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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展眼之际，一良先生辞世已是十二年。十二年人世沧海，顾炎武曾有诗云：“忆昔论交日，星霜一纪更。”年初友人自沪上寄来《周一良读书题记》，当日匆匆读过，现想就此书所载及个人所知，谈谈一良先生日本史研究的情结及他个人日本史研究的轨迹，以为纪念。
《周一良读书题记》页四《新しい语原解釈の字引》条下，一良先生题记云：“此书于日本人士亦甚有益，而我辈学日语者读会话读本及阅小说之外，翻阅此书日记数语定为功课，久之于日语中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于教科书中无有者皆谙之矣！惜今日我国习英语者尚无此一册也。十六年七月四日，周一良记。” 此为一良先生初学日文时所记也。熟如众知，一良先生幼时，“读书条件好到不能再好”（季羡林先生语），十余岁时，其尊人叔弢先生即为其延聘日本人山内恭雄（日本外国语学校中文科毕业，时在天津某公司任职员）、牧野田彦松（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毕业，清末曾在保定军校担任教习，时在天津开一“真木堂”书店）在家教习日文，前后四年，为他的日文阅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在家塾读古书以外，我从十四岁以后开始了外文的学习，首先是日文。这里又要提到我父亲的卓识。当时他认为，日本与苏俄是我国紧邻，关系必将日益密切，这两国的语言很重要。所以他计划让我学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学俄文。珏良后入南开中学，外语为英文。当时情况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见到，家塾补习也不易进展。他不久放弃俄文，多年后当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则坚持下来。”写此题记时，一良先生不过十四岁，题记中“我辈学日语者读会话读本及阅小说之外，翻阅此书日记数语定为功课，久之于日语中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于教科书中无有者皆谙之矣”一语，备见其当日用功方向及旨趣所在，除阅读会话读本、日文小说外，他对教科书中所不教的“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亦兴趣甚浓。
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古典时代的日文，一良先生此时都在牧野田彦松的引导下认真念过，下过“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语）。一良先生说：“父亲的意见，读外文也要通古典，所以请他（牧野田彦松）教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如《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当然只是初窥日本古典文学门径，远谈不到系统学习。”十五六岁时，一度嗜读日本近代文学作品，适逢私塾老师张潞雪先生溘逝，一良先生还曾动手翻译过秋田雨雀的《先生之墓》以为纪念，颇得师长奖挹。《读书题记》页八所收《日本口语法讲义》题记：“自来日本文法学家不论讲文语口语，大抵都被西洋文法一局局定，很少能解放出来，自创新说，以适合于日本固有性质的，所以讲来讲去，终有许多难通的地方。山田氏对于这一点颇有识见，他将日本品词的性质和西洋的一一比较过，看出它们绝不能若合符节，他的书于是就与众不同，然而的确是日本的日本文法，而非蒙着西洋皮的欧化日本文法！只是他太喜欢精密了，一个品词中的分类，不惜去条分缕析，而且每条都给它们下个定义，有许多不能通分的也勉强分开，自然不免繁琐讨厌了，但也难怪，这原是文章专家的本色啊。”也可以看出通过几年学习，下“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对日语及与之关联的日语文法已有一定修养，故可目光如炬，有所判断。此处一良先生所言，极具识见，记得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些汉语史专业的教授也曾讨论并呼吁过，希望当代的语言学家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研究，能突破“主、谓、动、宾、状、补、定”等西方概念、语法规则，从中国古汉语内部重新研究、探讨其规律、法则。至于一良先生说山田氏“太喜欢精密了，一个品词中的分类，不惜去条分缕析，而且每条都给它们下个定义”，实则也为一良先生所深赏，他所批评的只是山田氏不可强解以为解、偏于琐碎的倾向。一良先生后来也曾独撰过一部《日文文法》，同样周密详慎，不厌其细。
一九三二年秋，一良先生自辅仁大学转学燕京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二年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两位先生。一九三四年一年之内（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和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他连续在《燕京学报》、《禹贡》等学术刊物发表七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两篇是翻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和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还有一篇《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介绍内藤湖南的生平及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清初史地研究的成绩，目光犀利，极具警见。这些译文、论文均出自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年之手，并展示出了专业研究的素养、潜力和熟练运用日本语文的语言优势，引起了时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洪煨莲先生的注意。其后一良先生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即为洪先生所指定，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导师洪煨莲先生指定的，看来他当时是准备培养我成为燕京大学所缺的日本文史方面的教师。……他并未做任何具体指导，我也确实花了不少力气，以中国旧史学的标准衡量此书，指出优缺点。”（《钻石婚杂忆》，87页）对于这篇学位论文的价值，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在追悼一良先生的文章中说道：“这篇苦心孤诣之作不仅对水户史学背景及其观念形态特征做了恰如其分的解析，同时在史料搜集整理上，采用在各条下标记出处的方法，也备受赞誉。”认为这篇论文同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的《日本纪》英译本（Nihongi ： Chronicles of Jap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 697）一起，“可称为是外国人在日本史学研究上划时代的杰作之一”（池田温：《周一良教授追悼文》，载《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24页）。
一九三五年夏，一良先生大学毕业，是年秋，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大学毕业之际，包括进研究院之后，一良先生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是要到日本去留学，进一步深入学习日文，研究日本史。他于毕业前的五月十三日夜访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请求帮忙。顾先生专为此事于五月十七日写信给胡适之说：
适之先生：
昨日匆匆，忘述一事： 燕大历史系有一周一良君（安徽人，大约是周学熙的孙子），学业很好，于今夏毕业，下年他想留学日本东京帝大（他的日文很好）。不幸帝大只承认中国六个国立大学，燕大不在其内，大学毕业没有资格进他们的研究院。因此，他托我转求先生，可否到北大来尽半年多的义务（最好是助教名义，或史学系，或研究所），不要钱，白做事，但求明年四月东渡时，可以拿出北大证明书给他们看。所谓证明者，即是北大的聘书或校长、文学院长的证明函件。他因为家庭教育好，所以他的英文、日文都好，对于考古学、文字学都有造就。先生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学生 顾颉刚 上
二十四、五、十七
此事没有下文，《顾颉刚全集·书信集》、《胡适全集》书信部分都只有顾先生此函，不见有胡先生覆信。此后这年夏天，一良先生大学毕业居津期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之前，他还曾又请他的大伯父周梅泉先生，给一度为北洋国务总理、时刚履任驻日大使的同乡前辈许世英写信，“试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找工作”，但也没有成功（《毕竟是书生》，23页）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赴日本学习、参访，成为一良先生心中的一个结。抗日战争结束，他自美归国，就任燕京大学教职，时一度有公派胡适之先生出访日本之计划，他又主动请缨，以希望做杨守敬第二自况，毛遂自荐，请做随员。虽蒙胡先生允可，却以出访计划搁浅而终未成行。此事稍后，吴文藻先生受联合国委派，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又通过关系向冰心夫妇申求做随员，也没有成功。一良先生后来说：“我则等到一九七三年才有机会东渡扶桑，距离我开始学日语已经几乎半个世纪了。”（《追忆胡适之先生》，载《郊叟曝言》，3页）
一良先生进一步学习日文的契机是在哈佛。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为他之前“只有过赴日本的念头，从来没有想到会赴美留学”。他后来在日本史研究、日本文化史研究以及日语文法研究所取得傲人的成绩，都与这一时段的深入学习密不可分。
一九三九年，一良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任务是受洪煨莲先生指派，学习比较文学—此是洪先生对燕京未来规划的一部分；条件是学成归国，回燕京大学服务。但一良先生到美后，与导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1899-1975）教授见面，谈及自己的学习计划，表示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燕京所指定的研究比较文学不太对路，自己的兴趣所在是日本语言文学及印度梵文。而恰巧叶理绥自己也是语言学家，因此对一良先生酷好语言和有志于梵文研究的想法深表赞同，同意他在哈佛的学业可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
一良先生后来回忆在哈佛的这段学习日文生活时说：“我原对到哈佛学日本语言文学不抱太大希望，接触了叶理绥教授以后改变了看法。他不仅口语纯熟（法、英、德等语亦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在只有我一个学生的习明那尔（Seminar）班上，指导我读过一些历代文学名著如《竹取物语》、《今昔物语》、《心中天网岛》等，口讲指划，触类旁通，发挥尽致，使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大为折服。我读的作品，有些大概是他早年在东京帝大读过的，他讲的内容，一定也有当年他的老师如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人讲的，再加以他对日本戏剧、音乐、美术的修养和深入社会各阶层获得的了解，对我而言，都有不少为书本所无，极富启发性内容。两三年后，通过精读原作，听课和浏览相配合，我感到日本语言及文学知识面和水平确实扩大、提高了。以后能在哈佛教日语，固然依靠自己早年基础，更应当归功于叶理绥教授的教导与熏陶。”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一九八五年春，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岁的老人，应东京大学邀请，访问日本四周，在浅草一间表演浪曲的小剧场“木马亭”看到台上一位身穿和服六十开外的老人，手里只扇一把，时而念白，时而用力低声哼唱，顿使他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哈佛大学时，英利世夫先生上江户文学习明那尔课，讲到得意时哼唱起来的情景”。此行他在神田一家旧书店里，意外见到一本之前不知的仓田保雄著《英利世夫传》，顿引发他的感喟说：“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所指引的。”
一良先生于一九四四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因为“二战”尚未结束，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文（之前还曾参加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计划，即ASTP计划，为美军培训日语），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始辗转回国（颇费周折）。回国后，先在燕京大学讲授初、高级两门日文及“佛教翻译文学”。转年因人事原因移席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日语；同时在燕京、北大开课，讲授日本史。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时曾说：“当时的北平没有人教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竟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一九五二年后，一直至“文革”前，十五年间，一良先生三十九岁至五十四岁这段，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组织指派、政治任务及亚洲史、世界史的学科建设上。他个人的研究，虽如他所说“若断若续，不绝如缕”，但以日本史的研究成绩较为卓著，被目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三巨头”之一。
这一时期，一良先生日本史研究的重心，是以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的每一篇研究，都抓住一个重要问题，从搜集第一手材料入手，经过细密分析，得出结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九五六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右倾回潮”时期的一九六二年，他前后撰写过《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等多篇文章。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一九六六年，为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他计划撰写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还没有完稿，即因“文化大革命”骤至而搁笔，留下遗憾。此一时段，一良先生的日本史研究，虽依然有对具体史事的分析、考述，但已逐步由对具体史事、某一史学思想的关注，转移到对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层面上来。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文革”后续有新作，后来都收入他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中。此书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与广阔的文史视野，着力构筑文化关系史的理论框架，是一部我国学者研究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最高水平的力作。 此后即是十年“文革”。一良先生因介入派性斗争，受尽折磨。“文革”结束，又因“梁效”问题，被审查两年。复出时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再之后至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授课、做研究、带研究生之余，为培养日语青年教师，他曾在北大历史系开办过一个“古代日语班”，亲自主持，讲授候文（候文是日本中世纪至近代的一种特殊文体，以时常在文末使用表示尊敬的助动词“候”而得名）。曾参加过这个班的汤重南先生后来回忆说：“先生一丝不苟地讲明每个语句，每个语法现象，并且每课都要领读多遍。当遇到极为复杂的语法现象时，先生又总是谦虚地说：‘我这样解释没把握，要再查查，也可去请教别的先生。’我们查字典、请教其他先生及日本学者的结果，总证明先生解释得很正确。”周景良先生也曾回忆说：“日本人的姓名发音，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些常见的还好些，尤其是姓的读法还容易些，至于日本人名字的读法，有些简直是不问本人则无法知道的，没有地方可查。大凡遇到日本人名不知读法的，总要设法打听、弄清楚。事实上，多数情况是要问日本人。有一回，他在和我闲谈时，涉及一个日本人名时还问过我怎样读。这时已是他的晚年了，可见他随时留心学习、积累，已成了习惯。”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九八九年二月，七十六岁的一良先生赴美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中国善本书目录输入计算机问题”讨论会，会议结束，顺道在美就养，居美一年。这一年期间，除应余英时先生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次学术演讲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关注战后美国的日本学研究成绩，认为“其特点之一，即好多重要原始数据都有英译本”，“中国学者似亦应注意这方面”。他在写给长子周启干（也是日本史研究专家，原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已退休）的一份家信中谈到自己未来几年的计划，说想利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日文藏书颇丰的有利条件，翻译一些德川时期史料，为国内的日本史和日本学研究“做些最基本的建设”；希望从翻译新井白石的自传开始（他和夫人邓懿女士还合译了约翰·惠特尼·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他题记称此书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陆续完成一套“汉译德川史料若干种”。信中还特别嘱咐：“晤南大吴先生等，亦希转达我的计划，并征求意见！”
南大吴先生即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先生，与一良先生齐名，并东北师大的邹有恒先生一起，被认为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三巨头”。一良先生在写于一九九零年二月十日的这封家书中，规划余生的同时，也和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我在日本史方面贡献无多，只有明治维新一文稍有分量，还是从以往标准来衡量。所以我曾戏称，可以起个外号‘周一篇’。以此与日本史专家吴、邹两位并列‘三巨头’，实感惭愧。”家信中自可说些私密的话，这些话，可看出一良先生虚怀若谷的胸襟及发自内心的谦逊，真可谓“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堪为后来者表范。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钻石婚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二年版；《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
一
《周一良读书题记》页四《新しい语原解釈の字引》条下，一良先生题记云：“此书于日本人士亦甚有益，而我辈学日语者读会话读本及阅小说之外，翻阅此书日记数语定为功课，久之于日语中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于教科书中无有者皆谙之矣！惜今日我国习英语者尚无此一册也。十六年七月四日，周一良记。” 此为一良先生初学日文时所记也。熟如众知，一良先生幼时，“读书条件好到不能再好”（季羡林先生语），十余岁时，其尊人叔弢先生即为其延聘日本人山内恭雄（日本外国语学校中文科毕业，时在天津某公司任职员）、牧野田彦松（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毕业，清末曾在保定军校担任教习，时在天津开一“真木堂”书店）在家教习日文，前后四年，为他的日文阅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在家塾读古书以外，我从十四岁以后开始了外文的学习，首先是日文。这里又要提到我父亲的卓识。当时他认为，日本与苏俄是我国紧邻，关系必将日益密切，这两国的语言很重要。所以他计划让我学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学俄文。珏良后入南开中学，外语为英文。当时情况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见到，家塾补习也不易进展。他不久放弃俄文，多年后当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则坚持下来。”写此题记时，一良先生不过十四岁，题记中“我辈学日语者读会话读本及阅小说之外，翻阅此书日记数语定为功课，久之于日语中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于教科书中无有者皆谙之矣”一语，备见其当日用功方向及旨趣所在，除阅读会话读本、日文小说外，他对教科书中所不教的“极通俗普通之闾巷语言”亦兴趣甚浓。
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古典时代的日文，一良先生此时都在牧野田彦松的引导下认真念过，下过“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语）。一良先生说：“父亲的意见，读外文也要通古典，所以请他（牧野田彦松）教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如《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当然只是初窥日本古典文学门径，远谈不到系统学习。”十五六岁时，一度嗜读日本近代文学作品，适逢私塾老师张潞雪先生溘逝，一良先生还曾动手翻译过秋田雨雀的《先生之墓》以为纪念，颇得师长奖挹。《读书题记》页八所收《日本口语法讲义》题记：“自来日本文法学家不论讲文语口语，大抵都被西洋文法一局局定，很少能解放出来，自创新说，以适合于日本固有性质的，所以讲来讲去，终有许多难通的地方。山田氏对于这一点颇有识见，他将日本品词的性质和西洋的一一比较过，看出它们绝不能若合符节，他的书于是就与众不同，然而的确是日本的日本文法，而非蒙着西洋皮的欧化日本文法！只是他太喜欢精密了，一个品词中的分类，不惜去条分缕析，而且每条都给它们下个定义，有许多不能通分的也勉强分开，自然不免繁琐讨厌了，但也难怪，这原是文章专家的本色啊。”也可以看出通过几年学习，下“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对日语及与之关联的日语文法已有一定修养，故可目光如炬，有所判断。此处一良先生所言，极具识见，记得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些汉语史专业的教授也曾讨论并呼吁过，希望当代的语言学家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研究，能突破“主、谓、动、宾、状、补、定”等西方概念、语法规则，从中国古汉语内部重新研究、探讨其规律、法则。至于一良先生说山田氏“太喜欢精密了，一个品词中的分类，不惜去条分缕析，而且每条都给它们下个定义”，实则也为一良先生所深赏，他所批评的只是山田氏不可强解以为解、偏于琐碎的倾向。一良先生后来也曾独撰过一部《日文文法》，同样周密详慎，不厌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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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秋，一良先生自辅仁大学转学燕京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二年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两位先生。一九三四年一年之内（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和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他连续在《燕京学报》、《禹贡》等学术刊物发表七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两篇是翻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和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还有一篇《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介绍内藤湖南的生平及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清初史地研究的成绩，目光犀利，极具警见。这些译文、论文均出自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年之手，并展示出了专业研究的素养、潜力和熟练运用日本语文的语言优势，引起了时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洪煨莲先生的注意。其后一良先生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即为洪先生所指定，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导师洪煨莲先生指定的，看来他当时是准备培养我成为燕京大学所缺的日本文史方面的教师。……他并未做任何具体指导，我也确实花了不少力气，以中国旧史学的标准衡量此书，指出优缺点。”（《钻石婚杂忆》，87页）对于这篇学位论文的价值，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在追悼一良先生的文章中说道：“这篇苦心孤诣之作不仅对水户史学背景及其观念形态特征做了恰如其分的解析，同时在史料搜集整理上，采用在各条下标记出处的方法，也备受赞誉。”认为这篇论文同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的《日本纪》英译本（Nihongi ： Chronicles of Jap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 697）一起，“可称为是外国人在日本史学研究上划时代的杰作之一”（池田温：《周一良教授追悼文》，载《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24页）。
一九三五年夏，一良先生大学毕业，是年秋，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大学毕业之际，包括进研究院之后，一良先生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是要到日本去留学，进一步深入学习日文，研究日本史。他于毕业前的五月十三日夜访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请求帮忙。顾先生专为此事于五月十七日写信给胡适之说：
适之先生：
昨日匆匆，忘述一事： 燕大历史系有一周一良君（安徽人，大约是周学熙的孙子），学业很好，于今夏毕业，下年他想留学日本东京帝大（他的日文很好）。不幸帝大只承认中国六个国立大学，燕大不在其内，大学毕业没有资格进他们的研究院。因此，他托我转求先生，可否到北大来尽半年多的义务（最好是助教名义，或史学系，或研究所），不要钱，白做事，但求明年四月东渡时，可以拿出北大证明书给他们看。所谓证明者，即是北大的聘书或校长、文学院长的证明函件。他因为家庭教育好，所以他的英文、日文都好，对于考古学、文字学都有造就。先生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学生 顾颉刚 上
二十四、五、十七
此事没有下文，《顾颉刚全集·书信集》、《胡适全集》书信部分都只有顾先生此函，不见有胡先生覆信。此后这年夏天，一良先生大学毕业居津期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之前，他还曾又请他的大伯父周梅泉先生，给一度为北洋国务总理、时刚履任驻日大使的同乡前辈许世英写信，“试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找工作”，但也没有成功（《毕竟是书生》，23页）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赴日本学习、参访，成为一良先生心中的一个结。抗日战争结束，他自美归国，就任燕京大学教职，时一度有公派胡适之先生出访日本之计划，他又主动请缨，以希望做杨守敬第二自况，毛遂自荐，请做随员。虽蒙胡先生允可，却以出访计划搁浅而终未成行。此事稍后，吴文藻先生受联合国委派，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又通过关系向冰心夫妇申求做随员，也没有成功。一良先生后来说：“我则等到一九七三年才有机会东渡扶桑，距离我开始学日语已经几乎半个世纪了。”（《追忆胡适之先生》，载《郊叟曝言》，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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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先生进一步学习日文的契机是在哈佛。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为他之前“只有过赴日本的念头，从来没有想到会赴美留学”。他后来在日本史研究、日本文化史研究以及日语文法研究所取得傲人的成绩，都与这一时段的深入学习密不可分。
一九三九年，一良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任务是受洪煨莲先生指派，学习比较文学—此是洪先生对燕京未来规划的一部分；条件是学成归国，回燕京大学服务。但一良先生到美后，与导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1899-1975）教授见面，谈及自己的学习计划，表示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燕京所指定的研究比较文学不太对路，自己的兴趣所在是日本语言文学及印度梵文。而恰巧叶理绥自己也是语言学家，因此对一良先生酷好语言和有志于梵文研究的想法深表赞同，同意他在哈佛的学业可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
一良先生后来回忆在哈佛的这段学习日文生活时说：“我原对到哈佛学日本语言文学不抱太大希望，接触了叶理绥教授以后改变了看法。他不仅口语纯熟（法、英、德等语亦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在只有我一个学生的习明那尔（Seminar）班上，指导我读过一些历代文学名著如《竹取物语》、《今昔物语》、《心中天网岛》等，口讲指划，触类旁通，发挥尽致，使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大为折服。我读的作品，有些大概是他早年在东京帝大读过的，他讲的内容，一定也有当年他的老师如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人讲的，再加以他对日本戏剧、音乐、美术的修养和深入社会各阶层获得的了解，对我而言，都有不少为书本所无，极富启发性内容。两三年后，通过精读原作，听课和浏览相配合，我感到日本语言及文学知识面和水平确实扩大、提高了。以后能在哈佛教日语，固然依靠自己早年基础，更应当归功于叶理绥教授的教导与熏陶。”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一九八五年春，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岁的老人，应东京大学邀请，访问日本四周，在浅草一间表演浪曲的小剧场“木马亭”看到台上一位身穿和服六十开外的老人，手里只扇一把，时而念白，时而用力低声哼唱，顿使他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哈佛大学时，英利世夫先生上江户文学习明那尔课，讲到得意时哼唱起来的情景”。此行他在神田一家旧书店里，意外见到一本之前不知的仓田保雄著《英利世夫传》，顿引发他的感喟说：“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所指引的。”
一良先生于一九四四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因为“二战”尚未结束，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文（之前还曾参加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计划，即ASTP计划，为美军培训日语），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始辗转回国（颇费周折）。回国后，先在燕京大学讲授初、高级两门日文及“佛教翻译文学”。转年因人事原因移席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日语；同时在燕京、北大开课，讲授日本史。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时曾说：“当时的北平没有人教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竟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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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后，一直至“文革”前，十五年间，一良先生三十九岁至五十四岁这段，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组织指派、政治任务及亚洲史、世界史的学科建设上。他个人的研究，虽如他所说“若断若续，不绝如缕”，但以日本史的研究成绩较为卓著，被目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三巨头”之一。
这一时期，一良先生日本史研究的重心，是以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的每一篇研究，都抓住一个重要问题，从搜集第一手材料入手，经过细密分析，得出结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九五六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右倾回潮”时期的一九六二年，他前后撰写过《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等多篇文章。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一九六六年，为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他计划撰写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还没有完稿，即因“文化大革命”骤至而搁笔，留下遗憾。此一时段，一良先生的日本史研究，虽依然有对具体史事的分析、考述，但已逐步由对具体史事、某一史学思想的关注，转移到对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层面上来。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文革”后续有新作，后来都收入他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中。此书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与广阔的文史视野，着力构筑文化关系史的理论框架，是一部我国学者研究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最高水平的力作。 此后即是十年“文革”。一良先生因介入派性斗争，受尽折磨。“文革”结束，又因“梁效”问题，被审查两年。复出时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再之后至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授课、做研究、带研究生之余，为培养日语青年教师，他曾在北大历史系开办过一个“古代日语班”，亲自主持，讲授候文（候文是日本中世纪至近代的一种特殊文体，以时常在文末使用表示尊敬的助动词“候”而得名）。曾参加过这个班的汤重南先生后来回忆说：“先生一丝不苟地讲明每个语句，每个语法现象，并且每课都要领读多遍。当遇到极为复杂的语法现象时，先生又总是谦虚地说：‘我这样解释没把握，要再查查，也可去请教别的先生。’我们查字典、请教其他先生及日本学者的结果，总证明先生解释得很正确。”周景良先生也曾回忆说：“日本人的姓名发音，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些常见的还好些，尤其是姓的读法还容易些，至于日本人名字的读法，有些简直是不问本人则无法知道的，没有地方可查。大凡遇到日本人名不知读法的，总要设法打听、弄清楚。事实上，多数情况是要问日本人。有一回，他在和我闲谈时，涉及一个日本人名时还问过我怎样读。这时已是他的晚年了，可见他随时留心学习、积累，已成了习惯。”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九八九年二月，七十六岁的一良先生赴美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中国善本书目录输入计算机问题”讨论会，会议结束，顺道在美就养，居美一年。这一年期间，除应余英时先生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次学术演讲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关注战后美国的日本学研究成绩，认为“其特点之一，即好多重要原始数据都有英译本”，“中国学者似亦应注意这方面”。他在写给长子周启干（也是日本史研究专家，原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已退休）的一份家信中谈到自己未来几年的计划，说想利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日文藏书颇丰的有利条件，翻译一些德川时期史料，为国内的日本史和日本学研究“做些最基本的建设”；希望从翻译新井白石的自传开始（他和夫人邓懿女士还合译了约翰·惠特尼·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他题记称此书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陆续完成一套“汉译德川史料若干种”。信中还特别嘱咐：“晤南大吴先生等，亦希转达我的计划，并征求意见！”
南大吴先生即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先生，与一良先生齐名，并东北师大的邹有恒先生一起，被认为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三巨头”。一良先生在写于一九九零年二月十日的这封家书中，规划余生的同时，也和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我在日本史方面贡献无多，只有明治维新一文稍有分量，还是从以往标准来衡量。所以我曾戏称，可以起个外号‘周一篇’。以此与日本史专家吴、邹两位并列‘三巨头’，实感惭愧。”家信中自可说些私密的话，这些话，可看出一良先生虚怀若谷的胸襟及发自内心的谦逊，真可谓“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堪为后来者表范。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钻石婚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二年版；《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