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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字的研究》一书中,福尔摩斯说,人的脑子就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古脑儿装进去,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出来。
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来自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面对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认为,一个人不能被琐碎而无用的知识“拴死”,应该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化,同时具备对于公共事务和专业两方面的判断力。
“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良知,这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他建议,应该在中小学阶段就纳入“元典”的学习,以培养人的“文化信仰”,告诉人们做人的底线和最高境界。
每个人都要允许自己“无知”
所谓“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用有限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人生可能会废掉。
鲍鹏山举例说,曾有一家报社举行国学知识竞赛,编辑请他帮忙审阅题目,他看了5分钟,得出6字判断: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其中一道题目是: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意愿或目标把它变成系统知识分析研究,这种零碎的知识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他说。
“一个人如果总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注定一生不会有什么成就。”鲍鹏山说,生活中有太多类似无用的知识,像某明星喜欢什么颜色、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这些无聊的知识也会使人格变得猥琐。
荀子也曾提出对知识的鉴别。对于无聊、无用、无趣的知识,他的判断是“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但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鲍鹏山觉得,很多人没有构建知识体系的意识,尽管读了不少书,但都是零散的,而不成体系的知识没有多少价值。
“受大环境的影响,知识的碎片化和体系化缺失已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状态。”他说,虽然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学者好一些,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触碎片化信息的渠道太多。
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当处在信息漩涡中时,人的感官有时很难拒绝,假如没有拒绝和筛选的意识,很容易被嘈杂的信息“淹没”。
比如,现在书店里或网站上名目繁多、良莠不齐的书籍,常常让人无所适从;而那些为了参与集体话题或追踪最新信息而不断“刷屏”等盲目跟风的行为,鲍鹏山觉得,这其实是源于内心的不自信。
“在诸如饭桌、办公室这类闲聊场合,总担心会被集体抛弃、被边缘化,但长此以往,他将没有自己的专长。”鲍鹏山说。
而对于受到热捧的《逻辑思维》等知识类脱口秀栏目,他认为,作为一个平台当然可以向公众提供多种信息,因为要照顾更大的“面”,才能有更广的市场。但栏目并非为个人量身打造。所以每个人都应允许自己“无知”,要学会做减法,围绕某一个方面有选择地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并非不懂的都要学。
让知识成体系,而不是“万金油”
在鲍鹏山看来,一个人的知识体系应具备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比如手上有一张选票,应该知道要投给谁以及为什么。
其次,是对专业的判断力。“不仅是为了吃饱饭,也是为了推动专业研究的深入,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而衡量知识是否对自己有价值,第一是它自身要有整体性,比如一个人知道《论语》,但并未通读,那么他关于《论语》的那些皮毛知识,就不足以支撑起他与此有关的知识体系。
第二是它能够在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像我这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可以不知道某个数学公式或物理原理,因为它在我的知识体系中没有意义,但我一定舍不掉《论语》。”
所以,当一个人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时,既要讲究单个知识点的整体性,也要让自己的知识体系化。
“要找到兴趣和天赋的方向,再把它变为未来的职业。”鲍鹏山说,在这个前提下,让知识成体系,而不能是“万金油”,好像什么都懂一点,但都“上不了台面”。
就像《论语》,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如果在古代文学课上只选读了一两个篇章,那么过后一定要把整本读完,也就是把一个点变成一个整体。
通过元典建立文化信仰
“过去私塾先生常教育学生‘肚子里要有几本书’。”鲍鹏山说,这“几本书”都是指经典,同时也要构成体系。
比如,同样是读10本书,如果既有美国的诗集、日本的经济学、德国的哲学,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郭敬明的小说,这与读10本都和中国哲学有关的书,效果完全不同。
在鲍鹏山看来,除了从专业角度引导学生建立专业知识体系之外,还要从通识教育的角度构建关于公共事务判断的知识体系。
关于通识教育,“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落实。”他说,相较于国外大学通识教育要求阅读原著,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内通识教育只要求读概论。而他建议取消所有概论性教材,由学生自己去阅读。
面对卷帙浩繁的经典,鲍鹏山认为,至少应该读“元典”,即原来的和源头上的“典”。
比如钱穆曾开列一份9本书的阅读书单,分别为“四书”、《道德经》、《庄子》、《六祖坛经》、朱熹和吕祖谦的《近思录》,以及王阳明的《传习录》。
“这份书单比较中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鲍鹏山评价说。
就像在西方,任何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一定读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著作以及《圣经》,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也一定要读“四书”。
“不是为了找工作或分专业。”鲍鹏山说,通过元典建立文化信仰,是给人们一个彼岸世界,告诉人们做人的底线是什么,为人的最高境界在哪里。
“对于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鲍鹏山说,道德良知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
就像孔子时代的人“穿越”到现代,他可能没法生活,因为什么都不懂,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好人。而今天很多人的知识总量都可以超过孔子,但这不代表他们的境界比孔子更高。
碎片化不要怪新技术
鲍鹏山说,过去人们喜欢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现在,判断力比记忆力更能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基于互联网的庞大数据库,让人们觉得单纯的知识储备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
而推特、谷歌、知网、百度等科技工具,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搜索途径,它并不应该限制人们的视野,比如学者都知道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渠道做学问。
对于“时间的碎片化”,鲍鹏山认为,这的确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现象”,因为注意力一直呈分散状态,会造成记忆力下降,使人们难以作出系统、准确、全面的判断。
但他同时觉得,这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比如,他曾接触过一名大学生,除了教科书,本科4年期间阅读的书籍不足20本。
“那是七八年前微信、微博都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他的时间已全部‘碎片化’。”鲍鹏山说,人们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技术,要责怪的是自己消费时间的方式。
他还认为,各级政府应多扶持文化事业,不能再搞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应是反过来,由文化做主角。
“像‘文明办’的工作就要接地气。”他建议,既要上接中央文件,又要下接老百姓的日常伦理,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