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字的研究》一书中，福尔摩斯说，人的脑子就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古脑儿装进去，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出来。
　　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来自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面对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认为，一个人不能被琐碎而无用的知识“拴死”，应该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化，同时具备对于公共事务和专业两方面的判断力。
　　“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良知，这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他建议，应该在中小学阶段就纳入“元典”的学习，以培养人的“文化信仰”，告诉人们做人的底线和最高境界。
　　每个人都要允许自己“无知”
　　所谓“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用有限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人生可能会废掉。
　　鲍鹏山举例说，曾有一家报社举行国学知识竞赛，编辑请他帮忙审阅题目，他看了5分钟，得出6字判断：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其中一道题目是：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意愿或目标把它变成系统知识分析研究，这种零碎的知识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他说。
　　“一个人如果总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注定一生不会有什么成就。”鲍鹏山说，生活中有太多类似无用的知识，像某明星喜欢什么颜色、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这些无聊的知识也会使人格变得猥琐。
　　荀子也曾提出对知识的鉴别。对于无聊、无用、无趣的知识，他的判断是“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但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鲍鹏山觉得，很多人没有构建知识体系的意识，尽管读了不少书，但都是零散的，而不成体系的知识没有多少价值。
　　“受大环境的影响，知识的碎片化和体系化缺失已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状态。”他说，虽然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学者好一些，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触碎片化信息的渠道太多。
　　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当处在信息漩涡中时，人的感官有时很难拒绝，假如没有拒绝和筛选的意识，很容易被嘈杂的信息“淹没”。
　　比如，现在书店里或网站上名目繁多、良莠不齐的书籍，常常让人无所适从;而那些为了参与集体话题或追踪最新信息而不断“刷屏”等盲目跟风的行为，鲍鹏山觉得，这其实是源于内心的不自信。
　　“在诸如饭桌、办公室这类闲聊场合，总担心会被集体抛弃、被边缘化，但长此以往，他将没有自己的专长。”鲍鹏山说。
　　而对于受到热捧的《逻辑思维》等知识类脱口秀栏目，他认为，作为一个平台当然可以向公众提供多种信息，因为要照顾更大的“面”，才能有更广的市场。但栏目并非为个人量身打造。所以每个人都应允许自己“无知”，要学会做减法，围绕某一个方面有选择地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并非不懂的都要学。
　　让知识成体系，而不是“万金油”
　　在鲍鹏山看来，一个人的知识体系应具备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比如手上有一张选票，应该知道要投给谁以及为什么。
　　其次，是对专业的判断力。“不仅是为了吃饱饭，也是为了推动专业研究的深入，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而衡量知识是否对自己有价值，第一是它自身要有整体性，比如一个人知道《论语》，但并未通读，那么他关于《论语》的那些皮毛知识，就不足以支撑起他与此有关的知识体系。
　　第二是它能够在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像我这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可以不知道某个数学公式或物理原理，因为它在我的知识体系中没有意义，但我一定舍不掉《论语》。”
　　所以，当一个人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时，既要讲究单个知识点的整体性，也要让自己的知识体系化。
　　“要找到兴趣和天赋的方向，再把它变为未来的职业。”鲍鹏山说，在这个前提下，让知识成体系，而不能是“万金油”，好像什么都懂一点，但都“上不了台面”。
　　就像《论语》，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如果在古代文学课上只选读了一两个篇章，那么过后一定要把整本读完，也就是把一个点变成一个整体。
　　通过元典建立文化信仰
　　“过去私塾先生常教育学生‘肚子里要有几本书’。”鲍鹏山说，这“几本书”都是指经典，同时也要构成体系。
　　比如，同样是读10本书，如果既有美国的诗集、日本的经济学、德国的哲学，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郭敬明的小说，这与读10本都和中国哲学有关的书，效果完全不同。
　　在鲍鹏山看来，除了从专业角度引导学生建立专业知识体系之外，还要从通识教育的角度构建关于公共事务判断的知识体系。
　　关于通识教育，“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落实。”他说，相较于国外大学通识教育要求阅读原著，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内通识教育只要求读概论。而他建议取消所有概论性教材，由学生自己去阅读。
　　面对卷帙浩繁的经典，鲍鹏山认为，至少应该读“元典”，即原来的和源头上的“典”。
　　比如钱穆曾开列一份9本书的阅读书单，分别为“四书”、《道德经》、《庄子》、《六祖坛经》、朱熹和吕祖谦的《近思录》，以及王阳明的《传习录》。
　　“这份书单比较中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鲍鹏山评价说。
　　就像在西方，任何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一定读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著作以及《圣经》，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也一定要读“四书”。
　　“不是为了找工作或分专业。”鲍鹏山说，通过元典建立文化信仰，是给人们一个彼岸世界，告诉人们做人的底线是什么，为人的最高境界在哪里。
　　“对于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鲍鹏山说，道德良知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
　　就像孔子时代的人“穿越”到现代，他可能没法生活，因为什么都不懂，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好人。而今天很多人的知识总量都可以超过孔子，但这不代表他们的境界比孔子更高。
　　碎片化不要怪新技术
　　鲍鹏山说，过去人们喜欢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现在，判断力比记忆力更能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基于互联网的庞大数据库，让人们觉得单纯的知识储备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
　　而推特、谷歌、知网、百度等科技工具，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搜索途径，它并不应该限制人们的视野，比如学者都知道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渠道做学问。
　　对于“时间的碎片化”，鲍鹏山认为，这的确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现象”，因为注意力一直呈分散状态，会造成记忆力下降，使人们难以作出系统、准确、全面的判断。
　　但他同时觉得，这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比如，他曾接触过一名大学生，除了教科书，本科4年期间阅读的书籍不足20本。
　　“那是七八年前微信、微博都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他的时间已全部‘碎片化’。”鲍鹏山说，人们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技术，要责怪的是自己消费时间的方式。
　　他还认为，各级政府应多扶持文化事业，不能再搞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应是反过来，由文化做主角。
　　“像‘文明办’的工作就要接地气。”他建议，既要上接中央文件，又要下接老百姓的日常伦理，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