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应华中师范大学的诚恳和盛情邀请，先生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已退休的研究员、前副院长身份，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此后，先生虽未完全解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顾问和对社科院的科研指导和学生培养工作，但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华中师大的工作之中，不仅具体指导楚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还为历史文化学院区域文化史方向的硕士生开设主要的专业课程。以及不定期地在学校举办学术讲座。不久，又受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招收两名博士生在门下予以精心培养。
　　先生为研究生讲授的一门主课。是《楚学概论》这并非是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全面介绍和楚学研究的成果述要，而是分为“绪论”、“先楚史迹”、“从邦国到封国到王国”、“楚文化的发展阶段和运行机制”、“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战争与和平”、“因与缘”、“学术源流”、“艺术源流”及“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十讲，既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深入阐发，又有历史文化的系统介绍，更重楚学研究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的透辟分析，凝结着先生长年研究楚学的心得和心血，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和启发性，使得学生听讲后不仅明白了何谓楚学及其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涵及发展线索。而且激发出楚学研究的兴趣，增强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生讲授的另一门主课，是《文明类型比较研究》。此课程分为十二讲，即“原生文明类型的共相”、“原生文明类型的殊相”、“疑是原生实是次生的文明”、“波斯”、“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次生形态的文明——希腊(兼与中国比较)”、“马其顿与希腊化”、“罗马与汉朝”、“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与交流”、“美洲的土著文明”、“文艺复兴后的东方与西方”。就内容而言，课程包括了世界所有的原生态文明、次生态文明及其重要的文明内涵，不仅对世界各种文明类型作了多角度的比较，而且尤重将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类型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作比较。先生在课程导言中明确指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同源异流、殊途同归、道一风同、理一分殊，人类文明乃是—个整体，文明的前途与人类全体的祸福同关，多元互动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任何文明类型之间应该既自尊自爱又互尊互爱。由此可见，先生是以学者和史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这一课程一直为历史文化学院各专业研究生竞相选修而大加推崇。呜呼!天不假年，人难百岁，先生未及将自己长年所做的文明类型比较研究心得写成论著宜诸世人，便赍志而没，诚然是先生的遗憾，也是学界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和人类的遗憾。
　　先生还为博士生专门开了《民族史与民族志》、《人类学理论史》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讲授，先生的博士生王准在怀念文章中有所叙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先生开设了“中西思维方式的粗略比较”、“中国民族源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先秦中外文化交流”、“龙与凤”、“学林三忆——良师、益友、奇遇”、“治学之乐——我的学术生涯回顾”等等讲座，内容不拘一格，都是先生治学的心得撮要或经验总结。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楚学研究所建立后，不仅需要培养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生，也应结合学科优长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多方面需要的本科生。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研和思考后，提出创办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与利用)专业方向时，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先生还就其具体培养方式、课程体系设计等。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2005年4月，先生在学校专门作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几点思考”的淡讲，对学生阐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厚内涵、珍贵价值、保护意义、面临问题，并且热情洋溢又充满期望地强调说，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却及缺人才去保护和研究，我校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正是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希望同学们有志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这一前景远大的事业。在学院和学校的支持下，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的文化遗产管理方向本科班，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成立了。
　　楚学在21世纪的发展，是先生深思熟虑并奋力促进之事。在楚学研究所建立后的学科建设讨论会上，先生高瞻远瞩地指出，楚学研究的本体即楚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和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故在21世纪初的当下，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化、细化的研究，重在解决其限于资料的而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楚学研究的重点则应拓展到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根据先生的意见，楚学研究所乃以地域文化比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研究任务。2003年10月，恰逢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楚学研究所具体承办了华中师大与武汉市社科院合办的“楚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楚文化与秦文化及并世共存的其它地域或国域文化比较”和“21世纪楚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到会学者们一致称道先生的学术眼光和深刻见识，一致认为在20世纪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各地域文化的研究亟待拓展到地域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有先生的带领，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楚学研究率先开拓这一研究领域，正得其人也正得其时，也必将促进中国地域文化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在21世纪有着深广发展。
　　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开设学术研究的特色专栏，聘请先生和我做专栏主持人。先生和我确定的专栏名称，就是“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在学报2004年第6期的专栏的主持人语中，我们特别说明了开展诸多地域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此期专栏刊发的一组文章，集中论述了巴人的历史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而以先生的《巴人起源地综考》一文领衔。由于文献阙载，上古巴人的历史迷雾重重，学者们为之溯源探流数十年，至今莫衷一是，成为中国先秦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先生的综考及其结论，在方法和观点上皆对学人大有启发。
　　在先生看来，先秦诸地域文化中关系密切、特色迥异又对后世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影响尤大的莫过于楚文化与秦文化。先生带领楚学研究所的教师们从事地域文化比较研究，首先就从楚文化与秦文化的比较研究人手。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上，先生的《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通过对大量发掘的楚墓与秦墓资料作分析比较和作历史学、人类学的综合考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灼见。
　　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先生在写作《秦与楚》的过程中仍然充分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先生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先生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及墓葬做细致分辨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做条分缕析。这样的方式不啻烦琐枯燥、艰苦辛劳且进度较慢，但先生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坚持不懈。前年春上，先生已感身体不适，被医院错诊为痔疮而久治不愈，可是先生不但不肯搁笔休息治病，反而在坚持授课的同时更加抓紧时间撰稿。延至暑假，先生本已与夫人计划好要外出休息几天，却临时变卦，坚决留在家里赶写书稿。这时先生的病情已经较重，不能久坐写作，更换各种座垫也不管用，只好吃力地站着读书写字。在病情确诊后的9月，《秦与楚》仅剩最后半章尚未写完。因原定立即动手术。先生出于慎重考虑，召我交待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若万一自己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让我续写完本书的最后半章，并且校正、附图交付出版社出版；本书在上半年于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上被民族出版社风闻后约稿，但先生念及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在华中师范大学结束的。自己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希望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聊表心意。有幸的是，治疗方案后来改变为先放疗再动手术，先生得以在放疗期间争分夺秒地赶写完书稿并校订了一遍，只是未及配置图片。而此时距手术之日仅数天而已!
　　五年岁月，忽然而已。先生治学育人、传道授业，则如星汉灿烂，我只能记其大略。又与刘保昌合撰有《张正明先生事迹著述编年》，作为《张正明学术文集》的附录，可为补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先生往矣，后学继之!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