某的官员身份恐怕也是一个因素。作为一项司法原则，无罪推定应该无差别地体现在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而不是仅仅体现在纠正显而易见的错案中。
　　可见我们的公众，我们的社会还远没有做好接受无罪推定原则的心理准备。在这样一个公众舆论或者公众对法治的认知水平环境中，司法官们要切实地将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是会承受很大压力的。建设法治国家，除了要公正司法，还要全民守法，全民懂法。在一个法治国家，“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当然首先应该是一种司法胸怀、司法准则，同样也应该是一项社会共识。
　　（摘自《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