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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中国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要求我们在改革中必须确立这一最大方法论。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改革方法论，首先是要正确认识与把握改革处于攻坚期与深水区这一基本国情；关键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改革措施方面要切实反映社会整体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注重实践探索，稳步推进。
【关键词】改革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私有化 顶层设计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纵观历史，任何改革要想成功都应以正确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于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阶段的中国改革而言，更是如此。对于当前改革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了全面概括与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四点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如果对这四点进行进一步的概括总结，从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则可归纳集中为一点，即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中国改革始终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习近平同志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
因时、因地制宜的改革思维
2013年12月3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首要一点就是强调要面向客观事实本身，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方法论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中，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既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去对待事物，也不能用幻想或臆造的联系去取代事物的客观联系，既不能从原则、本本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找出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按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办事。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时、空、条件之中，都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在认识与解决问题时，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及其变化为转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认为，作为一种客观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也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客观能动的改造活动中认识规律、检验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总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唯物史观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①，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考察方法。“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②“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③概言之，面向事实本身，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和把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和精髓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方法论，并将其用中国化的语言概括表述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一看《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邓小平讲“实”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实践、实际、求实、切实、落实、实效、实处等，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改革思维。实际上，其“黑猫白猫论”就是这种改革思维的形象表达。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强调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一根本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在不断破解各种难题与挑战中得以切实推进。
最大方法论体现于当前改革之中：参透国情、坚持正道、稳步推进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推进到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必须攻坚克难的新阶段，尤其需要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
当前，要贯彻这一方法论，首要一点就是要正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中国复杂的改革现状与实际国情。今天中国的“实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明确，特别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其三，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概言之，中国改革现在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决定性阶段，处于一个新的瓶颈期，处在继1978年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的又一个关键节点：现在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处于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处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角度来说，就是从现代化的初中期阶段向现代化中期跨越。越是在这样的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得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破除各种障碍，渡过这个节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水平，实现质的突破。如果过不了这个节点，现代化就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不可能最后成功。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深入把握复杂的改革“实际”。他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还要不要改革的问题。由于当前发展中存在一系列突出矛盾与问题，所以近年来围绕改革社会上也存在种种争论：还要不要改革？如果需要的话，改革的方向与道路是什么？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针对由于道路之争所引发的思想认识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同志关于道路问题的强调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改革方法论。开弓没有回头箭，封闭僵化的老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无法走通！如果说不走老路更容易理解，那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政治上要求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比如搞普选与多党制，经济上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私有化，这在当代中国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多党制是否有利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稳定？答案是否定的！从现代化的规律来看，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不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需要政治权威的推动，在当代中国，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从治理绩效来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执政的有效性并不比多党制国家中的执政党差，甚至远超于某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显示出极强的社会回应能力、自我调适能力与自我完善能力。经过持续的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已经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植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人民民主的实现与政党制度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多党制并不意味着更高程度的人民民主，而一党执政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將人民民主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与水平。不能机械教条地将政党制度与民主的实现程度相对应。
普选制是否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应然选择？答案也是否定的。当前思想界有一种观点颇有影响，认为中国要搞民主首先就要在基层与地方放开普选并逐级推进。这种观点将选举视为民主的主要形式，似乎是站在现代政治价值的制高点上来审视中国改革，但实际上其对民主的理解既不全面，又脱离中国实际。说其对民主的理解不全面，是因为直选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除选举之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社会与公权力之间的对话协商、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权力间的制衡等也都是现代民主的形式。说其脱离实际，是因为其无视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过度民主化不利于在改革进程中确立一个强有效的集中领导核心反而有可能造成社会对立与动荡的现实，将选举民主视为目的本身。实际上，选举民主从来不是为选举而选举，选举民主的目的是产生一个有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群体。但世界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证明，选举民主往往并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有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群体也并非只有大规模的普选这一条路径。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矛盾与问题较为突出且集中的情况下，大规模放开基层与地方的选举民主非但不能达成政治发展的初衷，反而会造成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混乱政局。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对此问题曾做过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④在此意义上，不分阶段、不分形式地要求一律放开普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选举迷信”。关键问题是，在什么阶段，实现什么样的民主，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以西方模式为圭臬。
私有化是否是中国经济的应然选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针对当前农村中征地拆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源就在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所以应在农村推行大规模土地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这种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其实遵循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它意图通过完全的私有化做到产权明晰，让市场本身决定土地交易行为。产权的明晰没有错，让土地交易遵循市场本身规律从逻辑上讲也没有错，但这两者未必都要通过完全的农地私有化来实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观念。这种观点缺乏对于当前中国实际的深入考察，如果付诸实践，对于中国“三农”乃至整个中国改革而言肯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其一，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有产权关系本身的原因，但具有经济至上冲动、财政增长欲望而又缺乏有效约束的公共权力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即使土地已经全部私有化了，公共权力要想进行土地的征用与拆迁，普通民众恐怕也没有多少办法。所以，现阶段中国土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并不在于产权，而在于公共权力太过强大，缺乏来自民众的有效制衡。 其二，土地产权的私有化论实际上有一个未言明的前提设定，即私有化后的土地交易完全是在規范化的市场中进行。但这样一种逻辑假定与现实差距甚远，因为这种完全规范的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按照这一假定所采取的举措在实践中不仅往往根本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与东欧以激进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混乱与灾难尤历历在目，当代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又怎能贸然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实际上，以高度理想化的市场语境作为前提设定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弊病，而现实的权力状况、市场状况与社会状况对于经济行为的制约与影响则逸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由此，其措施的无效性甚至反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不规范的市场语境下，在农民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条件下，某些权力部门、某些掌权个体、某些强势资本、某些黑恶势力、某些其他群体乃至外国资本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将土地运作、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其手段与方式的多样性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绝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如果真的实行了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的集中速度将会大为加快，而无地农民的数量将会大幅上升，“要剥夺一个农民的土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完全占有土地，并且规定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⑤在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城市尚不能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断送中国改革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看清、看透、看全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盲动、冲动地想象与设定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
其三，当前农村的征地、拆迁问题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周边地区，而这些被征用的农地只是全部农地的一少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范围地推行私有化，就把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变成了全局性的问题，由此造成的影响会更大，破坏性会更强。当前的土地征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农民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但是一旦由此引发大规模全国性的土地私有浪潮，就会有更多农民的土地权益在不规范的条件下遭到侵害。社会中各种贪婪的力量都会被调动，牟利的欲望将推动这些力量寻找一切可乘之机、利用一切手段争夺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得益。私有化的进程也必将变成瓜分、吞食稀缺的农村土地财产与资源的“狂欢式盛宴”。因此，绝不能把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区域的农地问题无限放大到整个农村，这种逻辑上的无限放大很有可能会造成理解的偏差与判断的失误，从而让人得出不可行的解决办法。
其四，贸然的土地私有化将会造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而这种思想的混乱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其破坏性是无法估量的。任何的改革措施都要考虑到这种传统的惯性与社会观念的随变能力，否则，理论再好的政策措施，对于现实的改变也往往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更何况现阶段的失地农民只是要求自身利益能够得到维护，特别是能够得到足够充分的补偿，其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私有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私有化恐怕不是广大农民的倾向性主张。农民本身的这种观念与要求表明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并不具有广泛深入的民众基础。实际上，要解决当前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问题，必须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确定有效对策。根本的思路是稳中求变，在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农民现有土地权益保障的同时，通过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土地确权，进一步明确农民对于土地自主支配的资格与身份，增加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维护农村土地产权的长期稳定性和可交易性，最终实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充分享有。也就说，我们的改革措施必须既具有当下的现实可行性，又应在阶段渐进中体现在此问题上的中长期必然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战略思路。当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仍然是坚持农村集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这种集体的所有权将会抑制私有化条件下针对土地的高度投机行为，避免出现土地不正常的高度集中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在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应坚持“中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出发，在实践探索中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一句话，要想在根本性问题上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在改革中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
稳步推进是从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对于改革实施策略的必然要求。在深入把握当前改革现状、具体国情与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中国改革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稳步推进与全面深化。
稳步推进的改革策略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问题导向。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是从应然原则或纯粹理念出发，而是以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为目标与导向。不仅要问应该如何，更应该问实际能够如何！就像恩格斯在论述理论研究时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⑥习近平同志也强调指出：“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如此可以避免出台过分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
二是改革措施必须反映社会整体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全面深化改革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而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领域之间既相互区别又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具体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结构本身的有机性与复杂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
三是坚持实践探索，注重经验总结与提升。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当然应在把握实践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但摸着石头过河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法。实际上，这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这一改革最大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认识论的通俗表达，其实质就是要尊重实践理性、注重实践试点、鼓励实践创新、允许实践失误，总结实践经验、汲取实践智慧，把握实践规律、升华实践成果。这些提法都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516～517页、525页。
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4页。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改革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私有化 顶层设计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纵观历史，任何改革要想成功都应以正确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于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阶段的中国改革而言，更是如此。对于当前改革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了全面概括与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四点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如果对这四点进行进一步的概括总结，从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则可归纳集中为一点，即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中国改革始终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习近平同志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
因时、因地制宜的改革思维
2013年12月3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首要一点就是强调要面向客观事实本身，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方法论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中，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既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去对待事物，也不能用幻想或臆造的联系去取代事物的客观联系，既不能从原则、本本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找出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按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办事。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时、空、条件之中，都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在认识与解决问题时，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及其变化为转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认为，作为一种客观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也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客观能动的改造活动中认识规律、检验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总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唯物史观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①，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考察方法。“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②“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③概言之，面向事实本身，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和把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和精髓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方法论，并将其用中国化的语言概括表述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一看《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邓小平讲“实”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实践、实际、求实、切实、落实、实效、实处等，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改革思维。实际上，其“黑猫白猫论”就是这种改革思维的形象表达。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强调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一根本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在不断破解各种难题与挑战中得以切实推进。
最大方法论体现于当前改革之中：参透国情、坚持正道、稳步推进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推进到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必须攻坚克难的新阶段，尤其需要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
当前，要贯彻这一方法论，首要一点就是要正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中国复杂的改革现状与实际国情。今天中国的“实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明确，特别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其三，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概言之，中国改革现在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决定性阶段，处于一个新的瓶颈期，处在继1978年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的又一个关键节点：现在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处于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处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角度来说，就是从现代化的初中期阶段向现代化中期跨越。越是在这样的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得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破除各种障碍，渡过这个节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水平，实现质的突破。如果过不了这个节点，现代化就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不可能最后成功。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深入把握复杂的改革“实际”。他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还要不要改革的问题。由于当前发展中存在一系列突出矛盾与问题，所以近年来围绕改革社会上也存在种种争论：还要不要改革？如果需要的话，改革的方向与道路是什么？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针对由于道路之争所引发的思想认识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同志关于道路问题的强调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改革方法论。开弓没有回头箭，封闭僵化的老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无法走通！如果说不走老路更容易理解，那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政治上要求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比如搞普选与多党制，经济上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私有化，这在当代中国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多党制是否有利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稳定？答案是否定的！从现代化的规律来看，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不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需要政治权威的推动，在当代中国，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从治理绩效来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执政的有效性并不比多党制国家中的执政党差，甚至远超于某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显示出极强的社会回应能力、自我调适能力与自我完善能力。经过持续的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已经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植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人民民主的实现与政党制度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多党制并不意味着更高程度的人民民主，而一党执政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將人民民主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与水平。不能机械教条地将政党制度与民主的实现程度相对应。
普选制是否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应然选择？答案也是否定的。当前思想界有一种观点颇有影响，认为中国要搞民主首先就要在基层与地方放开普选并逐级推进。这种观点将选举视为民主的主要形式，似乎是站在现代政治价值的制高点上来审视中国改革，但实际上其对民主的理解既不全面，又脱离中国实际。说其对民主的理解不全面，是因为直选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除选举之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社会与公权力之间的对话协商、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权力间的制衡等也都是现代民主的形式。说其脱离实际，是因为其无视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过度民主化不利于在改革进程中确立一个强有效的集中领导核心反而有可能造成社会对立与动荡的现实，将选举民主视为目的本身。实际上，选举民主从来不是为选举而选举，选举民主的目的是产生一个有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群体。但世界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证明，选举民主往往并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有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群体也并非只有大规模的普选这一条路径。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矛盾与问题较为突出且集中的情况下，大规模放开基层与地方的选举民主非但不能达成政治发展的初衷，反而会造成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混乱政局。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对此问题曾做过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④在此意义上，不分阶段、不分形式地要求一律放开普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选举迷信”。关键问题是，在什么阶段，实现什么样的民主，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以西方模式为圭臬。
私有化是否是中国经济的应然选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针对当前农村中征地拆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源就在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所以应在农村推行大规模土地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这种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其实遵循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它意图通过完全的私有化做到产权明晰，让市场本身决定土地交易行为。产权的明晰没有错，让土地交易遵循市场本身规律从逻辑上讲也没有错，但这两者未必都要通过完全的农地私有化来实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观念。这种观点缺乏对于当前中国实际的深入考察，如果付诸实践，对于中国“三农”乃至整个中国改革而言肯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其一，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有产权关系本身的原因，但具有经济至上冲动、财政增长欲望而又缺乏有效约束的公共权力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即使土地已经全部私有化了，公共权力要想进行土地的征用与拆迁，普通民众恐怕也没有多少办法。所以，现阶段中国土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并不在于产权，而在于公共权力太过强大，缺乏来自民众的有效制衡。 其二，土地产权的私有化论实际上有一个未言明的前提设定，即私有化后的土地交易完全是在規范化的市场中进行。但这样一种逻辑假定与现实差距甚远，因为这种完全规范的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按照这一假定所采取的举措在实践中不仅往往根本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与东欧以激进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混乱与灾难尤历历在目，当代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又怎能贸然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实际上，以高度理想化的市场语境作为前提设定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弊病，而现实的权力状况、市场状况与社会状况对于经济行为的制约与影响则逸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由此，其措施的无效性甚至反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不规范的市场语境下，在农民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条件下，某些权力部门、某些掌权个体、某些强势资本、某些黑恶势力、某些其他群体乃至外国资本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将土地运作、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其手段与方式的多样性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绝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如果真的实行了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的集中速度将会大为加快，而无地农民的数量将会大幅上升，“要剥夺一个农民的土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完全占有土地，并且规定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⑤在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城市尚不能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断送中国改革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看清、看透、看全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盲动、冲动地想象与设定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
其三，当前农村的征地、拆迁问题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周边地区，而这些被征用的农地只是全部农地的一少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范围地推行私有化，就把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变成了全局性的问题，由此造成的影响会更大，破坏性会更强。当前的土地征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农民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但是一旦由此引发大规模全国性的土地私有浪潮，就会有更多农民的土地权益在不规范的条件下遭到侵害。社会中各种贪婪的力量都会被调动，牟利的欲望将推动这些力量寻找一切可乘之机、利用一切手段争夺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得益。私有化的进程也必将变成瓜分、吞食稀缺的农村土地财产与资源的“狂欢式盛宴”。因此，绝不能把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区域的农地问题无限放大到整个农村，这种逻辑上的无限放大很有可能会造成理解的偏差与判断的失误，从而让人得出不可行的解决办法。
其四，贸然的土地私有化将会造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而这种思想的混乱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其破坏性是无法估量的。任何的改革措施都要考虑到这种传统的惯性与社会观念的随变能力，否则，理论再好的政策措施，对于现实的改变也往往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更何况现阶段的失地农民只是要求自身利益能够得到维护，特别是能够得到足够充分的补偿，其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私有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私有化恐怕不是广大农民的倾向性主张。农民本身的这种观念与要求表明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并不具有广泛深入的民众基础。实际上，要解决当前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问题，必须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确定有效对策。根本的思路是稳中求变，在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农民现有土地权益保障的同时，通过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土地确权，进一步明确农民对于土地自主支配的资格与身份，增加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维护农村土地产权的长期稳定性和可交易性，最终实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充分享有。也就说，我们的改革措施必须既具有当下的现实可行性，又应在阶段渐进中体现在此问题上的中长期必然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战略思路。当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仍然是坚持农村集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这种集体的所有权将会抑制私有化条件下针对土地的高度投机行为，避免出现土地不正常的高度集中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在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应坚持“中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出发，在实践探索中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一句话，要想在根本性问题上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在改革中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
稳步推进是从实际出发的最大方法论对于改革实施策略的必然要求。在深入把握当前改革现状、具体国情与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中国改革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稳步推进与全面深化。
稳步推进的改革策略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问题导向。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是从应然原则或纯粹理念出发，而是以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为目标与导向。不仅要问应该如何，更应该问实际能够如何！就像恩格斯在论述理论研究时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⑥习近平同志也强调指出：“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如此可以避免出台过分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
二是改革措施必须反映社会整体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全面深化改革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而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领域之间既相互区别又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具体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结构本身的有机性与复杂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
三是坚持实践探索，注重经验总结与提升。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当然应在把握实践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但摸着石头过河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法。实际上，这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这一改革最大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认识论的通俗表达，其实质就是要尊重实践理性、注重实践试点、鼓励实践创新、允许实践失误，总结实践经验、汲取实践智慧，把握实践规律、升华实践成果。这些提法都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516～517页、525页。
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4页。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