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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爷是我家的近邻,因为他跟我爹一样,也闯过关东,所以两家似乎多了一分亲近。
三大爷闯关东的时间很短,家乡形势一好转他就回来了。这段经历留给他的唯一纪念,是一件灰黑色的呢子短大衣,在当时乃至于后来几十年内,如此洋活的东西在乡村是罕见的。等他儿子保山到了爱美的年龄,短大衣就成了保山的专利品。保山长得很帅,穿上这件既奢侈又有历史感的短大衣,大有玉树临风的感觉。
从1941到1943年,华北大旱,闯关东的人很多。在这段时间内,我老家未嫁人的女孩还有一个宿命式的去处:填北洼。
所谓“北洼”,就是黄河三角洲,即今天的东营滨州一带。就距离而言,这儿离我家乡不过二三百里,但因为是盐碱地不耐雨,所以丰歉与我家乡往往相反。换言之,我老家很少发生涝灾,而黄河三角洲则不怕旱。当那场旱灾旷日持久时,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很多女孩,一下涌到了北洼。但她们的命运很像三大爷,当家乡的生存变得不那么艰难时,大多数人又跑回老家重新嫁人,其中很多人已经有了孩子,这样的孩子叫“带犊子”。
三大娘就填过北洼,且带回一个女孩。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znxz/znxz201610/znxz20161008-1-l.jpg)
夫妻俩,一个闯关东,一个填北洼,背后的动力都是饥饿。所谓升斗小民,即使升平之世,一生也只为一张嘴忙活。
三大爷夫妇终生不睦,还是因为一张嘴。
在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中,三大爷把吃的东西锁起来独自享用,让三大娘彻底寒了心,从此夫妻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据我研究,雄性动物更偏爱吃独食,雌雄力量对比越悬殊越如此,比如雄狮。当生存变得足够残酷后,人的兽性就会疯长,而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丛林法则。
不过,三大爷不是胜利者,他为他的吃独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有时会去三大爷家串门,在我印象中,三大爷两口子从来不说话。孩子都属于“母党”,所以四个孩子也不理三大爷,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多余的人”。一般的人家,吃饭时说说笑笑,气氛是欢洽的,但他们家是沉闷的,似乎永远笼罩在一种莫名的压抑中。这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背景音乐,走进这个家,你仿佛一下回到了默片时代。
保山跟我哥哥同岁,从小几乎长在我们家,我猜,应该与他压抑的家庭氛围有关。保山很活跃,特别喜欢出洋相,似乎也与此有关。
等到保山到了相亲的年龄,他家渐渐走出了默片时代。此前,这是个极其闭关自守的家庭,节俭得每个日子都能攥出水。不过,如果没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在那个必须借助于媒人的年代,找媳妇就会受限,所以要有些开放的气象。另外,老两口虽然形同寇仇,但为了这个共同的唯一的儿子,也要摒弃前嫌加强合作,起码,在某些场合哪怕演戏你也要演一把。
好在,保山条件不错。在那个年代,大富大贵的人家没有,每个人乃至每个家庭,都近乎一个平均值。但保山有两大硬件,一是他在大队开拖拉机,二是小伙子长得特别帅。你千万不要小瞧了开拖拉机,那时开拖拉机,要比如今开大奔拉风。看看那些女拖拉机手的宣传画吧。
说到保山的帅,不得不多说两句。按说,三大爷两口子并无出众之处,但造化的奇妙就是这样,它往往于平淡中陡然挥洒神来之笔。保山无论身材还是长相,是那种挑不出毛病的完美型,在我接触过的人中,迄今无出其右者。另外,他还特别洋气,无论什么衣服,他一上身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所谓“自来俏”。
然而,婚姻市场一如消费市场,唱主角的永远是大路货,越破头烂腚的货色越容易出手,而昂贵奢华的珍品,则往往长期躺在橱窗里“养眼”。或许珍品自以为很贵族可以从容地待价而沽,但那些挎着破篮子走过的人们会想:这不是我的菜。
保山是个很有些浪漫气质的人,那种长相不错却粗笨的村姑,很难入他的法眼。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找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不难,但觅一个很有风韵和气质的姑娘,不啻于在小人国里挑大汉。
三大爷是个粗线条的人,他的要求也最简单。因为饱受单丁独子之苦,所以他的首要条件是“腚大腰圆”。据说有一回相亲,等三大爷回到家时,前来相亲的姑娘已经走出一二里地,他打起眼罩一望,感觉屁股特别大,于是说:“这个就中!”
三个主要角色中,三大娘喜怒不形于色,心思最为缜密。她是我们队唯一抽烟的女人,且经常失眠。无论保山的浪漫主义,还是三大爷的现实主义,其实都很单纯,而三大娘要考量的东西,无论家人还是外人,都是很难揣摩的。
这样三个人,加上极隔膜的夫妻关系,要想达成共识难度很大。另外,保山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们对待婚姻,远比同龄男孩更有想法,于是在保山的择偶问题上,一家人永远七嘴八舌并伴随着七咸八淡。
从十七八岁开始相亲,到二十五六岁成亲,保山的相亲之旅成为一场艰难的“八年抗战”。有人说,保山相过的姑娘,可以编一个整编的娘子军连。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他创了我们村的相亲纪录,则是千真万确的。
经济学中,有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其实,无论服药还是恋爱,也同样存在一个递减效应,相亲亦如此。比如前期做媒的,往往是最密切的亲友,他们最负责,所选中的人也最在谱。这个圈子出局后,提亲者已经是路人甲,多是碍于面子应付公事,拉郎配甚至是抓壮丁的嫌疑很大。而在相亲者,见第一个与见第二十个,即使对方条件相当,你的感觉也会判若云泥。也就是说,你见过的人越多,你的感觉就越钝化,我老家叫“挑花了眼”。
对这种困境,苏格拉底的“麦穗效应”表达得更哲学,也更耐人寻味:不许回头,让你从田垅中走一趟,挑出最丰硕的那一株麦穗。
如果没有常识和智慧,挑一株相对上乘的麦穗都很难,而大多数人往往“选择”了最后一株麦穗。因为他已经走到了麦田的尽头,如果不采下最后一株,他将错过季节空手而归。
这是很多自视甚高者的命运,也成为保山的命运。相亲相到最后,三大爷已经接近崩溃。当相亲成为一种“职业”,当主动给你提亲的人已经绝迹,当全村甚至邻村的人,都知道你的头很难剃——对于性格爽直而没有耐心的三大爷来说,崩溃是必然的。于是在透支完所有的相亲资源,也透支完一家人的信心与耐心后,保山手持最后一株麦穗回来了。
这株麦穗,要家世没家世,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她轻易不敢笑,因为一笑眼睛就没了。
相对于踌躇满志加轰轰烈烈的相亲,这个结局是落寞的。但无论新媳妇是俊是丑,一过门,一个新的王朝就开始了。
人们发现,新媳妇除了丑,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比如从不搅和是非短长,比如很能干,比如特别过日子。最后这一点,是保山家一以贯之的家风。
曾经心比天高的保山,与这样一个丑媳妇,居然鱼水和谐。可见颜值这东西,除了电影明星,对其他人是不重要的,而生儿育女才是硬道理,过日子才是硬道理。
很快就是分田到户,大队的拖拉机也卖了。托了本村的一个关系,保山先到水库,后到冷藏厂开上了汽车。他的两个妹妹也先后嫁人,这种地就成了大问题。
作为大熊猫一样的独子,很小又开拖拉机,保山是从不下地的。60岁左右,三大爷又重新成为壮劳力,到70多岁时还往地里推粪,也创了我们村的另一项纪录。他在小推车上放个马扎,一路上要歇很多次。
保山翻盖了旧屋,爹娘都住进了铮明瓦亮的砖瓦房,且在显眼处支着炉子。但关于他不孝的小道消息渐渐传出来,比如那个炉子是道“看菜”,只在过年有人前来拜年时生过几天火。
三大娘的身体越来越差,一见风就要倒的样子。晚年的三大爷有两大生活内容,一是种地,二是伺候老伴。终生不和的夫妻,在夕阳西下时开始相濡以沫。
一生对家事守口如瓶的三大娘,破天荒地加入了女人们的聊天队伍。当然,她说话很含蓄,但人们能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她经常揉自己的胸口,说那儿堵着一堆东西。
這位母亲,一生没有呵斥过儿子,赶集或者走娘家,手从来都没有空过。比如她会捡拾路上的每一根柴禾甚至每一片落叶,用衣襟兜着,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她心思无比细密并终生失眠,见人则不笑不说话。
在我接触过的人中,三大娘是最累的一位。她是小脚,我经常感到,她的裹腿中,裹着这个世界上最细长的一条路。
把一种艰难的生存和粗糙的日子,掰得又细又碎,就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心血。
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是我最初的学校。
就是从这里出发,我开始思考从两性关系到生存的全部意义。
三大爷闯关东的时间很短,家乡形势一好转他就回来了。这段经历留给他的唯一纪念,是一件灰黑色的呢子短大衣,在当时乃至于后来几十年内,如此洋活的东西在乡村是罕见的。等他儿子保山到了爱美的年龄,短大衣就成了保山的专利品。保山长得很帅,穿上这件既奢侈又有历史感的短大衣,大有玉树临风的感觉。
从1941到1943年,华北大旱,闯关东的人很多。在这段时间内,我老家未嫁人的女孩还有一个宿命式的去处:填北洼。
所谓“北洼”,就是黄河三角洲,即今天的东营滨州一带。就距离而言,这儿离我家乡不过二三百里,但因为是盐碱地不耐雨,所以丰歉与我家乡往往相反。换言之,我老家很少发生涝灾,而黄河三角洲则不怕旱。当那场旱灾旷日持久时,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很多女孩,一下涌到了北洼。但她们的命运很像三大爷,当家乡的生存变得不那么艰难时,大多数人又跑回老家重新嫁人,其中很多人已经有了孩子,这样的孩子叫“带犊子”。
三大娘就填过北洼,且带回一个女孩。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znxz/znxz201610/znxz20161008-1-l.jpg)
夫妻俩,一个闯关东,一个填北洼,背后的动力都是饥饿。所谓升斗小民,即使升平之世,一生也只为一张嘴忙活。
三大爷夫妇终生不睦,还是因为一张嘴。
在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中,三大爷把吃的东西锁起来独自享用,让三大娘彻底寒了心,从此夫妻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据我研究,雄性动物更偏爱吃独食,雌雄力量对比越悬殊越如此,比如雄狮。当生存变得足够残酷后,人的兽性就会疯长,而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丛林法则。
不过,三大爷不是胜利者,他为他的吃独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有时会去三大爷家串门,在我印象中,三大爷两口子从来不说话。孩子都属于“母党”,所以四个孩子也不理三大爷,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多余的人”。一般的人家,吃饭时说说笑笑,气氛是欢洽的,但他们家是沉闷的,似乎永远笼罩在一种莫名的压抑中。这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背景音乐,走进这个家,你仿佛一下回到了默片时代。
保山跟我哥哥同岁,从小几乎长在我们家,我猜,应该与他压抑的家庭氛围有关。保山很活跃,特别喜欢出洋相,似乎也与此有关。
等到保山到了相亲的年龄,他家渐渐走出了默片时代。此前,这是个极其闭关自守的家庭,节俭得每个日子都能攥出水。不过,如果没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在那个必须借助于媒人的年代,找媳妇就会受限,所以要有些开放的气象。另外,老两口虽然形同寇仇,但为了这个共同的唯一的儿子,也要摒弃前嫌加强合作,起码,在某些场合哪怕演戏你也要演一把。
好在,保山条件不错。在那个年代,大富大贵的人家没有,每个人乃至每个家庭,都近乎一个平均值。但保山有两大硬件,一是他在大队开拖拉机,二是小伙子长得特别帅。你千万不要小瞧了开拖拉机,那时开拖拉机,要比如今开大奔拉风。看看那些女拖拉机手的宣传画吧。
说到保山的帅,不得不多说两句。按说,三大爷两口子并无出众之处,但造化的奇妙就是这样,它往往于平淡中陡然挥洒神来之笔。保山无论身材还是长相,是那种挑不出毛病的完美型,在我接触过的人中,迄今无出其右者。另外,他还特别洋气,无论什么衣服,他一上身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所谓“自来俏”。
然而,婚姻市场一如消费市场,唱主角的永远是大路货,越破头烂腚的货色越容易出手,而昂贵奢华的珍品,则往往长期躺在橱窗里“养眼”。或许珍品自以为很贵族可以从容地待价而沽,但那些挎着破篮子走过的人们会想:这不是我的菜。
保山是个很有些浪漫气质的人,那种长相不错却粗笨的村姑,很难入他的法眼。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找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不难,但觅一个很有风韵和气质的姑娘,不啻于在小人国里挑大汉。
三大爷是个粗线条的人,他的要求也最简单。因为饱受单丁独子之苦,所以他的首要条件是“腚大腰圆”。据说有一回相亲,等三大爷回到家时,前来相亲的姑娘已经走出一二里地,他打起眼罩一望,感觉屁股特别大,于是说:“这个就中!”
三个主要角色中,三大娘喜怒不形于色,心思最为缜密。她是我们队唯一抽烟的女人,且经常失眠。无论保山的浪漫主义,还是三大爷的现实主义,其实都很单纯,而三大娘要考量的东西,无论家人还是外人,都是很难揣摩的。
这样三个人,加上极隔膜的夫妻关系,要想达成共识难度很大。另外,保山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们对待婚姻,远比同龄男孩更有想法,于是在保山的择偶问题上,一家人永远七嘴八舌并伴随着七咸八淡。
从十七八岁开始相亲,到二十五六岁成亲,保山的相亲之旅成为一场艰难的“八年抗战”。有人说,保山相过的姑娘,可以编一个整编的娘子军连。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他创了我们村的相亲纪录,则是千真万确的。
经济学中,有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其实,无论服药还是恋爱,也同样存在一个递减效应,相亲亦如此。比如前期做媒的,往往是最密切的亲友,他们最负责,所选中的人也最在谱。这个圈子出局后,提亲者已经是路人甲,多是碍于面子应付公事,拉郎配甚至是抓壮丁的嫌疑很大。而在相亲者,见第一个与见第二十个,即使对方条件相当,你的感觉也会判若云泥。也就是说,你见过的人越多,你的感觉就越钝化,我老家叫“挑花了眼”。
对这种困境,苏格拉底的“麦穗效应”表达得更哲学,也更耐人寻味:不许回头,让你从田垅中走一趟,挑出最丰硕的那一株麦穗。
如果没有常识和智慧,挑一株相对上乘的麦穗都很难,而大多数人往往“选择”了最后一株麦穗。因为他已经走到了麦田的尽头,如果不采下最后一株,他将错过季节空手而归。
这是很多自视甚高者的命运,也成为保山的命运。相亲相到最后,三大爷已经接近崩溃。当相亲成为一种“职业”,当主动给你提亲的人已经绝迹,当全村甚至邻村的人,都知道你的头很难剃——对于性格爽直而没有耐心的三大爷来说,崩溃是必然的。于是在透支完所有的相亲资源,也透支完一家人的信心与耐心后,保山手持最后一株麦穗回来了。
这株麦穗,要家世没家世,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她轻易不敢笑,因为一笑眼睛就没了。
相对于踌躇满志加轰轰烈烈的相亲,这个结局是落寞的。但无论新媳妇是俊是丑,一过门,一个新的王朝就开始了。
人们发现,新媳妇除了丑,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比如从不搅和是非短长,比如很能干,比如特别过日子。最后这一点,是保山家一以贯之的家风。
曾经心比天高的保山,与这样一个丑媳妇,居然鱼水和谐。可见颜值这东西,除了电影明星,对其他人是不重要的,而生儿育女才是硬道理,过日子才是硬道理。
很快就是分田到户,大队的拖拉机也卖了。托了本村的一个关系,保山先到水库,后到冷藏厂开上了汽车。他的两个妹妹也先后嫁人,这种地就成了大问题。
作为大熊猫一样的独子,很小又开拖拉机,保山是从不下地的。60岁左右,三大爷又重新成为壮劳力,到70多岁时还往地里推粪,也创了我们村的另一项纪录。他在小推车上放个马扎,一路上要歇很多次。
保山翻盖了旧屋,爹娘都住进了铮明瓦亮的砖瓦房,且在显眼处支着炉子。但关于他不孝的小道消息渐渐传出来,比如那个炉子是道“看菜”,只在过年有人前来拜年时生过几天火。
三大娘的身体越来越差,一见风就要倒的样子。晚年的三大爷有两大生活内容,一是种地,二是伺候老伴。终生不和的夫妻,在夕阳西下时开始相濡以沫。
一生对家事守口如瓶的三大娘,破天荒地加入了女人们的聊天队伍。当然,她说话很含蓄,但人们能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她经常揉自己的胸口,说那儿堵着一堆东西。
這位母亲,一生没有呵斥过儿子,赶集或者走娘家,手从来都没有空过。比如她会捡拾路上的每一根柴禾甚至每一片落叶,用衣襟兜着,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她心思无比细密并终生失眠,见人则不笑不说话。
在我接触过的人中,三大娘是最累的一位。她是小脚,我经常感到,她的裹腿中,裹着这个世界上最细长的一条路。
把一种艰难的生存和粗糙的日子,掰得又细又碎,就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心血。
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是我最初的学校。
就是从这里出发,我开始思考从两性关系到生存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