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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就不哭
何冰先生穿着麻灰色的薄呢外套和黑色衬衫，脸上挂着笑，快步走到《见字如面》的舞台中央。这是2016年底的一场录制，站定后，何冰一边放下文件夹，一边向观众点着头连说了四次“谢谢”，显得有些客气和拘谨。
稍稍调整了下呼吸，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声音低沉、眉头轻蹙。
读信开始了，这是编剧蔡春猪写给儿子喜禾的《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信的内容并不复杂，可情绪却有些微妙。一个父亲在巨大痛苦面前，收拾起内心的崩溃，选择用打趣的方式面对现实。
就在读信之前，在录制现场的后台，何冰和导演关正文说，还是不读了，“我当时是特反对的。因为我太理解这一个父亲的心情了，我也有一个儿子……这是很伟大的一份父爱，可你看他写的，他为了逃避内心这个痛苦，他拼命地去写俏皮话。”
关正文在一旁反复劝他，何冰有点激动：“老关，你丫就是逼我上去哭吗？我告诉你，就不哭！”
与记者见面的那天，何冰再次聊起这封信背后的故事时，依然掩饰不住情绪的激动：“你不能用作者这颗痛苦的心，流完眼泪去博得观众的肯定。这很微妙。观众可能会给你掌声的，但不能要这个掌声，否则在我心里，我就是把蔡春猪给出卖了。”
临近拍摄前，关正文央求何冰在后台“最后读一次”信，何冰读毕，关正文说：“你还是读了吧。”拗不過关正文的坚持，何冰最终还是上台了。“要读，咱们就冷静地躲着这儿读，绷住了这块儿，咱死活不碰。”何冰说。
整个读信过程，他的语气都很克制，一直读到“儿子，你也太优秀了，怎么得这么多勾啊？”何冰的声音里才有了颤抖，嘴角才禁不住向下扯了扯。但情绪很快又被“收敛”起来，到结尾的戏谑处，他甚至还不经意地扬了下眉。
8分钟的时间里，何冰没有让一滴眼泪掉下，可台下却早已经有人禁不住哭了。
“他给你的感觉不是表演，而是变成了那个人，”关正文说，“他真的太神了。”
华山一条路
接受拍摄采访的那天，化妆师往何冰脸上擦粉时，他半眯着眼睛嘱咐：“差不多就行了。”他不太喜歡化妆，前一天公司帮他拍宣传照，妆化了很久，他觉得麻烦，“那种就是傻漂亮”，不适合他这个“老黄瓜”。但在所有的妆里，他特别喜欢“舞台妆”，戏服一穿，妆面一化，自己离那个角色又近了一些。
表演真实、可信度高几乎是所有从导演到同行到观众几位采访对象对何冰的一致评价。在演戏上，何冰仿佛生来具有某种天赋。
1987年，从未参加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何冰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本科，志愿表上只报了一所学校的一个志愿。他瞒着家里所有人，直到向小姨借5块钱报名费，家里才第一次有人知道何冰要考中戏当演员。这个决定有些“孤注一掷”，他到现在也无法说清自己的热情从何而来，只是伸出食指指了指天，仿佛他与这个职业是一种命定的缘分。
尽管从来没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何冰却没怀疑过自己考不上。“谁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就过不去，一条路才他妈过得去呢，因为你只有这一条路。”何冰说。
何冰是幸运的。人生第一次走上舞台就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生当中都想获得的一个感受—在侧幕条里头紧张，特别紧张，一出台口，忘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上帝在扶着我了。”何冰说。
“直到今天我还这样，在侧幕条的时候，就甭管干吗，抽着烟，跟人聊天，其实内心特害怕。但一起身出去了，‘哗’安全了，这个世界一下就安全了，一下，你前所未有的安全。在台上再出点错，更安全了，这是人生。人生实际上出完错才安全呢，因为你没出错之前，永远你就不知道。”
2013年，为了纪念林兆华小剧场话剧30周年，濮存昕和何冰共同排演了话剧《天鹅之歌》，在那部戏里，濮存昕要演一个丑角，这个与本人性格反差强烈的角色让他有些为难，直到马上表演了，濮存昕还是过不了心里那关。何冰就在旁边一直劝他。
“他有非常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他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就记住了—他说哪儿输都行，这儿不能输，就是你得上去，不能畏缩，不能够怯场。”濮存昕回忆自己当时颇受震动。
在何冰的价值体系里，作为演员，上了台就没有退路，必须扔掉所有和演戏无关的事情，包括自尊心，包括脸面。
与何冰合作过话剧《喜剧的忧伤》、电影《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记得，自己在人艺第一次和何冰合作，是一部有关部门指定完成的话剧作品，第一次建组会，包括朱旭在内的人艺老前辈与濮存昕、何冰等剧团中坚力量一起坐在办公室讨论剧本。
剧本质量不高，房间内的气氛变得微妙，谈话的继续进行有些艰涩，导演先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徐昂记得，门刚一关上，一个演员就起身站到了桌子上。这个人就是何冰。他扫了眼坐在办公室的人，问了一句很有攻击性的话：“谁是这部戏的编剧？”
编剧就坐在他左手边的最外侧，下意识地把椅子往后撤了一步。何冰发现了，侧过头对编剧说：“既然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了， 我就直说了，这部戏要是这么演完，北京人艺晚上食堂就不缺胡萝卜和西红柿了。”
“那意思是观众直接就把烂白菜、西红柿都砸在台上了。”徐昂回忆。何冰的话说得很直接，但也委婉，坐在下面的徐昂却受到了提醒：“通过生动地再现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有没有可能帮助政府工程的这一类的项目变得言之有物。”
后来徐昂排《喜剧的忧伤》，剧中编剧一角没做他想，就是何冰。“他的演技，我是非常崇拜和信任的。”徐昂说。
剧本磨合的阶段，何冰还在别的剧组，晚上回到酒店，他和徐昂打电话沟通剧本，从文本解读开始，一直谈到剧本中编剧与审查官两个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虽然生活在对立的处境里，但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建立起对彼此的欣赏。电话一聊就是6个多小时。
2014年，徐昂再度改编自经典的作品《十二公民》又一次选择何冰做男一号，电影获得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单元最佳影片奖。 敏感的心
进入人艺的最初阶段，何冰和其他新演员一样，跑最简单的龙套，做士兵，拎着道具长枪“吭吭吭”地走上舞台，枪一戳，脚往旁边一迈，然后一句话没有地站上几分钟。龙套这么跑了4年，何冰感到没什么存在感，他总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可同为北京人艺话剧演员的杨立新却认为何冰是属于“苗期很短”的那种演员，因为在人艺龙套跑了八九年的演员，很常见。
“谁对社会的看法成熟得越早，他才会对戏剧当中的那一个小世界有他自己的看法、认识以及把握。”杨立新觉得何冰“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可能跟他自己的独特经历有关系”。
何冰出生在北京南城的光明楼附近， 小时候，何冰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炮仗都是拆开了，而不是一挂一挂地放，“应该有的快乐啊，孩子应该买到糖果，应该得到新衣服，应该有一辆自行车，应该看到电视机，应该听到录音机，没有，都没有过。”
上学，老师要求学生在座位上把手背好，一动不能动，天性被压制。“你说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不让跟旁边人说话，那会儿细胞多活跃的年纪啊，对不对。”何冰坐不住板凳，经常被罚站，为了“对付”他，老师把他前后左右都调成女孩。“半年后（老师）就后悔了，旁边女孩成绩都被我带下去了。”何冰说完，笑了。
那时候他也是班里经常被欺负的对象。可回到家，家长不问青红皂白，又是一顿暴打。“这就是我受的教育，如果打架了，一定是你的错。”他也见过别的同学打架，家长上门理论，目睹了大人们短暂相视后，瞬间就露出嘴脸。
“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尤其像我这种多愁善感的人，那个忧愁是莫名的，反正就是不来哉，这日子过得不美好，不美好。”何冰说。
童年里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让何冰的内心非常敏感，“从小就会察言观色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我获得了很多安全處境。”
到了高中，何冰开始叛逆，早上假装出门上学，骑着自行车没奔学校直接去了彼时还是野生公园的龙潭湖，一个人在湖边一坐就是一天，他想做演员，幻想以后“天天晚上可能都是酒会吧，要不是酒会，最起码是在跳舞吧”。
“老师可能看到我这个状态，连同着家长也否定了，就是这什么孩子呀，甭管他，他们家人不管他，就这么着吧。”“跟你们家长说来开会啊。”“嗯，不来？”“不来不来吧，这孩子废了，这辈子。”何冰说，“后来，我们那个学校里边，我是最有出息的。”
这份敏感，现在看来，的确也成为了何冰作为演员的一个优势。
敏感的内心让何冰对于戏剧角色的理解更加深入，在台词之外，他会把人物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去理解每一句从角色口中说出的话的合理性。
2003年人艺排演话剧《北街南院》，讲述“非典”期间发生在北京南城一个被隔离的四合院里的故事。何冰在剧中饰演出租车司机杨子，嘴贫、话多、爱开开小玩笑，本质上又很善良。
这个戏给濮存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那个饰演得真的是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有生活，或者他懂得胡同。”在濮存昕看来，演员这个行当，应该追求真实，而实际上真假之间就是演員同角色、生活同舞台、表演同观赏（的关系），要找到真真假假的那个点，找到这个点，演员和角色之间便特别水乳交融。
“他合适极了，也是他的年龄、他本身的性情和自己生活的积累，正好和这个人物（契合）”，这让濮存昕的心中，始终把“杨子”视为何冰扮演过的最好的角色。
走那么慢
生活中的何冰与《北街南院》的“杨子”很像。他很健谈，徐昂说他“话是成盆泼出来的”，也有自己的小聪明。
2006年《艺术人生》做了一期“87级中戏表演班再聚首”的节目，节目中老师苏民出了道题，要求台上包括何冰、胡军在内的3位男同学比赛谁能不碰椅子地最快从椅子下面钻出去，何冰微蹲下身抬起椅子举过头顶。
这种带着点小机灵、小狡猾的个性，也贯穿在何冰早年的作品形象中，从《甲方乙方》里的梁子，到《空镜子》里的翟志刚，再到《萍水相逢过大年》的贫嘴丈夫骆阳，都具备着某种相似的“市井气”。
一段时间里，何冰擅长饰演小人物在大众心里根深蒂固，直到他遇到了《大宋提刑官》。制作方一开始选定的男主角候选人是陈道明、陈宝国、刘佩琦、王志文等，因为几位演员当时都没档期，才找到了何冰。
其实，何冰自己对惊悚和悬疑的片子“全无兴趣”，但他还是不要求片酬地接了，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就想能借宋慈挺个身，”何冰说，“当演员都特被动，我演小人物好比上了艘船，没想到一上去就没下来。”
事实上，何冰的出现给《大宋提刑官》带来某种“意外之喜”。在该剧的执行导演何涛看来，由何冰来诠释的宋慈在刚正、严肃之外，还有一种难得的生活气息，这是导演组始料未及的。
拍戏的日程安排很紧凑，收工后大家一起吃饭，回到酒店往往已经深夜。何涛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拍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何冰特别完整、特别精彩地演完了，“那么长的一段词，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自己下功夫背成那样的。”何涛说。
但仍旧有一种隐秘的恐惧感一直缠绕在何冰心头。
“有些戏，我在台上已经听到掌声了，都拿了奖了，你不知道把我吓得呀，你知道吗，是为什么？打乱仗，打乱仗，其实你不知道在舞台上干吗呢，还在那儿假惺惺谢幕呢，你知道吗，满脸笑容。我还跟人谈体会呢，狗屁，根本就不懂。”说起这个，何冰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
在编剧史航看来，演戏有术与道，何冰是能够关注到技术之外的道的人。
他们曾经聊起在《茶馆》中，话剧大师于是之在舞台上独行的一段戏。孤零零的台上，只有先生一个人，慢慢地在灯光里踱步。“我就在想，他怎么就能走那么慢呢？”后来何冰在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里扮演程婴时，也有一段走路的戏，当时何冰手里还多了几样道具，可在中间那么走着，心里却止不住地慌，“我说能不能走快点啊，我心里没东西，就想赶紧走。”
他渴望有一种方式摆脱这种不踏实的恐惧感。何冰想起自己在中戏的老师、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经强调过：一定要做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倒退5年我都不会承认的，过去30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奢望，我一直认为这是侃大山。”何冰说。
及至知天命的年纪，何冰突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在一档访谈节目里，何冰说起他和徐昂讨论剧本，本想着自己比人家大10岁，抱着“教教后辈”的心态，结果一聊起来，何冰猛然发现徐昂不仅懂得比自己多，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心里一下子想到：哎呦，坏喽。”这让他猛然惊醒，终于意识到不读书不行了。
“为什么呢？你老了，在观众面前就一张老脸了，年轻时候你的生动、俏皮指望不上了，就要有新的东西给大家。”通过读书，何冰觉得，“突然好像有灵魂进去了，相反会对你的技法有更大的影响，会让你更多地认清技术是什么，你到底表演是什么，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
他读书的种类很杂，既读小说，也看神学和宗教，一段时间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最近读完的书是畅销作品《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他曾经一度往家里买了很多经典名著，后来觉得没必要这样，便把书都送人了，书架也拆了，换成了电子书，在外拍戏随身携带，每天睡前都读一会儿。
2015年，何冰在《白鹿原》剧组封闭9个月拍戏，不能回家，见不到儿子，心里颇为焦虑，他便用电子书读《与神对话》，书中作者称上帝借他的手与他自己完成对话，何冰觉得读这套书时，自己也完成了和自己的对话。
“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演戏是演个人成功，演我多厉害，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等到岁数大一点了，如果你从书本上能够得来营养的话，你就知道你在演绎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无论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我是在跟所有人在一起，我们是在奔向真理，我们是在奔向真相。我这个人是不重要的，那个真相才是重要的。”
何冰先生穿着麻灰色的薄呢外套和黑色衬衫，脸上挂着笑，快步走到《见字如面》的舞台中央。这是2016年底的一场录制，站定后，何冰一边放下文件夹，一边向观众点着头连说了四次“谢谢”，显得有些客气和拘谨。
稍稍调整了下呼吸，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声音低沉、眉头轻蹙。
读信开始了，这是编剧蔡春猪写给儿子喜禾的《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信的内容并不复杂，可情绪却有些微妙。一个父亲在巨大痛苦面前，收拾起内心的崩溃，选择用打趣的方式面对现实。
就在读信之前，在录制现场的后台，何冰和导演关正文说，还是不读了，“我当时是特反对的。因为我太理解这一个父亲的心情了，我也有一个儿子……这是很伟大的一份父爱，可你看他写的，他为了逃避内心这个痛苦，他拼命地去写俏皮话。”
关正文在一旁反复劝他，何冰有点激动：“老关，你丫就是逼我上去哭吗？我告诉你，就不哭！”
与记者见面的那天，何冰再次聊起这封信背后的故事时，依然掩饰不住情绪的激动：“你不能用作者这颗痛苦的心，流完眼泪去博得观众的肯定。这很微妙。观众可能会给你掌声的，但不能要这个掌声，否则在我心里，我就是把蔡春猪给出卖了。”
临近拍摄前，关正文央求何冰在后台“最后读一次”信，何冰读毕，关正文说：“你还是读了吧。”拗不過关正文的坚持，何冰最终还是上台了。“要读，咱们就冷静地躲着这儿读，绷住了这块儿，咱死活不碰。”何冰说。
整个读信过程，他的语气都很克制，一直读到“儿子，你也太优秀了，怎么得这么多勾啊？”何冰的声音里才有了颤抖，嘴角才禁不住向下扯了扯。但情绪很快又被“收敛”起来，到结尾的戏谑处，他甚至还不经意地扬了下眉。
8分钟的时间里，何冰没有让一滴眼泪掉下，可台下却早已经有人禁不住哭了。
“他给你的感觉不是表演，而是变成了那个人，”关正文说，“他真的太神了。”
华山一条路
接受拍摄采访的那天，化妆师往何冰脸上擦粉时，他半眯着眼睛嘱咐：“差不多就行了。”他不太喜歡化妆，前一天公司帮他拍宣传照，妆化了很久，他觉得麻烦，“那种就是傻漂亮”，不适合他这个“老黄瓜”。但在所有的妆里，他特别喜欢“舞台妆”，戏服一穿，妆面一化，自己离那个角色又近了一些。
表演真实、可信度高几乎是所有从导演到同行到观众几位采访对象对何冰的一致评价。在演戏上，何冰仿佛生来具有某种天赋。
1987年，从未参加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何冰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本科，志愿表上只报了一所学校的一个志愿。他瞒着家里所有人，直到向小姨借5块钱报名费，家里才第一次有人知道何冰要考中戏当演员。这个决定有些“孤注一掷”，他到现在也无法说清自己的热情从何而来，只是伸出食指指了指天，仿佛他与这个职业是一种命定的缘分。
尽管从来没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何冰却没怀疑过自己考不上。“谁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就过不去，一条路才他妈过得去呢，因为你只有这一条路。”何冰说。
何冰是幸运的。人生第一次走上舞台就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生当中都想获得的一个感受—在侧幕条里头紧张，特别紧张，一出台口，忘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上帝在扶着我了。”何冰说。
“直到今天我还这样，在侧幕条的时候，就甭管干吗，抽着烟，跟人聊天，其实内心特害怕。但一起身出去了，‘哗’安全了，这个世界一下就安全了，一下，你前所未有的安全。在台上再出点错，更安全了，这是人生。人生实际上出完错才安全呢，因为你没出错之前，永远你就不知道。”
2013年，为了纪念林兆华小剧场话剧30周年，濮存昕和何冰共同排演了话剧《天鹅之歌》，在那部戏里，濮存昕要演一个丑角，这个与本人性格反差强烈的角色让他有些为难，直到马上表演了，濮存昕还是过不了心里那关。何冰就在旁边一直劝他。
“他有非常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他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就记住了—他说哪儿输都行，这儿不能输，就是你得上去，不能畏缩，不能够怯场。”濮存昕回忆自己当时颇受震动。
在何冰的价值体系里，作为演员，上了台就没有退路，必须扔掉所有和演戏无关的事情，包括自尊心，包括脸面。
与何冰合作过话剧《喜剧的忧伤》、电影《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记得，自己在人艺第一次和何冰合作，是一部有关部门指定完成的话剧作品，第一次建组会，包括朱旭在内的人艺老前辈与濮存昕、何冰等剧团中坚力量一起坐在办公室讨论剧本。
剧本质量不高，房间内的气氛变得微妙，谈话的继续进行有些艰涩，导演先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徐昂记得，门刚一关上，一个演员就起身站到了桌子上。这个人就是何冰。他扫了眼坐在办公室的人，问了一句很有攻击性的话：“谁是这部戏的编剧？”
编剧就坐在他左手边的最外侧，下意识地把椅子往后撤了一步。何冰发现了，侧过头对编剧说：“既然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了， 我就直说了，这部戏要是这么演完，北京人艺晚上食堂就不缺胡萝卜和西红柿了。”
“那意思是观众直接就把烂白菜、西红柿都砸在台上了。”徐昂回忆。何冰的话说得很直接，但也委婉，坐在下面的徐昂却受到了提醒：“通过生动地再现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有没有可能帮助政府工程的这一类的项目变得言之有物。”
后来徐昂排《喜剧的忧伤》，剧中编剧一角没做他想，就是何冰。“他的演技，我是非常崇拜和信任的。”徐昂说。
剧本磨合的阶段，何冰还在别的剧组，晚上回到酒店，他和徐昂打电话沟通剧本，从文本解读开始，一直谈到剧本中编剧与审查官两个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虽然生活在对立的处境里，但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建立起对彼此的欣赏。电话一聊就是6个多小时。
2014年，徐昂再度改编自经典的作品《十二公民》又一次选择何冰做男一号，电影获得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单元最佳影片奖。 敏感的心
进入人艺的最初阶段，何冰和其他新演员一样，跑最简单的龙套，做士兵，拎着道具长枪“吭吭吭”地走上舞台，枪一戳，脚往旁边一迈，然后一句话没有地站上几分钟。龙套这么跑了4年，何冰感到没什么存在感，他总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可同为北京人艺话剧演员的杨立新却认为何冰是属于“苗期很短”的那种演员，因为在人艺龙套跑了八九年的演员，很常见。
“谁对社会的看法成熟得越早，他才会对戏剧当中的那一个小世界有他自己的看法、认识以及把握。”杨立新觉得何冰“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可能跟他自己的独特经历有关系”。
何冰出生在北京南城的光明楼附近， 小时候，何冰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炮仗都是拆开了，而不是一挂一挂地放，“应该有的快乐啊，孩子应该买到糖果，应该得到新衣服，应该有一辆自行车，应该看到电视机，应该听到录音机，没有，都没有过。”
上学，老师要求学生在座位上把手背好，一动不能动，天性被压制。“你说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不让跟旁边人说话，那会儿细胞多活跃的年纪啊，对不对。”何冰坐不住板凳，经常被罚站，为了“对付”他，老师把他前后左右都调成女孩。“半年后（老师）就后悔了，旁边女孩成绩都被我带下去了。”何冰说完，笑了。
那时候他也是班里经常被欺负的对象。可回到家，家长不问青红皂白，又是一顿暴打。“这就是我受的教育，如果打架了，一定是你的错。”他也见过别的同学打架，家长上门理论，目睹了大人们短暂相视后，瞬间就露出嘴脸。
“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尤其像我这种多愁善感的人，那个忧愁是莫名的，反正就是不来哉，这日子过得不美好，不美好。”何冰说。
童年里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让何冰的内心非常敏感，“从小就会察言观色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我获得了很多安全處境。”
到了高中，何冰开始叛逆，早上假装出门上学，骑着自行车没奔学校直接去了彼时还是野生公园的龙潭湖，一个人在湖边一坐就是一天，他想做演员，幻想以后“天天晚上可能都是酒会吧，要不是酒会，最起码是在跳舞吧”。
“老师可能看到我这个状态，连同着家长也否定了，就是这什么孩子呀，甭管他，他们家人不管他，就这么着吧。”“跟你们家长说来开会啊。”“嗯，不来？”“不来不来吧，这孩子废了，这辈子。”何冰说，“后来，我们那个学校里边，我是最有出息的。”
这份敏感，现在看来，的确也成为了何冰作为演员的一个优势。
敏感的内心让何冰对于戏剧角色的理解更加深入，在台词之外，他会把人物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去理解每一句从角色口中说出的话的合理性。
2003年人艺排演话剧《北街南院》，讲述“非典”期间发生在北京南城一个被隔离的四合院里的故事。何冰在剧中饰演出租车司机杨子，嘴贫、话多、爱开开小玩笑，本质上又很善良。
这个戏给濮存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那个饰演得真的是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有生活，或者他懂得胡同。”在濮存昕看来，演员这个行当，应该追求真实，而实际上真假之间就是演員同角色、生活同舞台、表演同观赏（的关系），要找到真真假假的那个点，找到这个点，演员和角色之间便特别水乳交融。
“他合适极了，也是他的年龄、他本身的性情和自己生活的积累，正好和这个人物（契合）”，这让濮存昕的心中，始终把“杨子”视为何冰扮演过的最好的角色。
走那么慢
生活中的何冰与《北街南院》的“杨子”很像。他很健谈，徐昂说他“话是成盆泼出来的”，也有自己的小聪明。
2006年《艺术人生》做了一期“87级中戏表演班再聚首”的节目，节目中老师苏民出了道题，要求台上包括何冰、胡军在内的3位男同学比赛谁能不碰椅子地最快从椅子下面钻出去，何冰微蹲下身抬起椅子举过头顶。
这种带着点小机灵、小狡猾的个性，也贯穿在何冰早年的作品形象中，从《甲方乙方》里的梁子，到《空镜子》里的翟志刚，再到《萍水相逢过大年》的贫嘴丈夫骆阳，都具备着某种相似的“市井气”。
一段时间里，何冰擅长饰演小人物在大众心里根深蒂固，直到他遇到了《大宋提刑官》。制作方一开始选定的男主角候选人是陈道明、陈宝国、刘佩琦、王志文等，因为几位演员当时都没档期，才找到了何冰。
其实，何冰自己对惊悚和悬疑的片子“全无兴趣”，但他还是不要求片酬地接了，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就想能借宋慈挺个身，”何冰说，“当演员都特被动，我演小人物好比上了艘船，没想到一上去就没下来。”
事实上，何冰的出现给《大宋提刑官》带来某种“意外之喜”。在该剧的执行导演何涛看来，由何冰来诠释的宋慈在刚正、严肃之外，还有一种难得的生活气息，这是导演组始料未及的。
拍戏的日程安排很紧凑，收工后大家一起吃饭，回到酒店往往已经深夜。何涛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拍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何冰特别完整、特别精彩地演完了，“那么长的一段词，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自己下功夫背成那样的。”何涛说。
但仍旧有一种隐秘的恐惧感一直缠绕在何冰心头。
“有些戏，我在台上已经听到掌声了，都拿了奖了，你不知道把我吓得呀，你知道吗，是为什么？打乱仗，打乱仗，其实你不知道在舞台上干吗呢，还在那儿假惺惺谢幕呢，你知道吗，满脸笑容。我还跟人谈体会呢，狗屁，根本就不懂。”说起这个，何冰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
在编剧史航看来，演戏有术与道，何冰是能够关注到技术之外的道的人。
他们曾经聊起在《茶馆》中，话剧大师于是之在舞台上独行的一段戏。孤零零的台上，只有先生一个人，慢慢地在灯光里踱步。“我就在想，他怎么就能走那么慢呢？”后来何冰在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里扮演程婴时，也有一段走路的戏，当时何冰手里还多了几样道具，可在中间那么走着，心里却止不住地慌，“我说能不能走快点啊，我心里没东西，就想赶紧走。”
他渴望有一种方式摆脱这种不踏实的恐惧感。何冰想起自己在中戏的老师、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经强调过：一定要做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倒退5年我都不会承认的，过去30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奢望，我一直认为这是侃大山。”何冰说。
及至知天命的年纪，何冰突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在一档访谈节目里，何冰说起他和徐昂讨论剧本，本想着自己比人家大10岁，抱着“教教后辈”的心态，结果一聊起来，何冰猛然发现徐昂不仅懂得比自己多，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心里一下子想到：哎呦，坏喽。”这让他猛然惊醒，终于意识到不读书不行了。
“为什么呢？你老了，在观众面前就一张老脸了，年轻时候你的生动、俏皮指望不上了，就要有新的东西给大家。”通过读书，何冰觉得，“突然好像有灵魂进去了，相反会对你的技法有更大的影响，会让你更多地认清技术是什么，你到底表演是什么，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
他读书的种类很杂，既读小说，也看神学和宗教，一段时间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最近读完的书是畅销作品《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他曾经一度往家里买了很多经典名著，后来觉得没必要这样，便把书都送人了，书架也拆了，换成了电子书，在外拍戏随身携带，每天睡前都读一会儿。
2015年，何冰在《白鹿原》剧组封闭9个月拍戏，不能回家，见不到儿子，心里颇为焦虑，他便用电子书读《与神对话》，书中作者称上帝借他的手与他自己完成对话，何冰觉得读这套书时，自己也完成了和自己的对话。
“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演戏是演个人成功，演我多厉害，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等到岁数大一点了，如果你从书本上能够得来营养的话，你就知道你在演绎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无论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我是在跟所有人在一起，我们是在奔向真理，我们是在奔向真相。我这个人是不重要的，那个真相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