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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 (1838-1896) ，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叫武七。至于武训的名字，则因他终身兴学，后人表示尊敬，特意给他改取的。
武训七岁时其父亲就亡故了。武训自小和哥哥武让依靠母亲崔氏生活，家庭境况十分窘困。他屡次向母亲表示，希望能够上学念书。但那时只有富户人家为自己的子弟开设的家塾，除此之外，无普遍的学馆，贫寒人家子弟想读书，是不可能的。武训立志要创办义学，让贫苦人家的子弟念书。舂粮食、推碾磨、拉砘子原是牲畜干的，为了办义学，武训就以人代畜，工价则尽量减低，有时甚至随多随少，一点也不计较。往往一日之中，他连做几家，不肯放弃一个机会。
武训边做工边嚷着要修义学，大家都取笑他，说他患了义学的病症，他自己也以“义学症”的名字自居(后来人们将“症”字改为“正”字以示崇敬)。凡是能引起人的兴趣，叫人出钱的事，他都愿意去干。他抱着一个修建义学的心愿，把赚来的钱积攒起来，却不肯为自己花用半文钱。他到处流浪，从薛店村到柳林镇，从柳林镇到其他地方，举凡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无论小村大庄，都有他的足迹。他白天帮工或是行乞，晚间就随便在磨房中或荒废残破的土房里，破庙中歇宿。这时他就点一盏小油灯，把日间随手拣来的一丝半缕和破布败絮拿出来整理，搓捻成线绳和绒球卖钱。大约过了十年时间，到同治初年，他已近三十岁了，他赚来的钱，已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有人告诉他放账的办法，他便去恳求财主富户代为存放生息。他把多年积攒来的五六千串积蓄，全数交给了馆陶县塔头村武进士娄峻岭和他的兄弟娄松岭两人；随后他又回到武家庄，把当初母亲去世时自己分得三亩地变卖给人家，得地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一并送到娄峻岭那里代放生息。几年之后，本利已积至四千余缗。这时他又开始买地，并交给娄氏兄弟管理。这中间他曾屡次请娄氏兄弟托代筹备义学，娄峻岭则苦口婆心劝他娶妻成家立业，武训却毫无所动。于是娄氏兄弟把田地税契和现款账目检点交给武训，不再过问。武训无可奈何，只得另外去找堂邑本县大乡绅、进士杨树坊。整整跪了三四天，杨树坊才出来见他。杨树坊查知他兴修义学的事是真心实意，十分惊喜，答应下来。从此，武训赚的钱，只要积满一串，就去交给杨树坊。到光绪十二年，武训已有二百三十多亩地、现款本利共京钱二千八百余吊。这时杨树坊才正式和堂邑县知事谈说此事。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极愿赞助，于是，县知事郭春煦和杨树坊出面选择义学位置。柳林镇的一位善士和一位监生听说这件义举，自愿捐助坐落在柳林镇东门外业地各一处，共三亩多地，作为建筑学舍之用，当即动兴土木盖造二十多间瓦屋。义学里的塾师则由武训自己踵门跪求。教师请好后，学生却不甚踊跃。原因就是，富足人家多半自己设有家塾，不愿到这个义学里来，贫苦人家子弟，则又为生活所迫。于是武训又分别到贫寒人家去跪求。请父兄们许送他们的子弟到义学去读书。这样造屋跪请先生和学生，整整忙了一年，直到光绪十四年春季，才把一个义学创办起来，取名崇贤义塾。分蒙学和经学，蒙学约得学童三十余人，由监生某任教；经学约学生二十多人。武训把义学兴修起来后，又继续奔走行乞，每至积蓄到一个相当数目，依旧交给杨树坊，作为补增崇贤义塾基金，以及经费。渐渐，义学学风之佳，冠绝各地。数年之间，学生大大增多。学童达百余名之多。邻近各县的孩子，往往跑数十百里路来上学。这时武训已经五十岁了。
山东巡抚听到武训的义行，特下示传见。武训当即携带着他的破褡裢步行到济南。张巡抚对其十分敬重，捐送他一笔钱，又赐以黄布钤印的缘簿，并劝他遍求名府州县以及学院庑厅在上面盖印，以作信符，使他易于募化。同时又代奏清朝廷，给他建造了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坊。从此武训的名声震动远近。全国各地的人民，无不钦慕其坚苦卓绝的精神，每年都有督学亲自下乡去拜看他，慰问咨询，捐送巨金。光绪十七年，武训又在临清筹设义学。数年之间，规模超过柳林义学。几年间，武训先后在冠县柳林、馆陶杨二庄、临清御史巷兴办了三处义学。但他还不满足，仍旧到处乞化。大家都知道他的义行，加倍地捐钱给他。武训为义学流浪漂泊期间，不曾吃一餐好饭，不曾穿一次好衣，更不曾睡一天暖和的床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他病倒在临清义塾，当地士绅以及学生们多方请医诊治都无效果，四月二十三日，终于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九岁。
武训死后，乡民无不悲悼，绅董们协商安葬的地点，结果择定柳林镇义学东侧的空地（他陆续在此购地三百亩）建为墓穴。当时立墓碑，刊墓志，又由山东新任巡抚袁树勋奏朝廷将其生平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入忠义祠。1888年春，武训兴办的第一处义学崇贤义塾开学，当年九月，清光绪帝硃批“以捐款倡义学，予山东堂邑县民武七建坊”。1909年，清政府将武训事迹列入国史馆孝义传内，后又将武训事迹编入教科书。1934年，18名临清武训校董发起了武训九十七诞辰纪念活动，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亲自组织征集题词、诗文，引为武训的题词中既有蒋介石、林森、胡汉民、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爱国将领冯玉祥、张学良、傅作义、杨虎城、张自忠等人，并在临清公园建纪念亭一座，内树武训石像。198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据山东省政府、聊城地区行署及冠县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荣誉的批复》。
武训行乞兴学，享誉海内外。武训办学精神在其家乡有着尤为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冠县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响亮地喊出了“弘扬武训精神，办好人民教育”的口号。武训精神成为激发人们办学热情，推动新时期冠县教育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1997年底在国家重点贫困县中，第一批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在冠县教育的发展中，武训精神也成为“希望工程”的一种强大感召力。至目前为止，希望工程学校遍布冠县境内：黎巴嫩女子学校、贾镇光彩小学、文曲星希望小学……总数达24所，希望工程建校总投资2700余万元，另外，结对资助贫困生达4600余人。
武训七岁时其父亲就亡故了。武训自小和哥哥武让依靠母亲崔氏生活，家庭境况十分窘困。他屡次向母亲表示，希望能够上学念书。但那时只有富户人家为自己的子弟开设的家塾，除此之外，无普遍的学馆，贫寒人家子弟想读书，是不可能的。武训立志要创办义学，让贫苦人家的子弟念书。舂粮食、推碾磨、拉砘子原是牲畜干的，为了办义学，武训就以人代畜，工价则尽量减低，有时甚至随多随少，一点也不计较。往往一日之中，他连做几家，不肯放弃一个机会。
武训边做工边嚷着要修义学，大家都取笑他，说他患了义学的病症，他自己也以“义学症”的名字自居(后来人们将“症”字改为“正”字以示崇敬)。凡是能引起人的兴趣，叫人出钱的事，他都愿意去干。他抱着一个修建义学的心愿，把赚来的钱积攒起来，却不肯为自己花用半文钱。他到处流浪，从薛店村到柳林镇，从柳林镇到其他地方，举凡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无论小村大庄，都有他的足迹。他白天帮工或是行乞，晚间就随便在磨房中或荒废残破的土房里，破庙中歇宿。这时他就点一盏小油灯，把日间随手拣来的一丝半缕和破布败絮拿出来整理，搓捻成线绳和绒球卖钱。大约过了十年时间，到同治初年，他已近三十岁了，他赚来的钱，已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有人告诉他放账的办法，他便去恳求财主富户代为存放生息。他把多年积攒来的五六千串积蓄，全数交给了馆陶县塔头村武进士娄峻岭和他的兄弟娄松岭两人；随后他又回到武家庄，把当初母亲去世时自己分得三亩地变卖给人家，得地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一并送到娄峻岭那里代放生息。几年之后，本利已积至四千余缗。这时他又开始买地，并交给娄氏兄弟管理。这中间他曾屡次请娄氏兄弟托代筹备义学，娄峻岭则苦口婆心劝他娶妻成家立业，武训却毫无所动。于是娄氏兄弟把田地税契和现款账目检点交给武训，不再过问。武训无可奈何，只得另外去找堂邑本县大乡绅、进士杨树坊。整整跪了三四天，杨树坊才出来见他。杨树坊查知他兴修义学的事是真心实意，十分惊喜，答应下来。从此，武训赚的钱，只要积满一串，就去交给杨树坊。到光绪十二年，武训已有二百三十多亩地、现款本利共京钱二千八百余吊。这时杨树坊才正式和堂邑县知事谈说此事。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极愿赞助，于是，县知事郭春煦和杨树坊出面选择义学位置。柳林镇的一位善士和一位监生听说这件义举，自愿捐助坐落在柳林镇东门外业地各一处，共三亩多地，作为建筑学舍之用，当即动兴土木盖造二十多间瓦屋。义学里的塾师则由武训自己踵门跪求。教师请好后，学生却不甚踊跃。原因就是，富足人家多半自己设有家塾，不愿到这个义学里来，贫苦人家子弟，则又为生活所迫。于是武训又分别到贫寒人家去跪求。请父兄们许送他们的子弟到义学去读书。这样造屋跪请先生和学生，整整忙了一年，直到光绪十四年春季，才把一个义学创办起来，取名崇贤义塾。分蒙学和经学，蒙学约得学童三十余人，由监生某任教；经学约学生二十多人。武训把义学兴修起来后，又继续奔走行乞，每至积蓄到一个相当数目，依旧交给杨树坊，作为补增崇贤义塾基金，以及经费。渐渐，义学学风之佳，冠绝各地。数年之间，学生大大增多。学童达百余名之多。邻近各县的孩子，往往跑数十百里路来上学。这时武训已经五十岁了。
山东巡抚听到武训的义行，特下示传见。武训当即携带着他的破褡裢步行到济南。张巡抚对其十分敬重，捐送他一笔钱，又赐以黄布钤印的缘簿，并劝他遍求名府州县以及学院庑厅在上面盖印，以作信符，使他易于募化。同时又代奏清朝廷，给他建造了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坊。从此武训的名声震动远近。全国各地的人民，无不钦慕其坚苦卓绝的精神，每年都有督学亲自下乡去拜看他，慰问咨询，捐送巨金。光绪十七年，武训又在临清筹设义学。数年之间，规模超过柳林义学。几年间，武训先后在冠县柳林、馆陶杨二庄、临清御史巷兴办了三处义学。但他还不满足，仍旧到处乞化。大家都知道他的义行，加倍地捐钱给他。武训为义学流浪漂泊期间，不曾吃一餐好饭，不曾穿一次好衣，更不曾睡一天暖和的床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他病倒在临清义塾，当地士绅以及学生们多方请医诊治都无效果，四月二十三日，终于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九岁。
武训死后，乡民无不悲悼，绅董们协商安葬的地点，结果择定柳林镇义学东侧的空地（他陆续在此购地三百亩）建为墓穴。当时立墓碑，刊墓志，又由山东新任巡抚袁树勋奏朝廷将其生平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入忠义祠。1888年春，武训兴办的第一处义学崇贤义塾开学，当年九月，清光绪帝硃批“以捐款倡义学，予山东堂邑县民武七建坊”。1909年，清政府将武训事迹列入国史馆孝义传内，后又将武训事迹编入教科书。1934年，18名临清武训校董发起了武训九十七诞辰纪念活动，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亲自组织征集题词、诗文，引为武训的题词中既有蒋介石、林森、胡汉民、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爱国将领冯玉祥、张学良、傅作义、杨虎城、张自忠等人，并在临清公园建纪念亭一座，内树武训石像。198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据山东省政府、聊城地区行署及冠县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荣誉的批复》。
武训行乞兴学，享誉海内外。武训办学精神在其家乡有着尤为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冠县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响亮地喊出了“弘扬武训精神，办好人民教育”的口号。武训精神成为激发人们办学热情，推动新时期冠县教育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1997年底在国家重点贫困县中，第一批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在冠县教育的发展中，武训精神也成为“希望工程”的一种强大感召力。至目前为止，希望工程学校遍布冠县境内：黎巴嫩女子学校、贾镇光彩小学、文曲星希望小学……总数达24所，希望工程建校总投资2700余万元，另外，结对资助贫困生达46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