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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亦称饕餮纹，其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為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吕氏春秋·先识览》中有“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以言报更也”之记载，说明饕餮是种贪吃的野兽。饕餮是人们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抽象的手法，并综合多种动物特征而形成的幻想中之怪兽，令人有神秘威严之感；其兽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是它最主要的特征。而商周青铜器上此类纹饰的构图形式（图1），或有首有身，或有首无身，或无目有身等，纹饰有多种组合，明显与饕餮“有首无身”的史载严重不符。故将其称为具有驱鬼辟邪、勇敢、公正等象征意义的“兽面纹”，更为贴切准确。
而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的陶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食器，到商周时期则成了象征权威的重要礼器之一，在当时的礼制中被赋予了极其特殊的意义。据《公羊·桓公二年传》中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所载，不同等级之人使用鼎的数目、大小，均各不相同，代表着权力和等级之分，此为按礼制所定的“列鼎”，足见当时在维护王权中青铜鼎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器型丰富，除柱足方鼎外，还有圆鼎、扁足鼎、鬲鼎等。
在台北中正公司2018迎春拍卖会上，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兽面纹鼎（图2），以人民币5亿元的“天价”拍卖成交，引发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与热议。为此笔者以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青铜鼎器为例特作此文，来简单介绍一下其上兽面纹的基本特点，以及其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不正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商周青铜兽面纹鼎（图2） 高18厘米
立耳，厚唇，深圆腹，有三圆柱足下承。腹部雷纹地上出六扉棱，一道鸟啄龙纹两两相对，饰于口沿之下；有眉有角、双眼圆凸的大兽面纹，饰在龙纹下。此器纹饰共分三个层次，其纹饰互相呼应；上层饰兽纹眼珠和扉棱，第二层为主纹饰，底层为地纹，极富立体感。
商周兽面纹青铜器的起源和特征
兽面纹常见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器物之上，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陶器。而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则出现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夏代。由于当时属于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才刚刚拉开序幕，故其种类稀少；不仅造型简单、纹饰不多，而且器壁较薄、制作粗糙。夏代青铜器的兽面纹，发掘出土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成兽面纹铜牌饰”上，为目前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此长圆形铜牌饰用绿松石片镶嵌成兽面纹图案，兽面双目正圆，鼻与身脊贯通，两角向上延伸，卷曲似尾，其造型应该是商代兽面纹的前身。此种青铜镶嵌的兽面纹作品，尽管和后来青铜器上的纹饰区别较大，是现在研究青铜镶嵌工艺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过它的确开创了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之制作的先河。
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像牛羊、似虎豹，或像雄鹰、似凤鸟；或抽象或写实，或简约或粗犷，或变形或分解，可谓形状复杂多变、神态生动自然。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基本构图均以鼻梁为中轴线，角、目、口、耳等则左右对称分布；并且众多兽面纹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曲张的爪子，而少数简约式的则无兽之躯体或兽尾。所有兽面纹皆按此布局设计，仅仅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表现技法上进行变化（图3）。
西周早期德方鼎（图3） 口纵14.2、口横18、高24.4厘米，重2.82公斤。
此方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为中国的文字演化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饪食器，立耳，平折沿，浅腹，四柱足。腹部四壁饰兽面纹，两侧的龙形纹以细雷纹为底，柱足上部亦饰兽面纹。腹内壁共有铭文5行24字，具有极高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字学研究价值。
商代早中期兽面纹青铜器的 基本特点
兽面纹是商代最常见的主题纹饰，通常为青铜器全部纹饰的主要构成。《礼记·表记》中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的记载，证明商代的人们凡事必先占卜、询问鬼神的旨意，非常崇敬鬼神；而尊神、事神，是商人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祭祀是商人的国家大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为商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将神秘、生动的兽面纹铸在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上，使其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支配性的影响，目的为借助其力量向神灵寻求保佑与庇护，可谓用心良苦。
商代早期的兽面纹，常装饰在青铜器颈部和腹部，以此作为器物的主纹。它们大多呈带状分布，并以连珠纹为上下分界。因青铜铸造技术还不发达，故当时的兽面纹较为简约，甚至最简单的兽面纹仅有一对兽目而其他部分省略。通常直鼻有翅、双目突出（或无目），作斜立鹰嘴形或椭方形。不发达也不太具体的兽角，较大的纹饰方可见角形的状态，且以两端内弯的“T”形、勾连云形、刀形等为常见角形。嘴有两种，即咧口和闭口。身首一般以粗犷、勾曲回旋的线条，连成一片构成，并较难确立彼此之间的界限。如为两层的躯干，其尾部像鱼尾上下歧出；如为三层的躯干，则尾端上层上卷而下面两层仍作歧尾状。这一时期的兽面纹一般以凸起的阳线构成，除少数纹路较窄和细线以外，一般纹路较宽。大器的纹饰复杂，小器的纹饰单调。同时器壁极薄，纹饰为单层且无底纹。（图4、5）
商前期兽面纹鼎（图4） 宽18.3、通高24.9厘米，重1.04公斤。
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微敛、折沿、大立耳、浅腹。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商代早期兽面纹鼎（图5） 口径39.8、通高55厘米，重9.5千克
1974年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饪食器宽折沿，口沿双立耳，深腹，三锥足中空。颈饰细线兽面纹三组。此器是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早期的典型鼎器，也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工艺的代表作。
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商代中期，器物壁亦增厚；与早期相比兽面纹更加精细，虽图案仍然抽象，但神秘气氛更强。此时新出现的浮雕兽面纹大多圆浑，且炯炯有神的兽目较为突出，甚至有的所占比例非常之大。这时期的特色是以云雷纹衬底的复层兽面纹，不过较难区分兽面的主干和地纹。纹饰一般以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且头部和躯体无明显的分界线，还有鸟纹配置出现在兽面纹两侧。而纹饰线条有的粗犷，有的纤细；有时在同一件器物上还用不同的线条分别构成了两个图案。 商代晚期兽面纹青铜器的 基本特点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高峰期。那些数量大、种类多、器壁厚、造型美的青铜器，极富富丽繁缛、层次分明、庄严神秘的新风格。而在青铜器的主要部位，兽面纹也占据了较大的空间，被施作成为了主题纹饰，并在向通体满花之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如脸颊、额顶、腿、爪、体躯和地纹等兽面纹的主纹，还采用了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并于兽面主纹的底部空白处，为了衬托美观还刻上了纤细、匀密的云雷纹。另外，主纹浮雕现象普遍，主纹刻画具体而写实，线条峻厉有森严之感，亦为当时的兽面纹特点。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其中间有着十分清晰的鼻准线，甚至有的鼻准线以高高凸起的扉棱做成。那炯炯有神的兽目，无限扩大了的内侧眼角，前端下垂甚至弯曲的钩形，十分独特。咧口、阔大的口部，其内兽牙则由锯齿状，发展为上下交错的獠牙状。此时内卷或外卷的兽尾部上扬，有倒立的夔纹或鸟纹配置在兽面两侧，夔鸟组合配置甚至出现在大型器物上。兽面纹既有粗犷的风格，又有细致的刻画，还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充满了浓厚的繁丽和神秘气息。而那狰狞、严峻之中，又透露出几分质朴、善良，使得兽面纹的特征在青铜器发展高峰期彰显无遗。（图6—10）
商代晚期亚弜鼎（图6） 口径54.5、高72.2厘米，重50.5公斤。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圆体，大口，方唇，立耳，深腹，三圆柱状空足。颈饰一周兽面纹，足上饰兽面纹，足下端略收。口沿上有铭文“亚弜”。此器是妇好墓中最大的圆鼎，形制雄健宏大，造型规制端庄，纹饰简洁，颇具王者风范，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商代晚期兽面纹鬲鼎（图7） 口径14.7、高22.8厘米，重1.12公斤。
1958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其圆方立耳，口内敛，宽沿外折，短颈，袋腹分档，柱足较细。颈饰目雷纹，袋腹饰羊首形兽面纹。此器形制颇为独特，纹饰、器型在商器中较为少见。
商代后期兽面纹鬲鼎（图8） 口径15.3、高23.2厘米，重1.58公斤。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双立耳，口沿外折，束颈，鼓腹，分档，下设三款足。口沿下饰一周兽体目纹，腹部满饰曲折角的大兽面纹，兽目怒睁，宽口利齿。此器纹饰线条遒劲，精细工整，为早期青铜鬲鼎中的精品。
商代晚期卧虎立耳扁足鼎（图9） 口径39.3、通高64、足高33.7厘米。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圆体，斜折沿，方唇，立耳外侈，耳上各伏一卧虎，底下承三变体虎形扁足。连珠纹带饰浅圆腹上、下部，腹中间饰三组兽面纹。此器是目前已发现最大的扁足鼎，造型雄劲规制，纹饰繁复华丽，证明了商代晚期赣江及鄱阳湖一带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商代晚期禺方鼎（图10） 高23、口长16.6、口宽14.2厘米。
1963年山东长清兴复河出土，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长方体，双立耳，颈腹分明，腹微鼓，平底柱足。颈、腹饰兽面纹，横眉巨目，神态庄严。腹内壁刻有带“禺”的六字铭文。此器属于地位显赫家族的礼器，为研究齐鲁地区的商代社会形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周早期兽面纹青铜器的基本特点
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奉行“敬天保民”的思想，“周人尊礼尚施，敬鬼事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采取了以礼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策略，使得前期具有威慑作用的兽面纹，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尽管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在西周早期时期，其多富变化的构图基本上继承了商代晚期之风格，且在青铜器装饰花纹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更显柔和的线条，证明写实性不如商代晚期。同时减少了作为底纹的云雷纹，令纹饰显得疏朗而不那么繁缛。
不过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却曾有种简朴式的风格出现。该种简朴的兽面纹多出在成康时期的青铜器上，即将兽面纹作为一条条纹带，饰在青銅器的口沿下，并通常省略地纹，使得兽面纹的线条更加简洁、洗练。到了昭王时期，极为华丽的兽面纹又出现在青铜器上，即器身以雷纹为地通体饰兽面纹，兽面舞爪、曲躯，并有众多齿状或钩状的精致花边，增饰于像双角、躯干等主体部位上，令纹样在庄严神秘中平添了几分富丽的气派。而角形中虽然其他的角形少见，但牛角兽面纹却明显增多。此时还新出现了一种商代晚期没有的兽面纹，即长垂角兽面纹，该种兽面纹是西周早期所特有的。其宽大粗壮的兽角，从兽额向上再到达上栏平折，然后向下一直垂到下栏，并有勾曲上卷的尖端，将兽面的主要部位占据。（图11—14）
西周早期旟（yú）鼎（图11） 口径56.7、通高77厘米，重78.5公斤。
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圆鼓腹下垂，两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兽面纹，地衬细雷纹。足上端饰兽面纹，耳外侧饰两条蟠龙。口沿内铭文四行二十七字，大意为周康王后王姜将三田赐于旟、旟作鼎以纪念之事。此器造型雄浑质朴，铭文书体苍劲有力，是研究西周时期的国有土地占有形态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的标志器。
西周早期厚趠（chuō）方鼎（图12） 口纵长13.3、口横长17.4、高21.3厘米。
方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因厚趠所铸而得名。长方形，双立耳，平口折沿，长方斗腹，四柱足。器腹四壁饰长垂角的兽面纹，体躯省略。器内壁铸五行三十四字铭文，内容为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馈赠之事。此器造型庄重秀丽，纹饰刻画细腻，充满雄浑之气，质地细腻均匀，体现了非常高的铸造水平，是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重要资料。
西周早期大盂鼎（图13） 口径78.3、高100.8厘米，重153.5公斤。
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鼎器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为周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是西周早期著名青铜器之一。圆体，双立耳，圆腹，三柱足。上腹饰兽面纹，足上端均饰大兽面纹。此器造型庄严厚重，纹饰端庄典雅，铭文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艺术上位居首位，而且对研究西周社会历史、赏赐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西周早期兽面纹五耳大鼎（图14） 口径83、通高122厘米，重226公斤。
1980年陕西淳化石桥乡史家塬村出土，现藏于淳化县文化馆。圆体，平沿外折，垂腹，腹部有三牺首大鋬，鋬上兽耳高耸，三足略呈蹄形。口沿上缘饰兽面纹状展开龙纹，中鼻有棱背，正中对兽面，口下浮雕一牛首。兽面巨目、咧嘴、利爪，作噬牛之状。足上端饰带鼻棱背兽面纹。此器形体巨大，为我国目前所见西周铜器中最大最重者，堪称西周铜器之王。
西周中晚期兽面纹青铜器的基本特点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制作更加成熟，其造型设计、装饰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构图造型以连续式代替了传统的对称式，繁缛富丽的满身花纹转向了简洁明快的条带状花纹，而且装饰艺术亦由神秘、诡异，向着简洁明快、质朴无华的方向发展。而兽面纹则慢慢蜕化成十分粗犷的变形兽纹，完全丢掉了以前威严、神秘、雄踞器物中心的“阵地”。整个兽面纹躯体已被呈条带状并分解变形，除可辨别的兽目外，其由一些不求形似、毫无意义的横向或纵向之勾曲粗线条组成；且丧失了早期神采的兽目，则蜕化成两个小圆圈，口、眉和爪子也全然不在。仅极少数兽面纹保留了早期的式样，不过纹饰较粗疏且有些变形，式样也变得简单，一般还不施雷纹地。
到了西周晚期以后，呈“落日黄昏”之势的兽面纹，由原本的复杂变得浑朴简小，而作为器物主体的“位置”，也退居到鼎、鬲等器物足部的“二线”，几乎很难看到其作为青铜附饰、器身纹饰的“风光”。（图15、16）
西周晚期史颂鼎（图15） 口径35.7、通高37.3厘米，重14.7公斤。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此鼎，立耳，宽体，三蹄足。颈饰变形兽纹，腹饰波曲纹，足上部饰兽面纹，有凸起的棱背。腹内壁有铭文六行六十三个字，内容为史颂受周王之命省视苏国，受到宾赠，而苏国的里君、老百姓得以相率来至成周。此器不仅表明宗周和苏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研究當时周王中央政权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资料。
西周晚期大克鼎（图16） 口径75.6、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
清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双立耳，底部三足。该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该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序，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时光流逝到春秋晚期，一些用盘绕的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仅少量出现在晋国铜器之上。至战国及以后，作为青铜器主纹的兽面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作为器足上部的装饰以外，仅在一些铜器衔环的铺首上看到。但纵观以上商周兽面纹青铜鼎，可见其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度的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仍然应该被我们保留、研究并传承后世。
而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的陶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食器，到商周时期则成了象征权威的重要礼器之一，在当时的礼制中被赋予了极其特殊的意义。据《公羊·桓公二年传》中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所载，不同等级之人使用鼎的数目、大小，均各不相同，代表着权力和等级之分，此为按礼制所定的“列鼎”，足见当时在维护王权中青铜鼎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器型丰富，除柱足方鼎外，还有圆鼎、扁足鼎、鬲鼎等。
在台北中正公司2018迎春拍卖会上，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兽面纹鼎（图2），以人民币5亿元的“天价”拍卖成交，引发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与热议。为此笔者以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青铜鼎器为例特作此文，来简单介绍一下其上兽面纹的基本特点，以及其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不正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商周青铜兽面纹鼎（图2） 高18厘米
立耳，厚唇，深圆腹，有三圆柱足下承。腹部雷纹地上出六扉棱，一道鸟啄龙纹两两相对，饰于口沿之下；有眉有角、双眼圆凸的大兽面纹，饰在龙纹下。此器纹饰共分三个层次，其纹饰互相呼应；上层饰兽纹眼珠和扉棱，第二层为主纹饰，底层为地纹，极富立体感。
商周兽面纹青铜器的起源和特征
兽面纹常见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器物之上，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陶器。而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则出现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夏代。由于当时属于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才刚刚拉开序幕，故其种类稀少；不仅造型简单、纹饰不多，而且器壁较薄、制作粗糙。夏代青铜器的兽面纹，发掘出土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成兽面纹铜牌饰”上，为目前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此长圆形铜牌饰用绿松石片镶嵌成兽面纹图案，兽面双目正圆，鼻与身脊贯通，两角向上延伸，卷曲似尾，其造型应该是商代兽面纹的前身。此种青铜镶嵌的兽面纹作品，尽管和后来青铜器上的纹饰区别较大，是现在研究青铜镶嵌工艺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过它的确开创了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之制作的先河。
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像牛羊、似虎豹，或像雄鹰、似凤鸟；或抽象或写实，或简约或粗犷，或变形或分解，可谓形状复杂多变、神态生动自然。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基本构图均以鼻梁为中轴线，角、目、口、耳等则左右对称分布；并且众多兽面纹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曲张的爪子，而少数简约式的则无兽之躯体或兽尾。所有兽面纹皆按此布局设计，仅仅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表现技法上进行变化（图3）。
西周早期德方鼎（图3） 口纵14.2、口横18、高24.4厘米，重2.82公斤。
此方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为中国的文字演化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饪食器，立耳，平折沿，浅腹，四柱足。腹部四壁饰兽面纹，两侧的龙形纹以细雷纹为底，柱足上部亦饰兽面纹。腹内壁共有铭文5行24字，具有极高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字学研究价值。
商代早中期兽面纹青铜器的 基本特点
兽面纹是商代最常见的主题纹饰，通常为青铜器全部纹饰的主要构成。《礼记·表记》中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的记载，证明商代的人们凡事必先占卜、询问鬼神的旨意，非常崇敬鬼神；而尊神、事神，是商人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祭祀是商人的国家大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为商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将神秘、生动的兽面纹铸在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上，使其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支配性的影响，目的为借助其力量向神灵寻求保佑与庇护，可谓用心良苦。
商代早期的兽面纹，常装饰在青铜器颈部和腹部，以此作为器物的主纹。它们大多呈带状分布，并以连珠纹为上下分界。因青铜铸造技术还不发达，故当时的兽面纹较为简约，甚至最简单的兽面纹仅有一对兽目而其他部分省略。通常直鼻有翅、双目突出（或无目），作斜立鹰嘴形或椭方形。不发达也不太具体的兽角，较大的纹饰方可见角形的状态，且以两端内弯的“T”形、勾连云形、刀形等为常见角形。嘴有两种，即咧口和闭口。身首一般以粗犷、勾曲回旋的线条，连成一片构成，并较难确立彼此之间的界限。如为两层的躯干，其尾部像鱼尾上下歧出；如为三层的躯干，则尾端上层上卷而下面两层仍作歧尾状。这一时期的兽面纹一般以凸起的阳线构成，除少数纹路较窄和细线以外，一般纹路较宽。大器的纹饰复杂，小器的纹饰单调。同时器壁极薄，纹饰为单层且无底纹。（图4、5）
商前期兽面纹鼎（图4） 宽18.3、通高24.9厘米，重1.04公斤。
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微敛、折沿、大立耳、浅腹。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商代早期兽面纹鼎（图5） 口径39.8、通高55厘米，重9.5千克
1974年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饪食器宽折沿，口沿双立耳，深腹，三锥足中空。颈饰细线兽面纹三组。此器是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早期的典型鼎器，也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工艺的代表作。
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商代中期，器物壁亦增厚；与早期相比兽面纹更加精细，虽图案仍然抽象，但神秘气氛更强。此时新出现的浮雕兽面纹大多圆浑，且炯炯有神的兽目较为突出，甚至有的所占比例非常之大。这时期的特色是以云雷纹衬底的复层兽面纹，不过较难区分兽面的主干和地纹。纹饰一般以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且头部和躯体无明显的分界线，还有鸟纹配置出现在兽面纹两侧。而纹饰线条有的粗犷，有的纤细；有时在同一件器物上还用不同的线条分别构成了两个图案。 商代晚期兽面纹青铜器的 基本特点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高峰期。那些数量大、种类多、器壁厚、造型美的青铜器，极富富丽繁缛、层次分明、庄严神秘的新风格。而在青铜器的主要部位，兽面纹也占据了较大的空间，被施作成为了主题纹饰，并在向通体满花之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如脸颊、额顶、腿、爪、体躯和地纹等兽面纹的主纹，还采用了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并于兽面主纹的底部空白处，为了衬托美观还刻上了纤细、匀密的云雷纹。另外，主纹浮雕现象普遍，主纹刻画具体而写实，线条峻厉有森严之感，亦为当时的兽面纹特点。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其中间有着十分清晰的鼻准线，甚至有的鼻准线以高高凸起的扉棱做成。那炯炯有神的兽目，无限扩大了的内侧眼角，前端下垂甚至弯曲的钩形，十分独特。咧口、阔大的口部，其内兽牙则由锯齿状，发展为上下交错的獠牙状。此时内卷或外卷的兽尾部上扬，有倒立的夔纹或鸟纹配置在兽面两侧，夔鸟组合配置甚至出现在大型器物上。兽面纹既有粗犷的风格，又有细致的刻画，还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充满了浓厚的繁丽和神秘气息。而那狰狞、严峻之中，又透露出几分质朴、善良，使得兽面纹的特征在青铜器发展高峰期彰显无遗。（图6—10）
商代晚期亚弜鼎（图6） 口径54.5、高72.2厘米，重50.5公斤。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圆体，大口，方唇，立耳，深腹，三圆柱状空足。颈饰一周兽面纹，足上饰兽面纹，足下端略收。口沿上有铭文“亚弜”。此器是妇好墓中最大的圆鼎，形制雄健宏大，造型规制端庄，纹饰简洁，颇具王者风范，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商代晚期兽面纹鬲鼎（图7） 口径14.7、高22.8厘米，重1.12公斤。
1958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其圆方立耳，口内敛，宽沿外折，短颈，袋腹分档，柱足较细。颈饰目雷纹，袋腹饰羊首形兽面纹。此器形制颇为独特，纹饰、器型在商器中较为少见。
商代后期兽面纹鬲鼎（图8） 口径15.3、高23.2厘米，重1.58公斤。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双立耳，口沿外折，束颈，鼓腹，分档，下设三款足。口沿下饰一周兽体目纹，腹部满饰曲折角的大兽面纹，兽目怒睁，宽口利齿。此器纹饰线条遒劲，精细工整，为早期青铜鬲鼎中的精品。
商代晚期卧虎立耳扁足鼎（图9） 口径39.3、通高64、足高33.7厘米。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圆体，斜折沿，方唇，立耳外侈，耳上各伏一卧虎，底下承三变体虎形扁足。连珠纹带饰浅圆腹上、下部，腹中间饰三组兽面纹。此器是目前已发现最大的扁足鼎，造型雄劲规制，纹饰繁复华丽，证明了商代晚期赣江及鄱阳湖一带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商代晚期禺方鼎（图10） 高23、口长16.6、口宽14.2厘米。
1963年山东长清兴复河出土，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长方体，双立耳，颈腹分明，腹微鼓，平底柱足。颈、腹饰兽面纹，横眉巨目，神态庄严。腹内壁刻有带“禺”的六字铭文。此器属于地位显赫家族的礼器，为研究齐鲁地区的商代社会形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周早期兽面纹青铜器的基本特点
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奉行“敬天保民”的思想，“周人尊礼尚施，敬鬼事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采取了以礼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策略，使得前期具有威慑作用的兽面纹，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尽管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在西周早期时期，其多富变化的构图基本上继承了商代晚期之风格，且在青铜器装饰花纹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更显柔和的线条，证明写实性不如商代晚期。同时减少了作为底纹的云雷纹，令纹饰显得疏朗而不那么繁缛。
不过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却曾有种简朴式的风格出现。该种简朴的兽面纹多出在成康时期的青铜器上，即将兽面纹作为一条条纹带，饰在青銅器的口沿下，并通常省略地纹，使得兽面纹的线条更加简洁、洗练。到了昭王时期，极为华丽的兽面纹又出现在青铜器上，即器身以雷纹为地通体饰兽面纹，兽面舞爪、曲躯，并有众多齿状或钩状的精致花边，增饰于像双角、躯干等主体部位上，令纹样在庄严神秘中平添了几分富丽的气派。而角形中虽然其他的角形少见，但牛角兽面纹却明显增多。此时还新出现了一种商代晚期没有的兽面纹，即长垂角兽面纹，该种兽面纹是西周早期所特有的。其宽大粗壮的兽角，从兽额向上再到达上栏平折，然后向下一直垂到下栏，并有勾曲上卷的尖端，将兽面的主要部位占据。（图11—14）
西周早期旟（yú）鼎（图11） 口径56.7、通高77厘米，重78.5公斤。
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圆鼓腹下垂，两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兽面纹，地衬细雷纹。足上端饰兽面纹，耳外侧饰两条蟠龙。口沿内铭文四行二十七字，大意为周康王后王姜将三田赐于旟、旟作鼎以纪念之事。此器造型雄浑质朴，铭文书体苍劲有力，是研究西周时期的国有土地占有形态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的标志器。
西周早期厚趠（chuō）方鼎（图12） 口纵长13.3、口横长17.4、高21.3厘米。
方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因厚趠所铸而得名。长方形，双立耳，平口折沿，长方斗腹，四柱足。器腹四壁饰长垂角的兽面纹，体躯省略。器内壁铸五行三十四字铭文，内容为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馈赠之事。此器造型庄重秀丽，纹饰刻画细腻，充满雄浑之气，质地细腻均匀，体现了非常高的铸造水平，是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重要资料。
西周早期大盂鼎（图13） 口径78.3、高100.8厘米，重153.5公斤。
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鼎器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为周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是西周早期著名青铜器之一。圆体，双立耳，圆腹，三柱足。上腹饰兽面纹，足上端均饰大兽面纹。此器造型庄严厚重，纹饰端庄典雅，铭文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艺术上位居首位，而且对研究西周社会历史、赏赐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西周早期兽面纹五耳大鼎（图14） 口径83、通高122厘米，重226公斤。
1980年陕西淳化石桥乡史家塬村出土，现藏于淳化县文化馆。圆体，平沿外折，垂腹，腹部有三牺首大鋬，鋬上兽耳高耸，三足略呈蹄形。口沿上缘饰兽面纹状展开龙纹，中鼻有棱背，正中对兽面，口下浮雕一牛首。兽面巨目、咧嘴、利爪，作噬牛之状。足上端饰带鼻棱背兽面纹。此器形体巨大，为我国目前所见西周铜器中最大最重者，堪称西周铜器之王。
西周中晚期兽面纹青铜器的基本特点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制作更加成熟，其造型设计、装饰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构图造型以连续式代替了传统的对称式，繁缛富丽的满身花纹转向了简洁明快的条带状花纹，而且装饰艺术亦由神秘、诡异，向着简洁明快、质朴无华的方向发展。而兽面纹则慢慢蜕化成十分粗犷的变形兽纹，完全丢掉了以前威严、神秘、雄踞器物中心的“阵地”。整个兽面纹躯体已被呈条带状并分解变形，除可辨别的兽目外，其由一些不求形似、毫无意义的横向或纵向之勾曲粗线条组成；且丧失了早期神采的兽目，则蜕化成两个小圆圈，口、眉和爪子也全然不在。仅极少数兽面纹保留了早期的式样，不过纹饰较粗疏且有些变形，式样也变得简单，一般还不施雷纹地。
到了西周晚期以后，呈“落日黄昏”之势的兽面纹，由原本的复杂变得浑朴简小，而作为器物主体的“位置”，也退居到鼎、鬲等器物足部的“二线”，几乎很难看到其作为青铜附饰、器身纹饰的“风光”。（图15、16）
西周晚期史颂鼎（图15） 口径35.7、通高37.3厘米，重14.7公斤。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此鼎，立耳，宽体，三蹄足。颈饰变形兽纹，腹饰波曲纹，足上部饰兽面纹，有凸起的棱背。腹内壁有铭文六行六十三个字，内容为史颂受周王之命省视苏国，受到宾赠，而苏国的里君、老百姓得以相率来至成周。此器不仅表明宗周和苏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研究當时周王中央政权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资料。
西周晚期大克鼎（图16） 口径75.6、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
清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双立耳，底部三足。该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该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序，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时光流逝到春秋晚期，一些用盘绕的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仅少量出现在晋国铜器之上。至战国及以后，作为青铜器主纹的兽面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作为器足上部的装饰以外，仅在一些铜器衔环的铺首上看到。但纵观以上商周兽面纹青铜鼎，可见其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度的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仍然应该被我们保留、研究并传承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