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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历过打压、辉煌、牢狱、病痛……
时隔八年，一代“烟王”再次回归公众视野，尽诉那些外界不曾知晓的细节。
在距离玉溪市区一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小镇上，几乎家家都是独栋别墅。
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
1998年，即便是在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轰动全国的风口浪尖上，褚时健位于这座小镇上的那栋两层别墅还是在村民的集体要求下被保留了下来。
当地还有个传说：当时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老百姓的答复是：“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
这一切的一切或许都可以解释，在经历过打压、辉煌、牢狱、病痛之后，年过古稀的褚时健为何会选择在这个“红塔”曾经发迹的小镇上重新开始。
人生古稀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
那一年他已经75岁。
十年沉寂。褚时健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2008年2月——那段时间，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曾多次探访昆明的橙子市场，昆明的水果商们敏锐地打出了“褚时健”的品牌。
此举虽然备受争议，但在云南，尤其玉溪地区，“褚时健”这三个字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马静芬说，老伴搞果园，是想证明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烟王”，不只因为云南烟得天独厚的优势。
褚时健自己的解释却是，“为了消磨有生之年的余暇时间”。
出狱八年，褚时健的生活的确低调而神秘。即便在今天，网络上仍难找到他的更多照片，偶尔去菜场买菜，能认出他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知道‘褚时健’这个名字，却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偶尔有认出我的，就聊两句。”
他和弟弟褚时佐的果园都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和水塘镇交界处的山头上，褚时佐的橙子叫“高原王子”，广告牌从昆明经玉溪至戛洒小镇一路可见，而褚时健的“云冠”牌冰糖橙，却找不到一句广告词。
褚时健的果园分为两个山头，一个叫硬寨梁子，面积710亩；一个叫新寨梁子，面积为前者的两倍有余。土地是从当地政府和附近一些村庄租赁来的，租期30年，年租金14万元。
果园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注册名称为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是马静芬，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总共22人。
褚时健抓生产，马静芬管销售。
当地人把公司出产的冰糖橙称为“褚果”。“褚果”一般在每年11月初进入昆明市场，云南以外的市场全部交给了一家叫海南科果的公司负责。
农户将橙子采摘后，在果园里进行第一次统计，并按大小分装。公司办公室主任普元星说，最忙碌的那一天，从果园运出去的橙子达130吨，整整动用了9部东风牌大货车。果子直接运往玉溪市大营街的分厂，每年的11月到次年1月，每天出厂的40吨到50吨冰糖橙经由这里，陆续销往全国各地。
几乎每天上午，褚时健都要来厂里走一遭。
他以前从来没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
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接着来。第二年、第三年……年年都有新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等。好在红河卷烟厂厂长、褚的弟子邱健康每年都会订购450吨果子，送给用户，算是帮了褚时健的大忙。
直到2009年，果园方才步入正轨。
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元全部还清。
褚时健对果园采取的管理模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农户负责作业，实施承包制。一个作业长的年收入约5万元，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只能挣2万元。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而这套管理哲学早在红塔集团获得验证，那时红河烟厂职工的工资甚至高过管理层，烟农也获益颇丰。在这种激励下，褚时健收到的是最好的烟叶。
成也红塔，败也红塔。如今的红塔集团，早已与褚时健没有了关系，以前的老厂房如今只有一间小破屋，偶尔经过，褚时健和老伴儿早已心平气和。
被委屈还是被善待？
褚时健与红塔集团的过往恩怨可作如此概括：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七年后，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
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当时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摇身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最红的国企红人。
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能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褚时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
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竟然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褚时健的贪污形式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将公款划入私人名下，并无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
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褚时健功劳太大，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取证，涉及到量刑却颇费周章。主审法官当时强调的并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中央纪委领导最终提出的一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起多少升华出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件定了调。
1998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国企利益改革的垫脚石
褚案的判决结果成为世纪交接时国内最重大的议题之一。体制内外，众说纷纭。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形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因为希望的存在而有所改变。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而如今已被人淡忘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继褚时健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同样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高速起飞的经济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利益划分不清、产权不清的时代背景直接催化了这场集体陨落的悄然来临。
核心事实是，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工作18年，给国家创造了1400亿元的利润，让一个无名烟厂举世闻名。而自身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却只有60多万元。换言之，他为红塔集团每创造17万元的收益所获得的个人报酬只有一块钱。
“一开始触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做，可后来为了让父母子女生活得好一点，也就慢慢接受了。”
毕竟，如柳传志、王石般超越历史语境、极端隐忍自制的老一代企业家屈指可数。
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委托马军出任辩护律师时这样说过：“他（褚时健）穷怕了。穷山沟里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后来当上领导干部，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回到石屏县，老家的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所以在位的时候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李嘉廷的话纵使有为褚时健开脱之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的确道出了当时国企领导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尴尬。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字国瑞就拿到了年薪一百万元——比褚时健前17年的合法收入总和还多。
同年，中共中央将国企领导分配改革提上议程。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出了企业管理者实行年薪制的想法。薪资标准根据企业的效益多少来定，全国国企高管就此迎来了高薪时代。
褚时健们却在为后来者插上一块“此路不通”的标牌过后，永久落寞。
在褚时健偏移的人生轨道上，唯一留下的，是没收赃款时酌情留给他的120万元钱——这成为褚时健出狱后东山再起的资本。
30年后论功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人们回溯褚案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解”。
近年来，不少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公开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在媒体上，有人深切地对他表示同情、惋惜甚至为他辩护。
五年前，一位学者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
显然，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王石曾经在2004年专门到云南去探望了他，到了果园刚好撞到他正在和一个农民为了80块钱的水泵修理费讨价还价。“我当时就震惊了，他完全没有暮年的那种感觉，更没有说他现在的处境，而是跟你大谈橙子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
无论如何，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过往的记忆。
今时今日，褚时健可以面对媒体坦然地说：“真正要衡量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会得到证实。”
今时今日，褚时健的果园也越做越大，2008年的纯利润是1800万元；2009年的产量比头年又提高了一千余吨，突破4000吨；2010年虽然遭遇了大旱的袭击、省内其他果园哀鸿一片，所幸对褚时健的园子影响并不大。
褚时健的人生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顶峰。
然而，无论他当初二次创业的目的是想证明什么，终究还是无法抹平唯一的女儿当初在狱中自杀的心酸过往，以及年过耄耋每况愈下摇摇欲坠的身体……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凤凰网）
编 辑 任忠君
E-mail：925515268@qq.com
“所有听过褚时健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太多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有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一切尽在不言中。”
——凤凰卫视著名时评员杨锦麟
时隔八年，一代“烟王”再次回归公众视野，尽诉那些外界不曾知晓的细节。
在距离玉溪市区一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小镇上，几乎家家都是独栋别墅。
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
1998年，即便是在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轰动全国的风口浪尖上，褚时健位于这座小镇上的那栋两层别墅还是在村民的集体要求下被保留了下来。
当地还有个传说：当时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老百姓的答复是：“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
这一切的一切或许都可以解释，在经历过打压、辉煌、牢狱、病痛之后，年过古稀的褚时健为何会选择在这个“红塔”曾经发迹的小镇上重新开始。
人生古稀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
那一年他已经75岁。
十年沉寂。褚时健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2008年2月——那段时间，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曾多次探访昆明的橙子市场，昆明的水果商们敏锐地打出了“褚时健”的品牌。
此举虽然备受争议，但在云南，尤其玉溪地区，“褚时健”这三个字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马静芬说，老伴搞果园，是想证明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烟王”，不只因为云南烟得天独厚的优势。
褚时健自己的解释却是，“为了消磨有生之年的余暇时间”。
出狱八年，褚时健的生活的确低调而神秘。即便在今天，网络上仍难找到他的更多照片，偶尔去菜场买菜，能认出他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知道‘褚时健’这个名字，却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偶尔有认出我的，就聊两句。”
他和弟弟褚时佐的果园都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和水塘镇交界处的山头上，褚时佐的橙子叫“高原王子”，广告牌从昆明经玉溪至戛洒小镇一路可见，而褚时健的“云冠”牌冰糖橙，却找不到一句广告词。
褚时健的果园分为两个山头，一个叫硬寨梁子，面积710亩；一个叫新寨梁子，面积为前者的两倍有余。土地是从当地政府和附近一些村庄租赁来的，租期30年，年租金14万元。
果园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注册名称为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是马静芬，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总共22人。
褚时健抓生产，马静芬管销售。
当地人把公司出产的冰糖橙称为“褚果”。“褚果”一般在每年11月初进入昆明市场，云南以外的市场全部交给了一家叫海南科果的公司负责。
农户将橙子采摘后，在果园里进行第一次统计，并按大小分装。公司办公室主任普元星说，最忙碌的那一天，从果园运出去的橙子达130吨，整整动用了9部东风牌大货车。果子直接运往玉溪市大营街的分厂，每年的11月到次年1月，每天出厂的40吨到50吨冰糖橙经由这里，陆续销往全国各地。
几乎每天上午，褚时健都要来厂里走一遭。
他以前从来没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
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接着来。第二年、第三年……年年都有新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等。好在红河卷烟厂厂长、褚的弟子邱健康每年都会订购450吨果子，送给用户，算是帮了褚时健的大忙。
直到2009年，果园方才步入正轨。
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元全部还清。
褚时健对果园采取的管理模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农户负责作业，实施承包制。一个作业长的年收入约5万元，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只能挣2万元。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而这套管理哲学早在红塔集团获得验证，那时红河烟厂职工的工资甚至高过管理层，烟农也获益颇丰。在这种激励下，褚时健收到的是最好的烟叶。
成也红塔，败也红塔。如今的红塔集团，早已与褚时健没有了关系，以前的老厂房如今只有一间小破屋，偶尔经过，褚时健和老伴儿早已心平气和。
被委屈还是被善待？
褚时健与红塔集团的过往恩怨可作如此概括：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七年后，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
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当时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摇身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最红的国企红人。
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能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褚时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
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竟然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褚时健的贪污形式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将公款划入私人名下，并无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
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褚时健功劳太大，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取证，涉及到量刑却颇费周章。主审法官当时强调的并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中央纪委领导最终提出的一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起多少升华出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件定了调。
1998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国企利益改革的垫脚石
褚案的判决结果成为世纪交接时国内最重大的议题之一。体制内外，众说纷纭。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形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因为希望的存在而有所改变。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而如今已被人淡忘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继褚时健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同样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高速起飞的经济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利益划分不清、产权不清的时代背景直接催化了这场集体陨落的悄然来临。
核心事实是，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工作18年，给国家创造了1400亿元的利润，让一个无名烟厂举世闻名。而自身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却只有60多万元。换言之，他为红塔集团每创造17万元的收益所获得的个人报酬只有一块钱。
“一开始触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做，可后来为了让父母子女生活得好一点，也就慢慢接受了。”
毕竟，如柳传志、王石般超越历史语境、极端隐忍自制的老一代企业家屈指可数。
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委托马军出任辩护律师时这样说过：“他（褚时健）穷怕了。穷山沟里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后来当上领导干部，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回到石屏县，老家的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所以在位的时候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李嘉廷的话纵使有为褚时健开脱之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的确道出了当时国企领导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尴尬。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字国瑞就拿到了年薪一百万元——比褚时健前17年的合法收入总和还多。
同年，中共中央将国企领导分配改革提上议程。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出了企业管理者实行年薪制的想法。薪资标准根据企业的效益多少来定，全国国企高管就此迎来了高薪时代。
褚时健们却在为后来者插上一块“此路不通”的标牌过后，永久落寞。
在褚时健偏移的人生轨道上，唯一留下的，是没收赃款时酌情留给他的120万元钱——这成为褚时健出狱后东山再起的资本。
30年后论功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人们回溯褚案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解”。
近年来，不少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公开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在媒体上，有人深切地对他表示同情、惋惜甚至为他辩护。
五年前，一位学者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
显然，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王石曾经在2004年专门到云南去探望了他，到了果园刚好撞到他正在和一个农民为了80块钱的水泵修理费讨价还价。“我当时就震惊了，他完全没有暮年的那种感觉，更没有说他现在的处境，而是跟你大谈橙子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
无论如何，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过往的记忆。
今时今日，褚时健可以面对媒体坦然地说：“真正要衡量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会得到证实。”
今时今日，褚时健的果园也越做越大，2008年的纯利润是1800万元；2009年的产量比头年又提高了一千余吨，突破4000吨；2010年虽然遭遇了大旱的袭击、省内其他果园哀鸿一片，所幸对褚时健的园子影响并不大。
褚时健的人生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顶峰。
然而，无论他当初二次创业的目的是想证明什么，终究还是无法抹平唯一的女儿当初在狱中自杀的心酸过往，以及年过耄耋每况愈下摇摇欲坠的身体……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凤凰网）
编 辑 任忠君
E-mail：925515268@qq.com
“所有听过褚时健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太多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有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一切尽在不言中。”
——凤凰卫视著名时评员杨锦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