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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结合点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果转化和人才问题是经济振兴的两个核心要素。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十分雄厚，在辽宁省科技资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上均居辽宁省前列。充分利用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于增强辽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缺乏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机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中央和地方不同隶属、难以整合的问题，使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等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其科技成果在辽宁转化率只有10%左右，与辽宁省强大的科技成果吸纳与转化能力形成鲜明对照。应将“科技强省”提升到战略核心地位，充分发挥中直科研院所的地缘、人缘的优势，尽快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加快建设各类孵化器，发展相关的中介机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构建成果转化生态系统，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模式，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推动股权激励政策，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促进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融合，激励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增强在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将辽宁省从“制造大省”变为“创新大省”，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
[关键词]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6-0109-07
21世纪以来，科技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进步贡献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75%以上，日本、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反观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要求[1]。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为目标任务，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促使科技成果产业化、资本化。据统计，辽宁省投资率位居国内前三位，但生产总值增速却位居国内第15位，根本原因在于辽宁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领头羊，要想从“制造大省”变为“创新大省”，必须将“科技强省”提升到战略核心地位。
一、中直科研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现状
科技和经济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二者最重要的结合点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果转化和人才问题是经济振兴的两个核心要素。辽宁省拥有诸多高校、科研院所，其中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十分雄厚，在辽宁省科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多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装备，充实了不少科研机构，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中科院在辽研究机构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上均居辽宁省前列，如中科院大连化物所、金属所、沈阳自动化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其有效发明专利均超过100件，其中大连化物所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 134件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十二五”期间，中科院科研机构在辽宁累计达成合作项目600多项，助力企业新增销售收入500多亿元，有力地助推了辽宁省重点产业的创新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机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不同隶属问题难以整合，使中科院在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左右。科技实力非常强的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科技成果转化率位居中科院所有院所首位，近5年在全国实现技术转移转化合同数872项，合同额达9.1亿元，但在辽宁转化金额仅为3 633万元，不足全所合同总额的4%[2]。辽宁的中央直属科研院所是辽宁省非常重要的科技资源，如何利用地缘、人缘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的优势，为辽宁省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辽宁省拥有东北大学、大连理工等国内一流的高校及众多科研院所，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在《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中，东北无一城市进入前十[3]。同样，在权威机构选出的100家创新型企业中，也没有一家辽宁企业。辽宁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 “供给相对丰富”与“需求明显不旺”并存、科技成果“流出严重”与本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并存[4]。按合同项数和合同金额计算，2010至2012年，驻沈阳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省内转化率分别为16%和18%；中直转制科研院所分别为21%和30%；省属科研院所分别为81%和95%。由此可见，辽宁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本省转化率较高，而中直转制科研院所和中直科研院所所产出科技成果本省转化率很低。并且，在本省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当中，大多转化于大连、营口等沿海城市，沈阳本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还不足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副省级城市的长春在2008年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即达13.1%；2012年，西安市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占比达到22%，驻南京主要高校院所應用技术成果就地转化率达45.9%。
据统计数据显示，科研院所的隶属级别越高，其科研成果的本地转化率越低。中直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16%，中直转制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21%，省属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则为81%。由此可见，科研经费的拨款体制、科研成果的归属限制等机制体制因素，是影响沈阳市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二、中直科研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的瓶颈
充分利用在辽宁省中直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于增强驻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辽宁省科技创新，全面提升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辽宁省科技成果呈现出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科技成果的本省转化率仅为10%，沈阳市转化率不足5%，与辽宁省强大的科技成果吸纳与转化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中直科研院所在辽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体制机制钳制，科技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知识产权的保有量是体现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管是需求牵引型还是技术推动型的科技成果转化，最终都要落到企业需求上来。东北地区是国资国企重镇，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内生创新动力普遍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辽宁省现在规模以上企业一共是1.5万家，真正有研发活动的才770家。在近几年公布的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的排名中，东北地区的研究院所位居全国前列，而前30名中无一东北地区企业，仅有四家企业入围前100名[5]。科技与经济发展结合不够，资金渠道与其他地区相比尚存差距，尤其是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较大。东北大型国企比较多，体量庞大，对新技术的需求反映远远落后于南方中小规模企业。在北方是“成果找企业”，向企业推介科技成果时，企业首先关心能否立即盈利。南方各种资本结构比较活跃，决策快、投资快，加上地方政府一些优惠的条件，企业对创新科技成果需求旺盛，民营经济活跃，体现为“企业找成果”，容易形成产业链。
（二）研发资金投入不足，风险投资不活跃
在辽宁省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投入不足。辽宁省由于受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较低，资金渠道和资金落实比例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2014年为例，辽宁以GDP比重的1.52作为研发投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这一比重分别是0.95、1.07，全国平均是2.05。从研发投入总量来看，2014年，江苏省为1 652.8亿元，而东北三省总计投入727.2亿元，不到江苏省的一半[6]。同时，辽宁省风险投资也不活跃。深圳风险投资机构仅2015年一年就增加了近2.6万家，到2015年年底总量达到4.6万家，总注册资本达2.8万亿元，而在东北三省，无论是天使基金，还是引导基金，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非常有限。一些转化项目列入计划后，获得银行贷款仍然很难，手续复杂。风险投资机制尚未运行到位，申请科技风险贷款也存在较大难度。部分成果转化项目存在“有计划无资金”的情况，使成果转化工作较为被动。
（三）科技成果研发信息不对称，院、企供需不对接
2015年，辽宁省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都增幅显著，申请专利42 153件，PCT国际专利申请178件，专利授权25 182件。2016年一季度，辽宁省发明专利申请3 389件，同比增长20.6%；发明专利授权1 883件，同比增长42.2%；有效发明专利量24 832件，同比增长28.3%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近年来沈阳市专利申请年增幅平均达到15%，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达到41%以上沈阳市2013、2014、2015年的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3 190、15 044、18 11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7 572、8 963、9 946件；专利授权量分别为：6 924、6 661、9 034件；技术合同成效数分别为：5 163、3 918、4 204。数据来源于沈阳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然而，由于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科研院所的很多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另一方面，市场急缺的成果，尤其是应用类成果存在研发空白，造成科技成果过剩和短缺并存，制约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四）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完整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科技中介机构还未真正发挥作用。科技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发布各种专利信息、高校及科研单位经鉴定的科技成果信息和其他局部或中间科技成果信息，这样减少了企业寻找科技成果信息的成本。辽宁省的中介机构没有针对企业和市场对科技成果的需求信息进行详细调查和统计，也很少提供科技成果需求信息，致使科技成果信息无法在供求双方之间顺畅传输，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化。
（五）中试阶段出现瓶颈，科技成果转化形成“死亡谷”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包括技术研发、中试、产业化3个环节，按国外统计数据，3个阶段资金需求比例是1∶10∶100[7]。第一阶段一般由国家投资完成，第三阶段有企业愿意投资。由于政府是单一技术研发投资主体，科研机构无法承担中试所需的设备、资金以及试验失败的风险。企业如果承担中试，需要耗费巨大投资建设中试基地，同样难以承受技术上的全部风险。沈阳市的中试服务组织数量少、功能差、服务价格高，也是造成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难的重要因素。因此，中试阶段风险最大，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六）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科技资金投入产出效应未体现
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辽宁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已由最初的简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向合作开发、委托开发等方向转变，但产学研之间协同创新、共建研发机构的深层次合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才在科研院所、研发在企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校企协作、集团作战的能力整体上看还不够强。另外，自2011年起，辽宁省科技计划突出支持产学研深层合作、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联合技术攻关项目和产学研联盟建设项目的科技资金投入产出效应还未充分体现，严重影响了辽宁省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七）隶属关系影响中直科研院所在辽成果转化
据辽宁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科研院所的隶属级别越高，其科研成果的本地转化率越低。中直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16%，中直转制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21%，省属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则为81%。由此可见，科研院所的隸属关系决定了科研经费的拨款体制、科研成果的归属、政策支持等存在不同，是中直科研院所在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八）各部门配合不够，政策落地缺乏监督激励机制
政府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往往匹配性不够。比如，目前地方政府鼓励研发机构落实专利入股、股权投资等，但一旦知识产权入股带来个人资产增加，就要缴纳20%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100万的作价股权就要纳税20万，无法调动科技人员入股的积极性。另外，科研成果通过股权形式转化，需要经过科研院所、国资等多个部门，审批程序复杂耗时，影响风投资金的加入，也制约了中直科研院所与辽宁省本地企业的合作。以同是东北地区的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例，1948年建所以来科研成果很少在东北转移转化，这与地方政策、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等有很大的关系。和地方合作的时候，手续烦琐耗时长，所以很多项目都在长三角、青岛等地方进行了转移转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甚至上市。如与山东微高在十几年前建立了一个生产输液材料的公司，建立当时对方就投入50万元科研经费，目前该公司年利润已经达到了50亿。 三、提高中直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率的对策建议
有效整合辽宁科技资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中直科研院所在辽成果科技就地转化率是实现振兴辽宁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在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创新型、智慧型城市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促进中直科研院所成果在辽转化，需要尽快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发展相关的中介机构，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完善激励机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向市场、走向企业。
（一）构建成果转化生态系统，形成成果转化完整链条
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是整个生产开发的链条，必须解决链条当中的环节点、关键点。要围绕市场的机制，通过政策扶持，构建实验田和特区的创新生态环境，以解决政府各部门相互之间政策匹配性不够的问题。这是多方主体互动、共生的过程，需要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和企业多方主体参与。
充分认识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的重要性，尽快把促进合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日程。由分管省长牵头，由相关部门成立科技资源管理小组，统筹协调领导，建立院、省高层领导定期会商机制，拓宽院、省重要信息交流渠道，充分发挥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的作用，为“院地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共同支持，建设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新型园区，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区域性的产业研发平台，打通产学研的重点和难点，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可以在浑南建立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区，形成新兴产业的聚集区，通过PPP的方式，加强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提供一些场地、硬件，免三减四等政策支持，由科研院所出人和技术，再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大力发展风投基金，跨越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死亡谷”。
（二）配合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行动，组织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
中国科学院近期正式启动了面向国民经济领域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该行动将投入5亿元用于支持成果转化重点专项的实施，以此为纽带，建立联动机制，力争调动全院科技力量，形成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支撑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目标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该行动确立了5大方面25项重点任务，包括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绿色循环经济和先进工业生物制造等方面，完成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投入工业生产或升级改造，带动若干重大产业实现千亿元产值。到2020年，院属机构将孵化“双创”企业5 000家，为不低于2万家企业提供“四技”服务[8]。
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行动为契机，根据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基地，以省院共建的创新平台为基础，加快推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洁净能源实验室和沈阳材料国家实验室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建设，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化到产业化等创新环节，通过重大科技突破和成果的产业化，加快建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培植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企业乃至新的行业。
（三）加快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形成院企创新技术联盟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到要“深化东北地区内部合作，完善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支持省（区）毗邻地区探索合作新模式。加强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统一市场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建立若干产业合作与创新转化平台”。要在辽宁省建立若干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打造孵化引导、技术交易、国际对接等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各级地方政府要有必要的投入，并引导和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共同加快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利用中直机构现有的设备优势，建设资源共享的公共研发平台体系，提高承接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能力。
中直科研院所和地方企业是“院地合作”“院企合作”的主体，由辽宁省政府搭建平台，辽宁省财政拨付资金，联合在辽中直科研院所成立科技联盟，采取多种形式促进院企形成技术创新联盟，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和运营机制。在发挥市场功能的基础上，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不同隶属关系研发机构的整合，努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由政府搭桥为有技术需求的驻沈企业寻找合适的科研院所“联姻”，委托科研院所在机械装备制造业、IT产品制造业、化工及生物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帮助在辽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加快促进在辽主要科研院所的最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四）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构筑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体系
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融合。要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体系，成立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相对接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入社会风险投资，统筹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金融政策，完善股权投资体系建设，力求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区域一体化。
1.设立“辽宁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宁波市财政安排1亿元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技术市场和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得到持续改善，2015年宁波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21.60亿元，同比增长177%；技术吸纳合同金额为36.95亿元，同比增长95.2%[9]。可以由辽宁省科技局和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组成相关专项推进小组，定期发布项目指南，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立项。以该专项资金为引导，鼓励驻辽企业作为创新投入主体，对有关辽宁省重点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产业化项目给予支持，以期解决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不足和成果中试瓶颈等问题，并迅速而有效地集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加快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开创产学研合作的新局面，为沈阳转方式、调结构、跨越式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
2.设立并启动沈阳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从“辽宁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的回收资金中，设立并启动沈阳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补偿协作银行在支持中直科研院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贷款损失，从而缓解科技型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以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为信用保障，银行在辽宁省及各县市三倍于风险补偿金的基础上给予授信贷款，并在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基础上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其风险责任由辽宁省及各县市项目单位及贷款银行共同承担。辽宁省政府和各市县政府对所贷项目分别承担70%和30%左右的贷款损失风险，协作銀行承担利息损失风险。 （五）依托东北振兴研究院，“黏合”科技与市场两层皮
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从原始探索到产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基础研究，世界上包括中国90%以上都是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出来的；第二步是将研究变成基础原理，在中国由大学和科研院所承担70%以上，而国外大企业参与较多；第四步是产业化，主体是企业。第三步主体非常模糊，也正因如此，成为制约转化率的主要障碍。第三步需要把科技和市场这两张皮黏合起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高校和科研院所无法满足企业急需的短期技术改造和产业应用需求，传统体制又严重桎梏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创新的第三步是一些产业的共性技术，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企业和科研院所都不愿意或不适合去做，它需要 “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10]的新型研发机构来做承接。在国外，这样的研发机构大概有四种典型方式[11]：第一种是以硅谷和以色列模式为代表的“孵化制”，依靠大学的成果，通过快速风投不断培育市场；第二种是联合本地大量研究院所搞协同的“封闭制”，类似“台湾工研院”和芬兰的研究机构；第三种是“加盟制”，类似德国的弗朗霍夫学会；第四种是“螺丝钉制”，例如欧洲的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只关注半导体。
我国有广州、黑龙江的“研究院”模式、深圳“外部引入研究院”，江苏 “加盟店”模式、重庆“研究院所打包”模式、上海“开放式的研究平台”模式。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研究院运行是3年，吸引大概50多个团队、200多个教师在里面进行成果孵化，吸纳博士、硕士近200人，孵化企业74家，其中2家已经上市了，解决了高校科研院所在成果转化中的中间最薄弱环节，采取现代院所制度的前几年，黑龙江政府大概每年提供5 000万元左右的运行费，项目基金8 000万元，这三年孵化的项目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辽宁省依托东北大学成立了东北振兴研究院，应充分发挥该院优势，切实黏合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研究院可借鉴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运作机制，通过辽宁省科技厅、辽宁省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建立理事会，负责1 000万元以下投资的项目决策以及日常决策，研究院90%以上的人员是市场聘用，只有个别负责人仍隶属于主管高校，在项目知识产权的分配、人员招聘和管理等方面给予充分自主权，解除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束缚。
（六）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模式，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
不断提升产学研结合的层次、水平和成效。组织院所与企业的双向交流。要组织院所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会诊，了解企业技术需求后与企业共同商讨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双方的合作。传统的产学研建立在“学研产”或“研学产”思维模式之上，是研究导向、技术导向，容易脱离市场需求。而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模式是由企业提出研究开发需求，评定研究开发成果的市场价值，负责研究开发成果产业化，是产品导向、顾客导向、市场导向。这种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结合，研究项目来源于市场又回归于市场，更符合“产学研”的本义。可以学习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产业集团“创业+创新+产业”的联动发展方式，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为人才搭建一个包括企业工资、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在内的立体平台。
加快培育技术咨询、转让、评估和知识产权代理等行业协会和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良好的支撑。目前这方面的综合性人才极其缺乏，应该重点加强科技人才培训工作，为充分发挥驻辽宁的中央直属科研院所、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的作用，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七）推动股权激励政策，缓征科技入股个人所得税
落实辽宁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制度，加大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獎励力度。中直院所转化职务发明成果的收益，可按70%以上比例划归研发团队或个人支配。以科技成果作价出资在辽宁创办企业的，其作价份额最高按公司法规定不应有份额限制，最多可将70%的股份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及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管理人员。高校科研院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奖励时，应改变入股时征收个人所得税为股份创造效益变现时再收取。另外，要把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政策落到实处，实行督查、激励，甚至问责机制。实行研发机构资产处置决策涉及投资、增资、溢价等多个领域，在股权转让上应确立审批“限时规则”，减少审批或备案环节，保证股份转让、变现顺畅。
（八）完善政府职能，从“推手”向“托底”转型
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做好公共研发平台，合理配置科技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政府要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在产学研发展初期，政府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需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曼哈顿工程”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等超级巨大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协调，单凭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是不可能发起完成的。日本在产学研发展过程中，也将产学研合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扶持，并建立了一系列发展制度。政府应该致力于做好公共研发平台，将企业和科研院所联结起来。政府做普惠而不是风投，政府部门通过产业布局让科研院所“有活干”，让企业“干好活”，并培育出一批比企业家懂科技、比教授懂商业的“科技经纪人”。
2.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北京市政府采购额、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和技术进步率三个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北京市政府采购对技术进步率和科技活动人员增加的贡献度分别达20.78%、40.28%，科技活动人员增加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达15.82%[12]。可见，政府采购科技创新产品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
3.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完善科技投入政策体系，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引导全社会增加科技投入，加速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形成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综上，随着社会发展，科技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辽宁省这一情况更为突出。该省投资率和生产总值增速不成比例，科技成果流出严重、本地转化率低，根本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应充分利用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全面提升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加快建设各类孵化器，发展相关的中介机构，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改变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
[参 考 文 献]
[1] 王若飞.浅谈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和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2）：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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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出炉[N].中国日报，20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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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玉才，刘勇.东北振兴如何突破围城——专家学者问诊东北人才和成果双流失[N].光明日报， 2016-12-26（5）.
[6] 赵继.东北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的思考[EB/OL]. （2016-08-21）.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6-08/21/content_26549457.htm.
[7] 俞胜法，袁立宏.国内银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思考——以杭州银行科技运行为例[J].银行家，2013，（2）：116-119.
[8] 中科院斥资5亿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EB/OL]. （2016-12-12）.http：//news.sohu.com/20160401/n443039064.shtml.
[9] 宁波：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力竞相释放[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6-11-14.
[10] 深圳“四不像”成“专利申请机”[EB/OL]. （2016-12-13）.http：//news.sina.com.cn/o/2016-08-18/doc-ifxvcnrv0211500.shtml.
[11] 科研成果如何不變“陈果”[EB/OL]. （2016-07-04）.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714/c1001-28552723.html.
[12] 徐进亮.北京市政府采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证分析—基于高技术人才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 2016，（9）：89-93.
〔责任编辑：徐雪野〕
[关键词]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6-0109-07
21世纪以来，科技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进步贡献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75%以上，日本、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反观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要求[1]。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为目标任务，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促使科技成果产业化、资本化。据统计，辽宁省投资率位居国内前三位，但生产总值增速却位居国内第15位，根本原因在于辽宁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领头羊，要想从“制造大省”变为“创新大省”，必须将“科技强省”提升到战略核心地位。
一、中直科研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现状
科技和经济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二者最重要的结合点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果转化和人才问题是经济振兴的两个核心要素。辽宁省拥有诸多高校、科研院所，其中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十分雄厚，在辽宁省科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多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装备，充实了不少科研机构，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中科院在辽研究机构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上均居辽宁省前列，如中科院大连化物所、金属所、沈阳自动化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其有效发明专利均超过100件，其中大连化物所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 134件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十二五”期间，中科院科研机构在辽宁累计达成合作项目600多项，助力企业新增销售收入500多亿元，有力地助推了辽宁省重点产业的创新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机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不同隶属问题难以整合，使中科院在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左右。科技实力非常强的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科技成果转化率位居中科院所有院所首位，近5年在全国实现技术转移转化合同数872项，合同额达9.1亿元，但在辽宁转化金额仅为3 633万元，不足全所合同总额的4%[2]。辽宁的中央直属科研院所是辽宁省非常重要的科技资源，如何利用地缘、人缘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的优势，为辽宁省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辽宁省拥有东北大学、大连理工等国内一流的高校及众多科研院所，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在《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中，东北无一城市进入前十[3]。同样，在权威机构选出的100家创新型企业中，也没有一家辽宁企业。辽宁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 “供给相对丰富”与“需求明显不旺”并存、科技成果“流出严重”与本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并存[4]。按合同项数和合同金额计算，2010至2012年，驻沈阳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省内转化率分别为16%和18%；中直转制科研院所分别为21%和30%；省属科研院所分别为81%和95%。由此可见，辽宁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本省转化率较高，而中直转制科研院所和中直科研院所所产出科技成果本省转化率很低。并且，在本省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当中，大多转化于大连、营口等沿海城市，沈阳本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还不足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副省级城市的长春在2008年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即达13.1%；2012年，西安市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占比达到22%，驻南京主要高校院所應用技术成果就地转化率达45.9%。
据统计数据显示，科研院所的隶属级别越高，其科研成果的本地转化率越低。中直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16%，中直转制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21%，省属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则为81%。由此可见，科研经费的拨款体制、科研成果的归属限制等机制体制因素，是影响沈阳市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二、中直科研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的瓶颈
充分利用在辽宁省中直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于增强驻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辽宁省科技创新，全面提升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辽宁省科技成果呈现出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科技成果的本省转化率仅为10%，沈阳市转化率不足5%，与辽宁省强大的科技成果吸纳与转化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中直科研院所在辽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体制机制钳制，科技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知识产权的保有量是体现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管是需求牵引型还是技术推动型的科技成果转化，最终都要落到企业需求上来。东北地区是国资国企重镇，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内生创新动力普遍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辽宁省现在规模以上企业一共是1.5万家，真正有研发活动的才770家。在近几年公布的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的排名中，东北地区的研究院所位居全国前列，而前30名中无一东北地区企业，仅有四家企业入围前100名[5]。科技与经济发展结合不够，资金渠道与其他地区相比尚存差距，尤其是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较大。东北大型国企比较多，体量庞大，对新技术的需求反映远远落后于南方中小规模企业。在北方是“成果找企业”，向企业推介科技成果时，企业首先关心能否立即盈利。南方各种资本结构比较活跃，决策快、投资快，加上地方政府一些优惠的条件，企业对创新科技成果需求旺盛，民营经济活跃，体现为“企业找成果”，容易形成产业链。
（二）研发资金投入不足，风险投资不活跃
在辽宁省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投入不足。辽宁省由于受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较低，资金渠道和资金落实比例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2014年为例，辽宁以GDP比重的1.52作为研发投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这一比重分别是0.95、1.07，全国平均是2.05。从研发投入总量来看，2014年，江苏省为1 652.8亿元，而东北三省总计投入727.2亿元，不到江苏省的一半[6]。同时，辽宁省风险投资也不活跃。深圳风险投资机构仅2015年一年就增加了近2.6万家，到2015年年底总量达到4.6万家，总注册资本达2.8万亿元，而在东北三省，无论是天使基金，还是引导基金，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非常有限。一些转化项目列入计划后，获得银行贷款仍然很难，手续复杂。风险投资机制尚未运行到位，申请科技风险贷款也存在较大难度。部分成果转化项目存在“有计划无资金”的情况，使成果转化工作较为被动。
（三）科技成果研发信息不对称，院、企供需不对接
2015年，辽宁省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都增幅显著，申请专利42 153件，PCT国际专利申请178件，专利授权25 182件。2016年一季度，辽宁省发明专利申请3 389件，同比增长20.6%；发明专利授权1 883件，同比增长42.2%；有效发明专利量24 832件，同比增长28.3%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近年来沈阳市专利申请年增幅平均达到15%，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达到41%以上沈阳市2013、2014、2015年的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3 190、15 044、18 11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7 572、8 963、9 946件；专利授权量分别为：6 924、6 661、9 034件；技术合同成效数分别为：5 163、3 918、4 204。数据来源于沈阳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然而，由于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科研院所的很多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另一方面，市场急缺的成果，尤其是应用类成果存在研发空白，造成科技成果过剩和短缺并存，制约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四）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完整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科技中介机构还未真正发挥作用。科技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发布各种专利信息、高校及科研单位经鉴定的科技成果信息和其他局部或中间科技成果信息，这样减少了企业寻找科技成果信息的成本。辽宁省的中介机构没有针对企业和市场对科技成果的需求信息进行详细调查和统计，也很少提供科技成果需求信息，致使科技成果信息无法在供求双方之间顺畅传输，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化。
（五）中试阶段出现瓶颈，科技成果转化形成“死亡谷”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包括技术研发、中试、产业化3个环节，按国外统计数据，3个阶段资金需求比例是1∶10∶100[7]。第一阶段一般由国家投资完成，第三阶段有企业愿意投资。由于政府是单一技术研发投资主体，科研机构无法承担中试所需的设备、资金以及试验失败的风险。企业如果承担中试，需要耗费巨大投资建设中试基地，同样难以承受技术上的全部风险。沈阳市的中试服务组织数量少、功能差、服务价格高，也是造成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难的重要因素。因此，中试阶段风险最大，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六）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科技资金投入产出效应未体现
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辽宁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已由最初的简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向合作开发、委托开发等方向转变，但产学研之间协同创新、共建研发机构的深层次合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才在科研院所、研发在企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校企协作、集团作战的能力整体上看还不够强。另外，自2011年起，辽宁省科技计划突出支持产学研深层合作、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联合技术攻关项目和产学研联盟建设项目的科技资金投入产出效应还未充分体现，严重影响了辽宁省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七）隶属关系影响中直科研院所在辽成果转化
据辽宁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科研院所的隶属级别越高，其科研成果的本地转化率越低。中直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16%，中直转制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为21%，省属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则为81%。由此可见，科研院所的隸属关系决定了科研经费的拨款体制、科研成果的归属、政策支持等存在不同，是中直科研院所在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八）各部门配合不够，政策落地缺乏监督激励机制
政府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往往匹配性不够。比如，目前地方政府鼓励研发机构落实专利入股、股权投资等，但一旦知识产权入股带来个人资产增加，就要缴纳20%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100万的作价股权就要纳税20万，无法调动科技人员入股的积极性。另外，科研成果通过股权形式转化，需要经过科研院所、国资等多个部门，审批程序复杂耗时，影响风投资金的加入，也制约了中直科研院所与辽宁省本地企业的合作。以同是东北地区的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例，1948年建所以来科研成果很少在东北转移转化，这与地方政策、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等有很大的关系。和地方合作的时候，手续烦琐耗时长，所以很多项目都在长三角、青岛等地方进行了转移转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甚至上市。如与山东微高在十几年前建立了一个生产输液材料的公司，建立当时对方就投入50万元科研经费，目前该公司年利润已经达到了50亿。 三、提高中直院所在辽宁成果转化率的对策建议
有效整合辽宁科技资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中直科研院所在辽成果科技就地转化率是实现振兴辽宁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在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创新型、智慧型城市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促进中直科研院所成果在辽转化，需要尽快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发展相关的中介机构，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完善激励机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向市场、走向企业。
（一）构建成果转化生态系统，形成成果转化完整链条
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是整个生产开发的链条，必须解决链条当中的环节点、关键点。要围绕市场的机制，通过政策扶持，构建实验田和特区的创新生态环境，以解决政府各部门相互之间政策匹配性不够的问题。这是多方主体互动、共生的过程，需要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和企业多方主体参与。
充分认识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的重要性，尽快把促进合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日程。由分管省长牵头，由相关部门成立科技资源管理小组，统筹协调领导，建立院、省高层领导定期会商机制，拓宽院、省重要信息交流渠道，充分发挥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的作用，为“院地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共同支持，建设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新型园区，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区域性的产业研发平台，打通产学研的重点和难点，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可以在浑南建立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区，形成新兴产业的聚集区，通过PPP的方式，加强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提供一些场地、硬件，免三减四等政策支持，由科研院所出人和技术，再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大力发展风投基金，跨越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死亡谷”。
（二）配合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行动，组织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
中国科学院近期正式启动了面向国民经济领域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该行动将投入5亿元用于支持成果转化重点专项的实施，以此为纽带，建立联动机制，力争调动全院科技力量，形成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支撑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目标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该行动确立了5大方面25项重点任务，包括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绿色循环经济和先进工业生物制造等方面，完成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投入工业生产或升级改造，带动若干重大产业实现千亿元产值。到2020年，院属机构将孵化“双创”企业5 000家，为不低于2万家企业提供“四技”服务[8]。
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行动为契机，根据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基地，以省院共建的创新平台为基础，加快推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洁净能源实验室和沈阳材料国家实验室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建设，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化到产业化等创新环节，通过重大科技突破和成果的产业化，加快建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培植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企业乃至新的行业。
（三）加快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形成院企创新技术联盟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到要“深化东北地区内部合作，完善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支持省（区）毗邻地区探索合作新模式。加强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统一市场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建立若干产业合作与创新转化平台”。要在辽宁省建立若干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打造孵化引导、技术交易、国际对接等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各级地方政府要有必要的投入，并引导和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共同加快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利用中直机构现有的设备优势，建设资源共享的公共研发平台体系，提高承接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能力。
中直科研院所和地方企业是“院地合作”“院企合作”的主体，由辽宁省政府搭建平台，辽宁省财政拨付资金，联合在辽中直科研院所成立科技联盟，采取多种形式促进院企形成技术创新联盟，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和运营机制。在发挥市场功能的基础上，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不同隶属关系研发机构的整合，努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由政府搭桥为有技术需求的驻沈企业寻找合适的科研院所“联姻”，委托科研院所在机械装备制造业、IT产品制造业、化工及生物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帮助在辽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加快促进在辽主要科研院所的最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四）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构筑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体系
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融合。要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体系，成立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相对接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入社会风险投资，统筹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金融政策，完善股权投资体系建设，力求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区域一体化。
1.设立“辽宁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宁波市财政安排1亿元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技术市场和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得到持续改善，2015年宁波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21.60亿元，同比增长177%；技术吸纳合同金额为36.95亿元，同比增长95.2%[9]。可以由辽宁省科技局和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组成相关专项推进小组，定期发布项目指南，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立项。以该专项资金为引导，鼓励驻辽企业作为创新投入主体，对有关辽宁省重点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产业化项目给予支持，以期解决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不足和成果中试瓶颈等问题，并迅速而有效地集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加快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开创产学研合作的新局面，为沈阳转方式、调结构、跨越式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
2.设立并启动沈阳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从“辽宁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的回收资金中，设立并启动沈阳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补偿协作银行在支持中直科研院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贷款损失，从而缓解科技型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以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为信用保障，银行在辽宁省及各县市三倍于风险补偿金的基础上给予授信贷款，并在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基础上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其风险责任由辽宁省及各县市项目单位及贷款银行共同承担。辽宁省政府和各市县政府对所贷项目分别承担70%和30%左右的贷款损失风险，协作銀行承担利息损失风险。 （五）依托东北振兴研究院，“黏合”科技与市场两层皮
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从原始探索到产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基础研究，世界上包括中国90%以上都是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出来的；第二步是将研究变成基础原理，在中国由大学和科研院所承担70%以上，而国外大企业参与较多；第四步是产业化，主体是企业。第三步主体非常模糊，也正因如此，成为制约转化率的主要障碍。第三步需要把科技和市场这两张皮黏合起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高校和科研院所无法满足企业急需的短期技术改造和产业应用需求，传统体制又严重桎梏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创新的第三步是一些产业的共性技术，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企业和科研院所都不愿意或不适合去做，它需要 “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10]的新型研发机构来做承接。在国外，这样的研发机构大概有四种典型方式[11]：第一种是以硅谷和以色列模式为代表的“孵化制”，依靠大学的成果，通过快速风投不断培育市场；第二种是联合本地大量研究院所搞协同的“封闭制”，类似“台湾工研院”和芬兰的研究机构；第三种是“加盟制”，类似德国的弗朗霍夫学会；第四种是“螺丝钉制”，例如欧洲的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只关注半导体。
我国有广州、黑龙江的“研究院”模式、深圳“外部引入研究院”，江苏 “加盟店”模式、重庆“研究院所打包”模式、上海“开放式的研究平台”模式。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研究院运行是3年，吸引大概50多个团队、200多个教师在里面进行成果孵化，吸纳博士、硕士近200人，孵化企业74家，其中2家已经上市了，解决了高校科研院所在成果转化中的中间最薄弱环节，采取现代院所制度的前几年，黑龙江政府大概每年提供5 000万元左右的运行费，项目基金8 000万元，这三年孵化的项目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辽宁省依托东北大学成立了东北振兴研究院，应充分发挥该院优势，切实黏合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研究院可借鉴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运作机制，通过辽宁省科技厅、辽宁省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建立理事会，负责1 000万元以下投资的项目决策以及日常决策，研究院90%以上的人员是市场聘用，只有个别负责人仍隶属于主管高校，在项目知识产权的分配、人员招聘和管理等方面给予充分自主权，解除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束缚。
（六）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模式，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
不断提升产学研结合的层次、水平和成效。组织院所与企业的双向交流。要组织院所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会诊，了解企业技术需求后与企业共同商讨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双方的合作。传统的产学研建立在“学研产”或“研学产”思维模式之上，是研究导向、技术导向，容易脱离市场需求。而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模式是由企业提出研究开发需求，评定研究开发成果的市场价值，负责研究开发成果产业化，是产品导向、顾客导向、市场导向。这种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结合，研究项目来源于市场又回归于市场，更符合“产学研”的本义。可以学习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产业集团“创业+创新+产业”的联动发展方式，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为人才搭建一个包括企业工资、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在内的立体平台。
加快培育技术咨询、转让、评估和知识产权代理等行业协会和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良好的支撑。目前这方面的综合性人才极其缺乏，应该重点加强科技人才培训工作，为充分发挥驻辽宁的中央直属科研院所、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的作用，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七）推动股权激励政策，缓征科技入股个人所得税
落实辽宁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制度，加大中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獎励力度。中直院所转化职务发明成果的收益，可按70%以上比例划归研发团队或个人支配。以科技成果作价出资在辽宁创办企业的，其作价份额最高按公司法规定不应有份额限制，最多可将70%的股份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及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管理人员。高校科研院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奖励时，应改变入股时征收个人所得税为股份创造效益变现时再收取。另外，要把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政策落到实处，实行督查、激励，甚至问责机制。实行研发机构资产处置决策涉及投资、增资、溢价等多个领域，在股权转让上应确立审批“限时规则”，减少审批或备案环节，保证股份转让、变现顺畅。
（八）完善政府职能，从“推手”向“托底”转型
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做好公共研发平台，合理配置科技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政府要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在产学研发展初期，政府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需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曼哈顿工程”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等超级巨大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协调，单凭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是不可能发起完成的。日本在产学研发展过程中，也将产学研合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扶持，并建立了一系列发展制度。政府应该致力于做好公共研发平台，将企业和科研院所联结起来。政府做普惠而不是风投，政府部门通过产业布局让科研院所“有活干”，让企业“干好活”，并培育出一批比企业家懂科技、比教授懂商业的“科技经纪人”。
2.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北京市政府采购额、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和技术进步率三个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北京市政府采购对技术进步率和科技活动人员增加的贡献度分别达20.78%、40.28%，科技活动人员增加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达15.82%[12]。可见，政府采购科技创新产品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
3.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完善科技投入政策体系，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引导全社会增加科技投入，加速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形成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综上，随着社会发展，科技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辽宁省这一情况更为突出。该省投资率和生产总值增速不成比例，科技成果流出严重、本地转化率低，根本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应充分利用在辽中直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全面提升辽宁省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加快建设各类孵化器，发展相关的中介机构，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改变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
[参 考 文 献]
[1] 王若飞.浅谈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和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2）：97-104.
[2] 张福利.辽宁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卡”在哪儿？[EB/OL].（2016-11-22）. http：//ln.people.com.cn/n2/2016/1122/c378330-29351298.html.
[3]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出炉[N].中国日报，2015-09-28.
[4] 赵继.东北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应一体化[N].黑龙江日报，2016-08-21.
[5] 毕玉才，刘勇.东北振兴如何突破围城——专家学者问诊东北人才和成果双流失[N].光明日报， 2016-12-26（5）.
[6] 赵继.东北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的思考[EB/OL]. （2016-08-21）.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6-08/21/content_26549457.htm.
[7] 俞胜法，袁立宏.国内银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思考——以杭州银行科技运行为例[J].银行家，2013，（2）：116-119.
[8] 中科院斥资5亿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EB/OL]. （2016-12-12）.http：//news.sohu.com/20160401/n443039064.shtml.
[9] 宁波：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力竞相释放[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6-11-14.
[10] 深圳“四不像”成“专利申请机”[EB/OL]. （2016-12-13）.http：//news.sina.com.cn/o/2016-08-18/doc-ifxvcnrv0211500.shtml.
[11] 科研成果如何不變“陈果”[EB/OL]. （2016-07-04）.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714/c1001-28552723.html.
[12] 徐进亮.北京市政府采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证分析—基于高技术人才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 2016，（9）：89-93.
〔责任编辑：徐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