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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重农思想，有关农业的礼制众多。耕耤礼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典礼，皇帝通过此仪式来表达重视农业生产、劭农劝稼和祈求年丰之意。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耕耤礼的频率和盛大程度为历代之最。本文梳理明清时期耕耤礼的举行情况，其中可以一窥古代重农思想。
【关键词】 明清;耕耤礼;重农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2-0074-03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源远流长。为表示对农业的重视，皇帝常常身为表率，亲率大臣躬耕，勉励众民勤农贵粟，这就是“耕耤礼”，是封建社会十分重大而神圣的国家庆典。
“耤”通“藉”，耤耕原指用木棒等简单原始的工具耕地，后发展成为天子专用的名词。《说文解字》解释：“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聲。秦昔切”，意为天子亲自带领百姓耕种千亩田地。天子征用民力犹如一借，因此称它为“耤”。字形采用“耒”作边旁，采用“昔”作声旁。
天子祭祀先农、亲耕耤田作为一项国家典章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周代，《诗经 · 周颂 · 载芟》《毛诗序》记载：“《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天子亲耕耤田是为了事天地诸神，祈国家农桑。因此，历朝皇帝多重视亲行耕耤礼，尽管很多朝代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耕耤礼的历史记载却基本是连续的，很少出现间断，耕耤礼的制度也越发具体周详，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重农传统和以农为本的治国之道。
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岁月里，前后有二十五位皇帝，共计二百四十多次或派遣王公大臣，或亲临先农坛，祭祀先农，亲耕耤田，以表劝课天下，宣扬以农为本的国策。
一、明代的耕耤礼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深知农业对于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当年，便命令礼官商议“来春举行耕藉礼”之事。《明史》中载：
“洪武元年谕廷臣以来春举行藉田礼……今议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藉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
在祭祀这一关涉国家政治统治的制度建设获得众臣的支持和建议后，明太祖上台第二年便着手坛庙建设，并于当年亲行耕耤礼。
“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藉田北。亲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社稷同。祀毕，行耕藉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还大次……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 ①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按照南京先农坛的建制，在京城中轴的南端西侧建设了祭祀先农的山川坛（后改为先农坛），并做出了以后历朝皇帝登基之初必行耕耤礼的规定。这不仅为明代耕耤礼的制度建设打下了关键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北京先农坛在明清封建统治中的重要地位。
耕耤礼经过洪武初定、永乐续定，在弘治元年最终定型，皇帝扶犁亲耕的“三推三返”流程也成为定制。
其后的嘉靖帝一继位便发动了著名的“大礼议”政治风暴，对国家的礼仪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嘉靖帝痴迷于道教，对国事漠不关心，为了省去繁琐，简化了行耕耤礼的程序，“嘉靖十年，帝以其礼过烦，命礼官更定。”后来改为在西苑耕田来做做样子，再后来竟直接免去了扶犁亲耕等环节，改派王公大臣代祭祀了之，以应故事。②隆庆朝恢复了标准的亲耕之礼。
万历、泰昌、天启年间基本废止，崇祯年间虽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但也举行过两次，体现出崇祯帝的意志和作风。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皇帝亲祀仅为三次，分别在洪熙元年、嘉靖九年和崇祯七年，其余均遣王公贵族代祭代耕。尤其在明中后期，耕耤礼的举行次数越发减少，逐渐衰微。③从一方面反映出明后期的帝王愈发腐朽、荒怠、对国事毫不关心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明朝国家礼制荒废、国事不举和国力逐渐衰落的历史大势。
二、清代的耕耤礼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时期，各项典章制度臻于成熟。耕耤制度在历朝不断修订的基础上愈加丰富周详。清代继承前代礼法制度，又对礼仪多有创制。
耕耤礼作为农业社会一脉相承的皇室礼仪，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内涵和统治策略。耕耤礼赢得了汉族士人的认同与支持，有利于满族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演变，是汉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展现统治者亲农、重农形象的耕耤礼是满族游牧民族统治者融入于汉族农耕文明的重要见证，利于培育王朝体制下的重农意识，巩固统治基础。
清开国之初即意识到吸纳农耕文明是统治稳定的必要条件。顺治十一年，沿续明制开始举行耕耤礼，皇帝亲临先农坛致祭、行耕耤礼，稳定农耕生活。清初的祭先农礼、耕耤礼承继明制，较为标准化，体现了收复汉族民心的愿望。
康熙年间，皇帝只有十一年和四十一年两次亲耕耤田，但官方祭祀典礼一直在坚持。康熙皇帝身体力行的重农实践以及一貫的重农政策在史书中留有许多痕迹。《清史稿》记载，康熙四十一年“皇帝省耕畿南，经博野，圣祖躬秉犁器，即功竟亩，观者万人”。④康熙深知“王权之本在乎农桑”，体察农事，在西苑“治田数畦，环以溪水”，亲自开垦稻田，赐名“丰泽”，于此培育良种，造福百姓。
随着统治的稳定，耕耤礼的作用恢复为单纯宣扬农业生产的礼制。从雍正开始，清帝尤其重视耕耤礼。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除元年因忙于新政要事未能亲祭外，每年都举行一次耕耤仪式，亲祭先农、亲耕耤田共十二次。
雍正帝不仅以身作则，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皇帝扶犁亲耕时，按照规定，三推三返。雍正二年，为突出重农劝耕作用增加耕作的辛苦程度，“上躬秉耒、执鞭扶犁，三推毕，又加一推，以示劝农至意”，并颁新制《三十六禾词》。雍正四年，又颁上谕，要求全国各级官员均亲行耕耤礼。⑤ 清初，地方的祭祀先农和耕耤仪式多由地方官员自行安排，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临时性。雍正五年开始在地方推行规范的耕耤礼，每岁举行，表率农耕。耕耤之日，总督、巡抚亲临其中。雍正年间，许多地方建立了先农坛，清代方志中随处可见关于地方先农坛的建制记载，而且作为一方地名，至今仍保存在一些街道名称中。
雍正帝如此重视耕耤礼， 首要原因当然应该是古代中国的重农传统。但同时又应该与雍正帝中年即位，很清楚当时户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粮食不足有关：“朕自临御以来……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 ⑥
清代帝王中，乾隆亲行率耕表现得更为突出，举行耕耤礼次数为历代皇帝之首。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亲耕二十八次，七十五岁高龄时仍行亲耕之典。喜好作诗的他还曾写下不少弄田习耕的诗句，如《丰泽园演耕耤礼》：
“率先循圣教，怀永切微衷。
念彼服田者，艰哉一岁中。
溺饥常在抱，勤勚敢辞躬。
寤寐无他愿，祈天绥我丰。”
嘉庆以后，耕耤礼制更加注重皇家的尊严与威仪，其正规化带来了程序化倾向，但也使其流于形式。嘉庆十六年，“朕俟谢恩礼毕，再阅从耕，用昭整肃。”为整肃仪式，将官民谢礼调整到阅视从耕之前，亲耕之后。嘉庆二十年，由于顺天府所备用的牛“俱不驯扰”，亲耕仪式上横冲直撞，不能终亩，革去了大兴、宛平知县的顶戴，要求今后负责官员务必认真教演，以重典章。道光十一年，道光帝行三跪九叩礼时，唱祝人员唱赞迟缓，故要求立即更换一名礼仪娴熟、声音宏亮者来替代。⑦
清朝中后期帝王亦十分重视亲耕仪式。嘉庆、道光、咸丰及同治年间，则几乎每年或亲祭亲耕或遣官代祭，嘉庆帝言：“思礼以亲耕为重，朕恪恭祀事，躬举四推”。道光帝云：“朕思耕耤大礼，致祭先农，必应躬亲祀事”。
光绪在位34年，亲耕亲祭或遣官代耕代祭29次，翁同龢将耕耤礼的举行情况记录在日记中，可以从中看出，此时的耕耤礼除去前期准备，大约持续了三天半的时间，形式繁琐，耗费甚多，他写到“一切典礼当从心上出，否则非虚即伪，而骄惰且生矣。” ⑧可见耕耤礼在清末仅仅是维护皇家正统和尊严的象征性仪式了。
清代耕耤礼相较明代，具有更加完善的仪式，也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从顺治年间确立到乾隆年间，官方多能奉行遵守。嘉庆以后，官方极力维持耕耤的礼制规范，但是耕耤礼与民众渐趋疏远，逐渐仪式化。
三、耕耤礼中的重农思想
耕耤礼是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古人朴素哲学观中，视农业为本，古代天子行祭先农耕耤田之礼，祈愿物阜民丰，有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它是在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重农固本思想进行了有力地宣扬，其发展史是也是古代农耕文明发展的缩影。
耕耤礼是一种礼乐制度，更是一种指导思想。统治者意图以庄重的仪式对臣民进行农桑为本的教化。“岁稽民谷之数及各省收成分数，躬耕耤田以劝农。”它的举办既表达了重农尊祖的感恩情怀和对重农固本的坚持，也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得以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时机和舞台，鼓励天下百姓勤于耕织，从而起到劝课农桑的实际功用。
明清时期的耕耤礼，作为国家祭典和皇家仪式，无论是时间、场地、程序，还是礼器、服饰、祭品、乐舞，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安排，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象征，另一方面春耕时分，帝王亲自下地扶犁耕田，为天下典范，以劝诫全民课农，体现了一种表率精神，表达了“敬天勤民之意”。
耕耤礼还促进地方农业生产的开展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其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起到对农业生产的督导表率和阐发重农知识的作用，有利于农业知识的积累。乾隆帝有感于耕耤礼，命武英殿和南书房编纂《授时通考》：“后世农家者，流其说亦各有可取。所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三农九谷，各得其宜”。
不过用现实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再频繁虔诚的耕耤礼都远不如奖励耕织、重视农时、发展科技、兴修水利等措施与政策来得实际有效。清末耕耤礼流于形式，成为标榜清王朝统治地位的象征性仪式，最后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而埋入历史尘埃，封建政权祈求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美好希望，也因自身的腐朽落后而破灭。只有先农坛还静静伫立在新生的北京城，诉说着那些古老的礼仪和虔诚的祈求。
注释：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九 · 志第二十五 · 礼三 · 先农》，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杨一凡、田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7页。
③《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编：《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七 · 圣祖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刘潞：《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51-156页。
⑥《清世宗实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李鸿章：《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一三 · 礼部耕耤》，1899年石印本。
⑧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93页。
【关键词】 明清;耕耤礼;重农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2-0074-03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源远流长。为表示对农业的重视，皇帝常常身为表率，亲率大臣躬耕，勉励众民勤农贵粟，这就是“耕耤礼”，是封建社会十分重大而神圣的国家庆典。
“耤”通“藉”，耤耕原指用木棒等简单原始的工具耕地，后发展成为天子专用的名词。《说文解字》解释：“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聲。秦昔切”，意为天子亲自带领百姓耕种千亩田地。天子征用民力犹如一借，因此称它为“耤”。字形采用“耒”作边旁，采用“昔”作声旁。
天子祭祀先农、亲耕耤田作为一项国家典章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周代，《诗经 · 周颂 · 载芟》《毛诗序》记载：“《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天子亲耕耤田是为了事天地诸神，祈国家农桑。因此，历朝皇帝多重视亲行耕耤礼，尽管很多朝代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耕耤礼的历史记载却基本是连续的，很少出现间断，耕耤礼的制度也越发具体周详，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重农传统和以农为本的治国之道。
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岁月里，前后有二十五位皇帝，共计二百四十多次或派遣王公大臣，或亲临先农坛，祭祀先农，亲耕耤田，以表劝课天下，宣扬以农为本的国策。
一、明代的耕耤礼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深知农业对于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当年，便命令礼官商议“来春举行耕藉礼”之事。《明史》中载：
“洪武元年谕廷臣以来春举行藉田礼……今议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藉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
在祭祀这一关涉国家政治统治的制度建设获得众臣的支持和建议后，明太祖上台第二年便着手坛庙建设，并于当年亲行耕耤礼。
“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藉田北。亲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社稷同。祀毕，行耕藉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还大次……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 ①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按照南京先农坛的建制，在京城中轴的南端西侧建设了祭祀先农的山川坛（后改为先农坛），并做出了以后历朝皇帝登基之初必行耕耤礼的规定。这不仅为明代耕耤礼的制度建设打下了关键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北京先农坛在明清封建统治中的重要地位。
耕耤礼经过洪武初定、永乐续定，在弘治元年最终定型，皇帝扶犁亲耕的“三推三返”流程也成为定制。
其后的嘉靖帝一继位便发动了著名的“大礼议”政治风暴，对国家的礼仪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嘉靖帝痴迷于道教，对国事漠不关心，为了省去繁琐，简化了行耕耤礼的程序，“嘉靖十年，帝以其礼过烦，命礼官更定。”后来改为在西苑耕田来做做样子，再后来竟直接免去了扶犁亲耕等环节，改派王公大臣代祭祀了之，以应故事。②隆庆朝恢复了标准的亲耕之礼。
万历、泰昌、天启年间基本废止，崇祯年间虽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但也举行过两次，体现出崇祯帝的意志和作风。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皇帝亲祀仅为三次，分别在洪熙元年、嘉靖九年和崇祯七年，其余均遣王公贵族代祭代耕。尤其在明中后期，耕耤礼的举行次数越发减少，逐渐衰微。③从一方面反映出明后期的帝王愈发腐朽、荒怠、对国事毫不关心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明朝国家礼制荒废、国事不举和国力逐渐衰落的历史大势。
二、清代的耕耤礼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时期，各项典章制度臻于成熟。耕耤制度在历朝不断修订的基础上愈加丰富周详。清代继承前代礼法制度，又对礼仪多有创制。
耕耤礼作为农业社会一脉相承的皇室礼仪，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内涵和统治策略。耕耤礼赢得了汉族士人的认同与支持，有利于满族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演变，是汉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展现统治者亲农、重农形象的耕耤礼是满族游牧民族统治者融入于汉族农耕文明的重要见证，利于培育王朝体制下的重农意识，巩固统治基础。
清开国之初即意识到吸纳农耕文明是统治稳定的必要条件。顺治十一年，沿续明制开始举行耕耤礼，皇帝亲临先农坛致祭、行耕耤礼，稳定农耕生活。清初的祭先农礼、耕耤礼承继明制，较为标准化，体现了收复汉族民心的愿望。
康熙年间，皇帝只有十一年和四十一年两次亲耕耤田，但官方祭祀典礼一直在坚持。康熙皇帝身体力行的重农实践以及一貫的重农政策在史书中留有许多痕迹。《清史稿》记载，康熙四十一年“皇帝省耕畿南，经博野，圣祖躬秉犁器，即功竟亩，观者万人”。④康熙深知“王权之本在乎农桑”，体察农事，在西苑“治田数畦，环以溪水”，亲自开垦稻田，赐名“丰泽”，于此培育良种，造福百姓。
随着统治的稳定，耕耤礼的作用恢复为单纯宣扬农业生产的礼制。从雍正开始，清帝尤其重视耕耤礼。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除元年因忙于新政要事未能亲祭外，每年都举行一次耕耤仪式，亲祭先农、亲耕耤田共十二次。
雍正帝不仅以身作则，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皇帝扶犁亲耕时，按照规定，三推三返。雍正二年，为突出重农劝耕作用增加耕作的辛苦程度，“上躬秉耒、执鞭扶犁，三推毕，又加一推，以示劝农至意”，并颁新制《三十六禾词》。雍正四年，又颁上谕，要求全国各级官员均亲行耕耤礼。⑤ 清初，地方的祭祀先农和耕耤仪式多由地方官员自行安排，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临时性。雍正五年开始在地方推行规范的耕耤礼，每岁举行，表率农耕。耕耤之日，总督、巡抚亲临其中。雍正年间，许多地方建立了先农坛，清代方志中随处可见关于地方先农坛的建制记载，而且作为一方地名，至今仍保存在一些街道名称中。
雍正帝如此重视耕耤礼， 首要原因当然应该是古代中国的重农传统。但同时又应该与雍正帝中年即位，很清楚当时户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粮食不足有关：“朕自临御以来……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 ⑥
清代帝王中，乾隆亲行率耕表现得更为突出，举行耕耤礼次数为历代皇帝之首。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亲耕二十八次，七十五岁高龄时仍行亲耕之典。喜好作诗的他还曾写下不少弄田习耕的诗句，如《丰泽园演耕耤礼》：
“率先循圣教，怀永切微衷。
念彼服田者，艰哉一岁中。
溺饥常在抱，勤勚敢辞躬。
寤寐无他愿，祈天绥我丰。”
嘉庆以后，耕耤礼制更加注重皇家的尊严与威仪，其正规化带来了程序化倾向，但也使其流于形式。嘉庆十六年，“朕俟谢恩礼毕，再阅从耕，用昭整肃。”为整肃仪式，将官民谢礼调整到阅视从耕之前，亲耕之后。嘉庆二十年，由于顺天府所备用的牛“俱不驯扰”，亲耕仪式上横冲直撞，不能终亩，革去了大兴、宛平知县的顶戴，要求今后负责官员务必认真教演，以重典章。道光十一年，道光帝行三跪九叩礼时，唱祝人员唱赞迟缓，故要求立即更换一名礼仪娴熟、声音宏亮者来替代。⑦
清朝中后期帝王亦十分重视亲耕仪式。嘉庆、道光、咸丰及同治年间，则几乎每年或亲祭亲耕或遣官代祭，嘉庆帝言：“思礼以亲耕为重，朕恪恭祀事，躬举四推”。道光帝云：“朕思耕耤大礼，致祭先农，必应躬亲祀事”。
光绪在位34年，亲耕亲祭或遣官代耕代祭29次，翁同龢将耕耤礼的举行情况记录在日记中，可以从中看出，此时的耕耤礼除去前期准备，大约持续了三天半的时间，形式繁琐，耗费甚多，他写到“一切典礼当从心上出，否则非虚即伪，而骄惰且生矣。” ⑧可见耕耤礼在清末仅仅是维护皇家正统和尊严的象征性仪式了。
清代耕耤礼相较明代，具有更加完善的仪式，也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从顺治年间确立到乾隆年间，官方多能奉行遵守。嘉庆以后，官方极力维持耕耤的礼制规范，但是耕耤礼与民众渐趋疏远，逐渐仪式化。
三、耕耤礼中的重农思想
耕耤礼是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古人朴素哲学观中，视农业为本，古代天子行祭先农耕耤田之礼，祈愿物阜民丰，有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它是在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重农固本思想进行了有力地宣扬，其发展史是也是古代农耕文明发展的缩影。
耕耤礼是一种礼乐制度，更是一种指导思想。统治者意图以庄重的仪式对臣民进行农桑为本的教化。“岁稽民谷之数及各省收成分数，躬耕耤田以劝农。”它的举办既表达了重农尊祖的感恩情怀和对重农固本的坚持，也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得以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时机和舞台，鼓励天下百姓勤于耕织，从而起到劝课农桑的实际功用。
明清时期的耕耤礼，作为国家祭典和皇家仪式，无论是时间、场地、程序，还是礼器、服饰、祭品、乐舞，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安排，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象征，另一方面春耕时分，帝王亲自下地扶犁耕田，为天下典范，以劝诫全民课农，体现了一种表率精神，表达了“敬天勤民之意”。
耕耤礼还促进地方农业生产的开展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其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起到对农业生产的督导表率和阐发重农知识的作用，有利于农业知识的积累。乾隆帝有感于耕耤礼，命武英殿和南书房编纂《授时通考》：“后世农家者，流其说亦各有可取。所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三农九谷，各得其宜”。
不过用现实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再频繁虔诚的耕耤礼都远不如奖励耕织、重视农时、发展科技、兴修水利等措施与政策来得实际有效。清末耕耤礼流于形式，成为标榜清王朝统治地位的象征性仪式，最后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而埋入历史尘埃，封建政权祈求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美好希望，也因自身的腐朽落后而破灭。只有先农坛还静静伫立在新生的北京城，诉说着那些古老的礼仪和虔诚的祈求。
注释：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九 · 志第二十五 · 礼三 · 先农》，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杨一凡、田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7页。
③《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编：《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七 · 圣祖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刘潞：《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51-156页。
⑥《清世宗实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李鸿章：《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一三 · 礼部耕耤》，1899年石印本。
⑧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