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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等多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打响了一场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正面战场的舆论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探析美国近年来舆论引导惯用的做法，有利于深刻认识适应当今世界军事变革新格局，扎实做好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时舆论工作。
凸现国家利益原则，严格实行新闻管制
展开下文之前，先看两个典型实例：
据法新社2001年10月11日的一则报道称，美国各大电视网的负责人在参加国家安全顾问召集的会议后，同意不再直接转播拉登及其助手的讲话。这些电视网包括ABC、CBS、CNN、NBC和FOX等。不过，美国政府否认这是新闻检查。白宫发言人弗莱谢说：“这是对媒体的要求，媒体自己作决定。”
另据报道，2003年3月31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解雇其驻巴格达特派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阿奈特，理由是他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由于伊拉克的抵抗，第一个战争计划已经失败了。”“显然，美国作战计划的制订者误判了伊拉克军队的决心。”对此，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纷纷撰文批评他的“不爱国”行为。一位资深记者在《纽约时报》撰文，并引用美国法律条款斥责阿奈特有关“真相”的言论，涉嫌“叛国罪”。
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新闻宣传明显具有“双重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闻自由让位于国家利益。根据西方的新闻理论，民主是让社会能够听到多元的声音，尤其是保证少数人的声音不被埋葬；新闻自由更是为了维护这样的民主制度，要求媒体不仅报道多元的声音，且要平衡和公正地报道斗争或战争双方的声音。
诚然，美国的媒体大都属于私人公司，表面上看，政府似乎无法直接控制记者，正所谓标榜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记者的职业操守与整个社会控制和商业压力一脉相承，其社会控制包括记者所在媒体公司的收视率、发行量，事件爆发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战时，社会强烈要求记者坚持爱国主义、维护军人的安全和尊严，记者的报道就成了政府和军方新闻发布会的传声筒、大公司利益的维护者、御用文人和学者观点的扩音器。因此，显得空前的高度集团化，容不得异样的声音。正如Yellow-times.org网站，仅因刊登了美国战俘和伊拉克死难平民的照片，被其母公司借口“美国没有一家电视台允许任何死亡的美国士兵和战俘在屏幕上展示”而封杀。
事实上，美国加强战时新闻管制由来已久。不仅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新闻自由”，还有《美国新闻管制条例》框定了战时的游戏规则：在未来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后者包括本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无冕之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立第一个政府检查机构“克里尔委员会”，对违反规则的记者和媒体的严格检查达到苛刻地步。二战期间，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管制措施，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和军方对新闻管制不作为。相反，在近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讲究宣传策略，一方面，严明新闻报道纪律，恪守战地采访、稿件送审、新闻发布等制度，另一方面，允许“不听话”的记者在前线自由采访，但宣布无法保证其安全。加強战时管制的最终结果，使得独立采访战争变得不可能，必然是被美军锁定了战争报道的宣传口径。
主动设置新闻议程，成功推行“嵌入战略”
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新闻宣传相比，伊拉克战争最明显区别的标志在于，主动设置、运用新闻议程，并成功地推行“嵌入战略”。
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是议程设置。通过它，框定媒体报道什么，强调什么，隐含什么；决定哪些是要闻，哪些能够上头版头条，以引起受众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新闻策划师”们着手在新闻词汇里搜寻言简意赅的“标签”用语，设置议程，一如英国《独立报》2003年7月13日列举的20个议题，像“伊拉克为‘9·11’恐怖袭击负责”“萨达姆有能力制造天花病毒”“伊拉克能在45分钟内将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完毕”“伊拉克在给武器核查人员设置障碍”“美国将轻松赢得战争”等等，创造了“暴君萨达姆”“人体盾牌”等词汇。尽管战争打响后，美军仍然没有找到生化武器的真实证据，但议程设置仍然相当集中——我们需要战争！
如果说成功设置新闻议程是搞好新闻管制关键环节的话，那么，推行“嵌入战略”则是重中之重，是对世界媒体“培植议程”的自信表现。“嵌入战略”，源于对“双向对称模型”理论的灵活应用，这一理论的精髓在于“基于调查研究的双向互利的实践”。推行“嵌入战略”，把媒体记者与作战部队捆绑在一起，似乎记者能够实时报道战况，作战部队又能有效保障记者的安全，可以实现“双赢”。但更重要的，在于它能掌控媒体对前线的报道。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快速发展，光依靠封锁和堵截无济于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推行“嵌入战略”，新闻报道效果会更好。
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邀请100多名媒体记者，有条件地嵌入作战部队随军采访，限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报道的内容。对此，新华社记者胡晓明形象地说“我与美军签下了生死状”。其内容包括：限定记者在作战单位内生活、旅行、吃饭、睡觉，并“自由”采访；出现任何违背政府关于嵌入的指示、命令和管理情况，都可能使嵌入终止；媒体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政府提出某种赔偿要求或诉讼政府等。还明确要求，不允许报道行军路线、作战计划、伤亡人员的姓名等，规定送审稿件的最终决定权在作战单位指挥官。大部分随军记者报道的选题、图片、画面都是有关美军官兵在战场上的动人场面、美英联军武器装备的精彩报道。胡晓明也不例外，被嵌入“小鹰”号航母后，只能报道“小鹰”号，并且只能从美军的角度去报道战争。而对美英联军的伤亡、俘虏的报道，就只能出现在伊拉克电视台或者半岛电视台上了。
CBS著名新闻主持人丹·拉瑟一语中的，“‘嵌入’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记者不能把消息立刻发出。在‘嵌入’和‘埋葬’之间，只有一个很细小的界限。”他道出了被嵌入作战部队的随军记者的处境。 先入为主直播新闻，心理攻防贯穿全程
纵览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国的新闻宣传，不难发现，美军先入为主，占尽新闻报道的先机，且把利用新闻媒体当作心理战术的一部分来运用，自始至终，攻防兼备。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进攻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时，在乌姆斯盖尔镇遭遇顽强抵抗。对此，CNN电视网利用电视屏幕下部的滚动条，连续播报说“乌姆斯盖尔守军已经投降”。第二天，全世界许多媒体跟风报道，称乌姆斯盖尔镇的8000名守军全部投降。这则作为心理战信息发出的假新闻，目的显然是迷惑敌人在巴格达的指挥中心，瓦解对方的士气。利比亚战争一开始，美军启用曾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经过改装的心理战飞机，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进行无线电广播，对利比亚的港口、商船和军舰上的人员进行宣传，煽动人们反对卡扎菲政权，指控卡扎菲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由此对卡扎菲政府和政府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此也掀开了卡扎菲政权众叛亲离的序幕。在美军轰炸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通过其派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人员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否认与“9·1l”袭击有关，同时要求美国出示证据。本·拉登则将号召“圣战”的讲话录像带秘密送往半岛电视台，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中引发了反美情绪。为应对本·拉登和塔利班对世界舆论的影响，进行反制宣传，美国相继向巴基斯坦政府、半岛电视台施压，切断其播发新闻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启动一个以穆斯林青少年为目标观众、纯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频道，目的是让“阿拉伯青少年相信，美国并不反对伊斯兰”，以此消除反美情绪；除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增加阿富汗普什图语广播，延长阿拉伯语广播时间外，另设“自由阿富汗电台”，拓展新闻报道的空间。美军还专门派出飞机，空投40万张传单，传单的一面是本·拉登去了胡子、西式打扮的电脑模拟像，另一面是一个死掉的“基地”组织成员，配上文字解说“谋杀者和胆小鬼已经抛弃了你们！”传单还包括美国驻各国领事馆编辑的阿拉法特和穆巴拉克等人支持反恐战争的声明等。这种做法从心理学上看，是有意破坏本·拉登在其信徒心目中的形象，是美国为“在阿拉伯世界的良性形象而战”。
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心理战，还可以采取许多策略。比较典型的有“第三者认同法”。如五角大楼的假消息，有时会通过英国媒体或者谋求加入北约的某个东欧国家的媒体发出，因其远离消息的真正来源，且由第三者发出，显得更加可信。英国《卫报》2003年4月4日在一篇报道中坦承“散布假消息作为军事战术已经有一段历史了。当战争继续进行时，记者们会更加意识到这一点的”。
整合公共外交手段，追求“总体宣传”效果
在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队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整合完善外交、媒体、广告和公关的组合运用能力，均能实现法国哲学家艾略尔提出的舆论“总体宣传”效果。
在艾略尔看来，“宣传必须是总体的，宣传家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一种媒体的效果有限，要用其他媒体来相互补充”。通过舆论“总体宣传”，能够实现“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政治性宣传”与“社会性宣传”、“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间的互补。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所实施的“总体宣传”效果较明显。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录用了以“美国广告界最有名的女人”著称的比尔斯，任命她为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任务是“协调政府和媒体之间的联系”。比尔斯集中围绕“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不是对美国的攻击，而是对全世界的攻击”“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而是针对恐怖分子和支持及包庇他们的人的战争”“美国支持阿富汗人民，这也是布什总统给阿富汗人民提供三亿二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因”“所有国家必须站在一起，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蹂躏”等主题，成功利用“舆论领导人”“广告理事会”等渠道，把美国的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世界民众，特别是穆斯林青年。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也成功地运用了“总体宣传”。美国主要媒体连日登载、播放所谓“萨达姆政权和拉登基地组织联系”的专题节目和相关新闻。如CNN曾多日播放专题，“揭露”一些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接受萨达姆政权资助的“秘密”。在此背景下，在由“9·1l”恐怖袭击激发的美国爱国主义及政府公关的推动下，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基本上都持赞同的声音。
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内外有别主导舆论
勿庸置疑，战争期间，作战双方都想极力控制媒体。一方面，可以控制国内舆论，提高官兵的士气、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又能控制国际舆论，挫伤敌人的士气和斗志。美国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的舆论战实践表明，凡是有利于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凡是有利于主导国内、国际舆论，争取国内外广泛支持的新闻事件，都要扎实有效地广泛宣传。
拯救林奇这一“英雄事件”，曾被美国媒体大规模地密集报道，有效地影响国内民众的舆论。《华盛顿邮报》在拯救林奇的第二天，以“她战斗至死：西弗吉尼亚士兵的详情及拯救”为题，报道说在伊军刺伤和射伤她之前，林奇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事实上，“被俘之前，她没有打完冲锋枪的子弹，因为它卡住了。在她获救前，伊拉克军队早就撤退了。在医院里，她得到护士和医生很好的照看，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把她送还美军。”在前线与美国记者一起采访的英国BBC记者，通过采访救治林奇的伊拉克医生，如实报道了美军操控舆论背后的真实情况。
推倒萨达姆铜像，是美军瓦解伊拉克抵抗力量的重要策略之一。当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巴格达时，遭遇伊军的激烈抵抗，进展不顺利。一些被俘美军和美军尸体的镜头，在半岛电视台被播放。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从战略上和舆论上对伊拉克军民士气的一次决定性打击——精神上“斩首行动”尤其重要。通过策划这一事件，它被作为美军的阶段性胜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的象征，经由世界媒体的滚动播放，对战争进程的舆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伊军随后放弃抵抗，与这一影响直接相关。
压制敌方通信指挥系统和信息终端，是美军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使出的又一“胜招”。利比亚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通过利比亚政府和军队使用的频率，展开“信息插入”式舆论攻势。有时候，利比亚老百姓在家里听广播、看电视，能收听、收看到联军播出的节目，屏幕上会时不时出现利比亚政府军节节败退的画面，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联军还使用“黑客”控制技术，实施信息干扰，竊取重要情报，不仅严重破坏了利比亚的通讯和指挥系统，还击溃了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的精神防线。
近年来，美国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平时，都重视军事舆论宣传，打好主动仗，及时掌控舆论制导权。资深军事记者贾永总结了他们的主要作战手段：“恐吓”“绑架”“阻击”等。意即战争一开始，配合“震撼行动”“斩首行动”，进行恐吓宣传；限制随军记者发布新闻，赶走或封杀不听招呼的记者，为防止不利于美军的新闻发布出去，进行电讯过滤；以军事力量直接压制对方或第三方的媒体声音。旨在有效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取得舆论“总体宣传”的最大成效，美国还专门设立“战略影响办公室”，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外国媒体机构提供新闻，包括假新闻，以影响外国的决策人，左右国际舆论，使军事行动合法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探析美国近年来舆论引导惯用的做法，有利于深刻认识适应当今世界军事变革新格局，扎实做好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时舆论工作。
凸现国家利益原则，严格实行新闻管制
展开下文之前，先看两个典型实例：
据法新社2001年10月11日的一则报道称，美国各大电视网的负责人在参加国家安全顾问召集的会议后，同意不再直接转播拉登及其助手的讲话。这些电视网包括ABC、CBS、CNN、NBC和FOX等。不过，美国政府否认这是新闻检查。白宫发言人弗莱谢说：“这是对媒体的要求，媒体自己作决定。”
另据报道，2003年3月31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解雇其驻巴格达特派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阿奈特，理由是他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由于伊拉克的抵抗，第一个战争计划已经失败了。”“显然，美国作战计划的制订者误判了伊拉克军队的决心。”对此，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纷纷撰文批评他的“不爱国”行为。一位资深记者在《纽约时报》撰文，并引用美国法律条款斥责阿奈特有关“真相”的言论，涉嫌“叛国罪”。
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新闻宣传明显具有“双重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闻自由让位于国家利益。根据西方的新闻理论，民主是让社会能够听到多元的声音，尤其是保证少数人的声音不被埋葬；新闻自由更是为了维护这样的民主制度，要求媒体不仅报道多元的声音，且要平衡和公正地报道斗争或战争双方的声音。
诚然，美国的媒体大都属于私人公司，表面上看，政府似乎无法直接控制记者，正所谓标榜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记者的职业操守与整个社会控制和商业压力一脉相承，其社会控制包括记者所在媒体公司的收视率、发行量，事件爆发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战时，社会强烈要求记者坚持爱国主义、维护军人的安全和尊严，记者的报道就成了政府和军方新闻发布会的传声筒、大公司利益的维护者、御用文人和学者观点的扩音器。因此，显得空前的高度集团化，容不得异样的声音。正如Yellow-times.org网站，仅因刊登了美国战俘和伊拉克死难平民的照片，被其母公司借口“美国没有一家电视台允许任何死亡的美国士兵和战俘在屏幕上展示”而封杀。
事实上，美国加强战时新闻管制由来已久。不仅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新闻自由”，还有《美国新闻管制条例》框定了战时的游戏规则：在未来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后者包括本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无冕之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立第一个政府检查机构“克里尔委员会”，对违反规则的记者和媒体的严格检查达到苛刻地步。二战期间，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管制措施，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和军方对新闻管制不作为。相反，在近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讲究宣传策略，一方面，严明新闻报道纪律，恪守战地采访、稿件送审、新闻发布等制度，另一方面，允许“不听话”的记者在前线自由采访，但宣布无法保证其安全。加強战时管制的最终结果，使得独立采访战争变得不可能，必然是被美军锁定了战争报道的宣传口径。
主动设置新闻议程，成功推行“嵌入战略”
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新闻宣传相比，伊拉克战争最明显区别的标志在于，主动设置、运用新闻议程，并成功地推行“嵌入战略”。
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是议程设置。通过它，框定媒体报道什么，强调什么，隐含什么；决定哪些是要闻，哪些能够上头版头条，以引起受众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新闻策划师”们着手在新闻词汇里搜寻言简意赅的“标签”用语，设置议程，一如英国《独立报》2003年7月13日列举的20个议题，像“伊拉克为‘9·11’恐怖袭击负责”“萨达姆有能力制造天花病毒”“伊拉克能在45分钟内将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完毕”“伊拉克在给武器核查人员设置障碍”“美国将轻松赢得战争”等等，创造了“暴君萨达姆”“人体盾牌”等词汇。尽管战争打响后，美军仍然没有找到生化武器的真实证据，但议程设置仍然相当集中——我们需要战争！
如果说成功设置新闻议程是搞好新闻管制关键环节的话，那么，推行“嵌入战略”则是重中之重，是对世界媒体“培植议程”的自信表现。“嵌入战略”，源于对“双向对称模型”理论的灵活应用，这一理论的精髓在于“基于调查研究的双向互利的实践”。推行“嵌入战略”，把媒体记者与作战部队捆绑在一起，似乎记者能够实时报道战况，作战部队又能有效保障记者的安全，可以实现“双赢”。但更重要的，在于它能掌控媒体对前线的报道。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快速发展，光依靠封锁和堵截无济于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推行“嵌入战略”，新闻报道效果会更好。
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邀请100多名媒体记者，有条件地嵌入作战部队随军采访，限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报道的内容。对此，新华社记者胡晓明形象地说“我与美军签下了生死状”。其内容包括：限定记者在作战单位内生活、旅行、吃饭、睡觉，并“自由”采访；出现任何违背政府关于嵌入的指示、命令和管理情况，都可能使嵌入终止；媒体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政府提出某种赔偿要求或诉讼政府等。还明确要求，不允许报道行军路线、作战计划、伤亡人员的姓名等，规定送审稿件的最终决定权在作战单位指挥官。大部分随军记者报道的选题、图片、画面都是有关美军官兵在战场上的动人场面、美英联军武器装备的精彩报道。胡晓明也不例外，被嵌入“小鹰”号航母后，只能报道“小鹰”号，并且只能从美军的角度去报道战争。而对美英联军的伤亡、俘虏的报道，就只能出现在伊拉克电视台或者半岛电视台上了。
CBS著名新闻主持人丹·拉瑟一语中的，“‘嵌入’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记者不能把消息立刻发出。在‘嵌入’和‘埋葬’之间，只有一个很细小的界限。”他道出了被嵌入作战部队的随军记者的处境。 先入为主直播新闻，心理攻防贯穿全程
纵览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国的新闻宣传，不难发现，美军先入为主，占尽新闻报道的先机，且把利用新闻媒体当作心理战术的一部分来运用，自始至终，攻防兼备。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进攻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时，在乌姆斯盖尔镇遭遇顽强抵抗。对此，CNN电视网利用电视屏幕下部的滚动条，连续播报说“乌姆斯盖尔守军已经投降”。第二天，全世界许多媒体跟风报道，称乌姆斯盖尔镇的8000名守军全部投降。这则作为心理战信息发出的假新闻，目的显然是迷惑敌人在巴格达的指挥中心，瓦解对方的士气。利比亚战争一开始，美军启用曾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经过改装的心理战飞机，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进行无线电广播，对利比亚的港口、商船和军舰上的人员进行宣传，煽动人们反对卡扎菲政权，指控卡扎菲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由此对卡扎菲政府和政府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此也掀开了卡扎菲政权众叛亲离的序幕。在美军轰炸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通过其派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人员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否认与“9·1l”袭击有关，同时要求美国出示证据。本·拉登则将号召“圣战”的讲话录像带秘密送往半岛电视台，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中引发了反美情绪。为应对本·拉登和塔利班对世界舆论的影响，进行反制宣传，美国相继向巴基斯坦政府、半岛电视台施压，切断其播发新闻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启动一个以穆斯林青少年为目标观众、纯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频道，目的是让“阿拉伯青少年相信，美国并不反对伊斯兰”，以此消除反美情绪；除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增加阿富汗普什图语广播，延长阿拉伯语广播时间外，另设“自由阿富汗电台”，拓展新闻报道的空间。美军还专门派出飞机，空投40万张传单，传单的一面是本·拉登去了胡子、西式打扮的电脑模拟像，另一面是一个死掉的“基地”组织成员，配上文字解说“谋杀者和胆小鬼已经抛弃了你们！”传单还包括美国驻各国领事馆编辑的阿拉法特和穆巴拉克等人支持反恐战争的声明等。这种做法从心理学上看，是有意破坏本·拉登在其信徒心目中的形象，是美国为“在阿拉伯世界的良性形象而战”。
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心理战，还可以采取许多策略。比较典型的有“第三者认同法”。如五角大楼的假消息，有时会通过英国媒体或者谋求加入北约的某个东欧国家的媒体发出，因其远离消息的真正来源，且由第三者发出，显得更加可信。英国《卫报》2003年4月4日在一篇报道中坦承“散布假消息作为军事战术已经有一段历史了。当战争继续进行时，记者们会更加意识到这一点的”。
整合公共外交手段，追求“总体宣传”效果
在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队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整合完善外交、媒体、广告和公关的组合运用能力，均能实现法国哲学家艾略尔提出的舆论“总体宣传”效果。
在艾略尔看来，“宣传必须是总体的，宣传家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一种媒体的效果有限，要用其他媒体来相互补充”。通过舆论“总体宣传”，能够实现“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政治性宣传”与“社会性宣传”、“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间的互补。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所实施的“总体宣传”效果较明显。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录用了以“美国广告界最有名的女人”著称的比尔斯，任命她为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任务是“协调政府和媒体之间的联系”。比尔斯集中围绕“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不是对美国的攻击，而是对全世界的攻击”“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而是针对恐怖分子和支持及包庇他们的人的战争”“美国支持阿富汗人民，这也是布什总统给阿富汗人民提供三亿二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因”“所有国家必须站在一起，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蹂躏”等主题，成功利用“舆论领导人”“广告理事会”等渠道，把美国的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世界民众，特别是穆斯林青年。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也成功地运用了“总体宣传”。美国主要媒体连日登载、播放所谓“萨达姆政权和拉登基地组织联系”的专题节目和相关新闻。如CNN曾多日播放专题，“揭露”一些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接受萨达姆政权资助的“秘密”。在此背景下，在由“9·1l”恐怖袭击激发的美国爱国主义及政府公关的推动下，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基本上都持赞同的声音。
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内外有别主导舆论
勿庸置疑，战争期间，作战双方都想极力控制媒体。一方面，可以控制国内舆论，提高官兵的士气、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又能控制国际舆论，挫伤敌人的士气和斗志。美国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的舆论战实践表明，凡是有利于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凡是有利于主导国内、国际舆论，争取国内外广泛支持的新闻事件，都要扎实有效地广泛宣传。
拯救林奇这一“英雄事件”，曾被美国媒体大规模地密集报道，有效地影响国内民众的舆论。《华盛顿邮报》在拯救林奇的第二天，以“她战斗至死：西弗吉尼亚士兵的详情及拯救”为题，报道说在伊军刺伤和射伤她之前，林奇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事实上，“被俘之前，她没有打完冲锋枪的子弹，因为它卡住了。在她获救前，伊拉克军队早就撤退了。在医院里，她得到护士和医生很好的照看，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把她送还美军。”在前线与美国记者一起采访的英国BBC记者，通过采访救治林奇的伊拉克医生，如实报道了美军操控舆论背后的真实情况。
推倒萨达姆铜像，是美军瓦解伊拉克抵抗力量的重要策略之一。当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巴格达时，遭遇伊军的激烈抵抗，进展不顺利。一些被俘美军和美军尸体的镜头，在半岛电视台被播放。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从战略上和舆论上对伊拉克军民士气的一次决定性打击——精神上“斩首行动”尤其重要。通过策划这一事件，它被作为美军的阶段性胜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的象征，经由世界媒体的滚动播放，对战争进程的舆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伊军随后放弃抵抗，与这一影响直接相关。
压制敌方通信指挥系统和信息终端，是美军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使出的又一“胜招”。利比亚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通过利比亚政府和军队使用的频率，展开“信息插入”式舆论攻势。有时候，利比亚老百姓在家里听广播、看电视，能收听、收看到联军播出的节目，屏幕上会时不时出现利比亚政府军节节败退的画面，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联军还使用“黑客”控制技术，实施信息干扰，竊取重要情报，不仅严重破坏了利比亚的通讯和指挥系统，还击溃了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的精神防线。
近年来，美国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平时，都重视军事舆论宣传，打好主动仗，及时掌控舆论制导权。资深军事记者贾永总结了他们的主要作战手段：“恐吓”“绑架”“阻击”等。意即战争一开始，配合“震撼行动”“斩首行动”，进行恐吓宣传；限制随军记者发布新闻，赶走或封杀不听招呼的记者，为防止不利于美军的新闻发布出去，进行电讯过滤；以军事力量直接压制对方或第三方的媒体声音。旨在有效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取得舆论“总体宣传”的最大成效，美国还专门设立“战略影响办公室”，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外国媒体机构提供新闻，包括假新闻，以影响外国的决策人，左右国际舆论，使军事行动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