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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是大江健三郎以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占领日本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它细致刻画和披露了在日美军的暴行与殖民野心，也为人们展现了在其打压和施暴下分别选择顺从屈服、冷眼旁观、明哲保身的三类日本民众面孔，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围绕“我”上公交与美军下公交的两种特殊叙事结构，探究历史视域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陆日本和结束7年占领后所形成的“战后空间”全貌，分析其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
一、概述
大江健三郎的《人羊》以日本二战败后美国占领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我”乘上一辆公交车后，由于一位坐后排的与美军随行的日本女性对“我”的几句挑逗话语，“我”暴露在即将发生的与美军的激烈冲突中。“我”与其余几位乘客因此不幸成为美军玩弄取乐的施虐对象和暴力打压的牺牲品，被当众扒下裤子殴打，美军甚至用小刀刀背压在“我”屁股上以作威胁。
其他坐在公交车前面的以教员为代表的乘客们却在冷眼旁观，并加以耻笑，在美军尽兴下车之后更对“我们”施加语言暴力，迅速以同情者的姿态不断怂恿和要求“我们”将美军暴行公之于众。这种看似好言相劝的姿态甚至持续不断地体现在“我”下公交车之后，教员将“我”强行拉往警察局进行揭发，乃至揭发未果后，教员仍不罢休，对“我”穷追猛打。教员甚至放出“不知晓你的名字誓不罢休”的话语。
教员对“我”的二次伤害让“我”与教员之间形成了一条充满矛盾的鸿沟，这映射出存在于独特历史背景之下日本民众之间无法磨灭的深刻矛盾，反映出即便在美军结束7年占领后这种民族矛盾也无法很快消除的惨痛事实。从历史视角来看，这一点暗含着深刻的隐喻内涵，是日本“战后空间”的隐藏部分。揭开它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这部小说，进一步认识美军对日本民众身体和心灵上造成的双重打击，了解日本战后很难消除的民族内部矛盾。
二、日本“战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开始了对日本长达7年的占领，并在此期间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民主改造。加藤周一的回忆录《羊之歌》对战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提到日本民眾既没有表现出政府对外宣称的“一亿人总忏悔”，也没有像处于“战后虚脱状态”中表现出的茫然无措，而是“全体SUTO”：一是指总罢工的战斗情怀，二是指脱个精光的享乐主义，很好地囊括了当时所有组织及个人状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废墟上的日本“将赤裸裸的欲望代替假惺惺的体面”，用“食欲、物欲、性欲”所代表的真实取代虚伪，构成当时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所以，尽管在美军登陆伊始，日本部分民众会对美军冠以“鬼畜英美”的称号，但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对日美合作的强烈需求。一方面是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国际环境下寻求美军保护，这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显，1951年美国结束7年占领后，开始长期占领冲绳，为日本安全和自身国际战略寻求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民主人士所希望的，依靠美军压制日本政府的殖民野心，还日本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环境。也就是说，这对美军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提供了阐释。
回顾小说《人羊》一开始的叙事结构可知，主人公“我”搭上公交车时，公交车后排已经坐着美军，而不是“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美军上车。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存在极大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后者的叙事结构也许更加符合美军登陆日本的“后出现”史实，但作者以前者的叙事结构作为整篇小说的基础，这就突出强调了美军存在的既定事实，更在侧面印证了前面提到的美军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上车之后，在朝着乘务员手指所指的后排空位方向走过去时，“我”注意到了教员这个特殊的存在。而存在的前提是在“我”上车之前，教员和美军就已经在同一辆车上相安无事，“平等地”和平共处。
日本学者高桥由贵在谈到教员这个形象时将其认为是日本右翼体现，带有政治色彩，而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指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将“我”与教员之间的对立关系比作现实中日本原爆受害者和原爆禁止运动之间关系的对立与不对等。因此，教员这一形象的政治性与右倾色彩为整篇小说权力空间的分布增添了另一层维度，也对日本民众尤其是右翼分子对美军存在合理性的接受创造了条件，为 日本“战后空间”中的日美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伏笔。
与开篇“我”上公交车时看到美军的叙事结构相对应的是，美军在对“我”和其他沦为受害者的“羊”进行施虐和取乐后下车。如果人们将这一点看成是美军结束7年占领的标志的话，那么公交车内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整体就是日本“战后空间”的缩影，它既包含日本民众对美军存在的既定合理性的普遍接受，也包含美军对日本操控和殖民野心的膨胀，更包含存在于日本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与民族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而教员对受虐者的言语轰击以及在下车之后对“我”仍穷追不舍的那份执着正是日本民族内部存在隔阂与矛盾的侧面表现。它代表着即便美军结束7年占领，但民族内部不平等和对立的权力关系仍旧持续的无奈事实，是建立在军国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之上的日本右翼激进分子与日本普通民众（尤其是原爆受害者，同时也是战争牺牲品）之间深刻对立的集中体现。这两种特殊的叙事结构与小说中日本“战后空间”的权力关系分布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
三、国家隐喻
（一）从性隐喻看权力压迫
小说《人羊》有三处明确表现“性”的描写，而且都与主人公有关。一开始来自与美军同行的日本女性的话语挑逗;小说中间高潮部分，美军将刀背抵在“我”的尾骨处;在小说结尾，“我”努力逃离教员的追赶，二人皆筋疲力尽后并肩而走，却被不远处的街娼投以卑劣猥琐的话语。除了第一处是异性之间的描写外，后两处都是关于同性之间性的描写。
众所周知，日本被美国占领后，曾有专门为美军服务的特殊“慰安妇”群体，被称为“国家性质的公开组织卖淫”，这种来自日本政府即右翼势力对美军权力制约下的恭顺态度使日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为之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扶植埋下了伏笔。第二处与第三处的描写则被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性暗示与同性恋的表现，具有政治与性的双重国家隐喻内涵。第三处街娼对“我”和教员投以鄙夷的目光和话语，代表了她们是在与日本政府和美军同一阵营及权力视角下对“我”发出的精神和语言暴力，证实了日本学者江口真规所论述的体现了对日本失势男性的权力压迫，同战败前充满殖民扩张野心的日本侵略者的高昂姿态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种性隐喻所隐含的身体暴力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寻求政治承认的表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其“根本是裁决他人的固有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过程中必然牺牲他人尊严，地位与权力的不对等是其必然结果。在小说中的性隐喻压迫下，这种身体暴力的权力压迫会因寻求承认而变为对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从而实现对其的拉拢，使其成为支持者，承认施暴者作为政治存在的必要合理性和其思想主导的不可磨灭性，从而反映出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国家隐喻内涵。
（二）从“我”的失语看权力制约下的意识形态重构
需要注意的是，主人公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被美军当作羊一般戏谑，还是在下车后被教员无止境地追赶，始终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日本学者山田夏树在论及第一人称“我”的失语时指出，这是因为主人公一开始就将他自己放在一个受虐的动物位置上，而这样的“我”不可能在战后日本的现实情境中独善其身。“我”不仅是相对于美军而言作为行为施虐对象的“他者”，还是教员和其余旁观者言语暴力的“他者”，同样也是文中警官选择作为冷处理对象的“他者”。在偌大的一个日本“战后空间”权力关系作用体系下，“我”是不被承认、认可与容许的存在。这种自我认识定位与外部他者定位一起，构成了日本“战后空间”权力制约下的独特意识形态。在其背后，人们不能忽视暴力作为政治行為构建的必要性基础。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论及暴力对政治发展的必要性时指出，“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改革”。美国对日本的“暴力性”改造，一开始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日本政府的种种“迂回”策略与不作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失语与当初日本政府的装聋作哑实有相似相通之处，那么美军对“我”的施暴就可以看作是为了打破平衡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作者对美军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阐释又一次地体现出来。同样，教员的存在是又一层打破平衡的关键，其对“我”的言语施暴是基于对“我”所受屈辱的偏见与沉默的不作为，是在心理层面上将“我”异民族化的表现。
学者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护其狭隘的特权，其组织能力会远超过人民大众，后者的利益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尽管政治的失调可借民主获得缓和，“但精英与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行动”。因此，以教员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自己的国家思想与大众的民主主义思想分割开来走向战后复兴之路的。就像小说后半段“我”与教员的不断逃离与追逐以及小说结尾来自教员永不罢休的控诉那样，为了使“我”承认和认可教员的思想，即为了使日本民众即便在日本战败后仍然认可和相信政府，日本政府会不断采取思想控制与打压来操控日本民众，强加自己的意识形态，用“暴力”手段迫使其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操控与阴影之下。同时，战后战略中心的转移与全球战略体系的重构使日本政府在获得美国战后扶植与同美合作过程中可以避开自己的公民，不考虑公民利益及其思想意识的重要性。这使得为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政府与渴望和平安逸的日本民众之间从此横亘着一条永远也翻越不过去的民族内部思想意识鸿沟，体现出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
四、结语
本文主要围绕“我”上公交与美军下公交这一事例，探究历史视域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陆日本和结束7年占领后所形成的“战后空间”全貌，并从其权力分布特点中分析其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从小说中隐含的性隐喻所体现的身体压迫与主人公失语导致的权力制约中，人们都会发现其背后无论是美军还是日本政府都在政治行为构建中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从而忽视日本民众自身的意识行为，迫使为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政府与渴望和平安逸的日本民众之间从此横亘着一条永远也翻越不过去的民族内部思想意识鸿沟，为这篇小说中所暗含的国家隐喻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人们深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董悦（1997-），女，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一、概述
大江健三郎的《人羊》以日本二战败后美国占领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我”乘上一辆公交车后，由于一位坐后排的与美军随行的日本女性对“我”的几句挑逗话语，“我”暴露在即将发生的与美军的激烈冲突中。“我”与其余几位乘客因此不幸成为美军玩弄取乐的施虐对象和暴力打压的牺牲品，被当众扒下裤子殴打，美军甚至用小刀刀背压在“我”屁股上以作威胁。
其他坐在公交车前面的以教员为代表的乘客们却在冷眼旁观，并加以耻笑，在美军尽兴下车之后更对“我们”施加语言暴力，迅速以同情者的姿态不断怂恿和要求“我们”将美军暴行公之于众。这种看似好言相劝的姿态甚至持续不断地体现在“我”下公交车之后，教员将“我”强行拉往警察局进行揭发，乃至揭发未果后，教员仍不罢休，对“我”穷追猛打。教员甚至放出“不知晓你的名字誓不罢休”的话语。
教员对“我”的二次伤害让“我”与教员之间形成了一条充满矛盾的鸿沟，这映射出存在于独特历史背景之下日本民众之间无法磨灭的深刻矛盾，反映出即便在美军结束7年占领后这种民族矛盾也无法很快消除的惨痛事实。从历史视角来看，这一点暗含着深刻的隐喻内涵，是日本“战后空间”的隐藏部分。揭开它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这部小说，进一步认识美军对日本民众身体和心灵上造成的双重打击，了解日本战后很难消除的民族内部矛盾。
二、日本“战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开始了对日本长达7年的占领，并在此期间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民主改造。加藤周一的回忆录《羊之歌》对战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提到日本民眾既没有表现出政府对外宣称的“一亿人总忏悔”，也没有像处于“战后虚脱状态”中表现出的茫然无措，而是“全体SUTO”：一是指总罢工的战斗情怀，二是指脱个精光的享乐主义，很好地囊括了当时所有组织及个人状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废墟上的日本“将赤裸裸的欲望代替假惺惺的体面”，用“食欲、物欲、性欲”所代表的真实取代虚伪，构成当时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所以，尽管在美军登陆伊始，日本部分民众会对美军冠以“鬼畜英美”的称号，但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对日美合作的强烈需求。一方面是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国际环境下寻求美军保护，这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显，1951年美国结束7年占领后，开始长期占领冲绳，为日本安全和自身国际战略寻求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民主人士所希望的，依靠美军压制日本政府的殖民野心，还日本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环境。也就是说，这对美军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提供了阐释。
回顾小说《人羊》一开始的叙事结构可知，主人公“我”搭上公交车时，公交车后排已经坐着美军，而不是“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美军上车。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存在极大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后者的叙事结构也许更加符合美军登陆日本的“后出现”史实，但作者以前者的叙事结构作为整篇小说的基础，这就突出强调了美军存在的既定事实，更在侧面印证了前面提到的美军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上车之后，在朝着乘务员手指所指的后排空位方向走过去时，“我”注意到了教员这个特殊的存在。而存在的前提是在“我”上车之前，教员和美军就已经在同一辆车上相安无事，“平等地”和平共处。
日本学者高桥由贵在谈到教员这个形象时将其认为是日本右翼体现，带有政治色彩，而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指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将“我”与教员之间的对立关系比作现实中日本原爆受害者和原爆禁止运动之间关系的对立与不对等。因此，教员这一形象的政治性与右倾色彩为整篇小说权力空间的分布增添了另一层维度，也对日本民众尤其是右翼分子对美军存在合理性的接受创造了条件，为 日本“战后空间”中的日美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伏笔。
与开篇“我”上公交车时看到美军的叙事结构相对应的是，美军在对“我”和其他沦为受害者的“羊”进行施虐和取乐后下车。如果人们将这一点看成是美军结束7年占领的标志的话，那么公交车内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整体就是日本“战后空间”的缩影，它既包含日本民众对美军存在的既定合理性的普遍接受，也包含美军对日本操控和殖民野心的膨胀，更包含存在于日本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与民族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而教员对受虐者的言语轰击以及在下车之后对“我”仍穷追不舍的那份执着正是日本民族内部存在隔阂与矛盾的侧面表现。它代表着即便美军结束7年占领，但民族内部不平等和对立的权力关系仍旧持续的无奈事实，是建立在军国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之上的日本右翼激进分子与日本普通民众（尤其是原爆受害者，同时也是战争牺牲品）之间深刻对立的集中体现。这两种特殊的叙事结构与小说中日本“战后空间”的权力关系分布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
三、国家隐喻
（一）从性隐喻看权力压迫
小说《人羊》有三处明确表现“性”的描写，而且都与主人公有关。一开始来自与美军同行的日本女性的话语挑逗;小说中间高潮部分，美军将刀背抵在“我”的尾骨处;在小说结尾，“我”努力逃离教员的追赶，二人皆筋疲力尽后并肩而走，却被不远处的街娼投以卑劣猥琐的话语。除了第一处是异性之间的描写外，后两处都是关于同性之间性的描写。
众所周知，日本被美国占领后，曾有专门为美军服务的特殊“慰安妇”群体，被称为“国家性质的公开组织卖淫”，这种来自日本政府即右翼势力对美军权力制约下的恭顺态度使日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为之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扶植埋下了伏笔。第二处与第三处的描写则被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性暗示与同性恋的表现，具有政治与性的双重国家隐喻内涵。第三处街娼对“我”和教员投以鄙夷的目光和话语，代表了她们是在与日本政府和美军同一阵营及权力视角下对“我”发出的精神和语言暴力，证实了日本学者江口真规所论述的体现了对日本失势男性的权力压迫，同战败前充满殖民扩张野心的日本侵略者的高昂姿态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种性隐喻所隐含的身体暴力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寻求政治承认的表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其“根本是裁决他人的固有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过程中必然牺牲他人尊严，地位与权力的不对等是其必然结果。在小说中的性隐喻压迫下，这种身体暴力的权力压迫会因寻求承认而变为对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从而实现对其的拉拢，使其成为支持者，承认施暴者作为政治存在的必要合理性和其思想主导的不可磨灭性，从而反映出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国家隐喻内涵。
（二）从“我”的失语看权力制约下的意识形态重构
需要注意的是，主人公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被美军当作羊一般戏谑，还是在下车后被教员无止境地追赶，始终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日本学者山田夏树在论及第一人称“我”的失语时指出，这是因为主人公一开始就将他自己放在一个受虐的动物位置上，而这样的“我”不可能在战后日本的现实情境中独善其身。“我”不仅是相对于美军而言作为行为施虐对象的“他者”，还是教员和其余旁观者言语暴力的“他者”，同样也是文中警官选择作为冷处理对象的“他者”。在偌大的一个日本“战后空间”权力关系作用体系下，“我”是不被承认、认可与容许的存在。这种自我认识定位与外部他者定位一起，构成了日本“战后空间”权力制约下的独特意识形态。在其背后，人们不能忽视暴力作为政治行為构建的必要性基础。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论及暴力对政治发展的必要性时指出，“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改革”。美国对日本的“暴力性”改造，一开始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日本政府的种种“迂回”策略与不作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失语与当初日本政府的装聋作哑实有相似相通之处，那么美军对“我”的施暴就可以看作是为了打破平衡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作者对美军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阐释又一次地体现出来。同样，教员的存在是又一层打破平衡的关键，其对“我”的言语施暴是基于对“我”所受屈辱的偏见与沉默的不作为，是在心理层面上将“我”异民族化的表现。
学者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护其狭隘的特权，其组织能力会远超过人民大众，后者的利益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尽管政治的失调可借民主获得缓和，“但精英与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行动”。因此，以教员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自己的国家思想与大众的民主主义思想分割开来走向战后复兴之路的。就像小说后半段“我”与教员的不断逃离与追逐以及小说结尾来自教员永不罢休的控诉那样，为了使“我”承认和认可教员的思想，即为了使日本民众即便在日本战败后仍然认可和相信政府，日本政府会不断采取思想控制与打压来操控日本民众，强加自己的意识形态，用“暴力”手段迫使其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操控与阴影之下。同时，战后战略中心的转移与全球战略体系的重构使日本政府在获得美国战后扶植与同美合作过程中可以避开自己的公民，不考虑公民利益及其思想意识的重要性。这使得为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政府与渴望和平安逸的日本民众之间从此横亘着一条永远也翻越不过去的民族内部思想意识鸿沟，体现出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
四、结语
本文主要围绕“我”上公交与美军下公交这一事例，探究历史视域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陆日本和结束7年占领后所形成的“战后空间”全貌，并从其权力分布特点中分析其深刻的国家隐喻内涵。从小说中隐含的性隐喻所体现的身体压迫与主人公失语导致的权力制约中，人们都会发现其背后无论是美军还是日本政府都在政治行为构建中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从而忽视日本民众自身的意识行为，迫使为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政府与渴望和平安逸的日本民众之间从此横亘着一条永远也翻越不过去的民族内部思想意识鸿沟，为这篇小说中所暗含的国家隐喻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人们深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董悦（1997-），女，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