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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振兴背后的隐含要义，皆是“2020年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终极目标。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北京召开。四天时间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李长春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这是自十七大以来，中央首次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为全会的核心议题，也是继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
10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下称《公报》）正式发布。
政策护航
重提文化体制改革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向深水区的进一步延伸。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市场，如何让文化生产力突破制度性束缚，释放出应有的活力，是中国摆脱传统产业的发展瓶颈，寻觅新经济驱动力的关键。
《公报》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同国企改革类似，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两轮驱动思路，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顺其自然地指向了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市场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其中有成果也有阵痛，其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尤为珍贵。
实际上，早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的定论已经在传媒上屡被提及。分析人士普遍指出，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相应的文化扶持政策将会陆续出台，与此前的政策一起共同为文化事业的繁荣保驾护航。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副院长陈少峰分析，《决定》有可能提出扶持文化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我们更期望像扶持软件业那样，出台类似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和热情。”
陈少峰预测，在文化“走出去”方面，预计也会加大力度，出台有关金融、税收方面的扶持政策。
实际上，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的政策措施出台相对密集，对于文化产业的注重也由来已久。一方面，文化资源丰富的中国打造世界闻名大国的目标早已有之，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其相配套的文化地位便成为大势所趋。
早在2010年3月，旨在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便由中宣部等九部委发布。分析人士认为，《意见》的出台，是文化事业、产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客观上，《意见》也是一年来文交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繁荣的重要原因，以文交所为平台而实施的艺术品份额化模式已初步绽放了文化产业的活力。阶段性而言，尽管文交所诞生后与其相关的乱象频仍，但这也是文化艺术市场改革和创新的必要尝试。其中难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因此实现由乱而治，并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繁荣之路，则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约为8000亿左右。尽管总量已经初具规模，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到来，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伴随着相关政策、资金的到位，中国文化产业新的“黄金十年”即将开启。
改革要务
2020年文化强国的目标已经确立。接下面的任务便是通过各种渠道与努力去加以实现。
《公报》明确提出，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类似的提法，早已普见于传媒的报道。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亦纷纷建言筹谋未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路径。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议题，均重点诠释了中国继续通过改革带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客观上，难以规避的是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从经济强国走向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以文化为核心的综合软实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文化事业层面，就一直缺乏明晰的目标以及考核标准，这方面的改革亦很急迫，但是由于这个领域的改革涉及到行政体制方面，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陈少峰说。
近年来，陈少峰屡次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概念，其核心逻辑便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文化市场的繁荣以及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提升的重要前提。而当前最为突出的，则是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
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个年头。在加入WTO的相关协定中，我国对文化部门与产业的贸易保护程度最明显、贸易保护期也最长，客观而言文化产业仍是中国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一个落后产业。
如今，十年的缓冲期已过，文化产业亟待破题,这亦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要务。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长期滞胀风险的情况下，若能以勇于搅动体制深水区的决心，来启动文化产业这一具备巨大经济引擎能力,将会给中国引发又一次全面繁荣。
“文化体制的深水区改革，不会亚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史中国企转制、加入WTO等任何一项战略性改革的意义。”分析人士称。
由文化产业的落后现状所决定的中国软实力不足，以及中国文化传媒企业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也只能依靠深化行政管制体制改革，激励各类资本和中国国民中的文化智慧自由结合，才能在中国培育出可以在全球为中国竞争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一流文化传媒企业，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如果寄希望于由政府投资来主导、不放松行政审批权、不鼓励市场自由竞争的旧体制、旧模式，中国将很难产生世界顶级文化传媒企业，来为中国赢得与中国国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李建盛认为，党和国家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文化，突出表明了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也必须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和民族发展这样的高度，摆在重要位置，平衡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只有这样，文化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有保证，才能落到实处。
与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差距，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客观动力。在谈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掣肘时，陈少峰还举出了具体事例来加以分析。
“在国外，版权收入占知识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很大份额，而且这种收入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是由内容产业支撑起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而中国目前赚钱多的文化产业还是靠平台而非内容。中国目前最大的几家文化企业都不是做内容，而是在做平台传播，内容则由中小企业去做，这个跟国外的文化产业的发达国家正好相反。”
转制大局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与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成为改革先锋。
早在2009年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确定了将在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的目标。并提出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总署在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方面不予限制。
根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2009年年底前，将全面完成地方和高校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改制任务，201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中央各部门（单位）出版单位的转制任务；三年内完成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转制任务；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三到五年内在全国形成六七家区域性出版物发行集团公司；解放和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从改革路线图与时间表不难发现，总署预期做大做强出版业的长期目标。相应地，总署也在政策、制度、投入、监督等措施上予以倾斜，以保障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健康顺利进行。
具体而言，政策上会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在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在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方面不予限制；支持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
投入上，则会充分利用国家支持的重点出版工程建设、设立专项出版基金等契机，采取招投标、政府采购、定向资助等手段，支持公益性出版单位出版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建立监督机制，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新闻出版资产经营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
组织上，成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指导、协调、实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确保改革的各项任务、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这种全方位的保驾护航，众多出版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规模出版集团成了转职后出版业的主要趋势。
与中央政策相呼应的，是地方的配套政策。转制的大背景，也是地方文化产业、集团做大做强的一个难得契机。以广东为例，早在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新华书店改革重组工作的通知》（粤办发[2009]35号）。
文件要求，广东省新华书店的整合将分为三步：三大集团分别完成商定区域内地级市的新华书店重组整合；三大集团分别完成商定区域内县(市、区)新华书店的重组整合工作，在各自区域内构建覆盖城乡的连锁经营网络，省内形成三个大型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集团；三大集团分别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整合相关资源，适时以适当方式组建全省统一的广东新华联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以一种超前的姿态，成为率先掀起转制大势的力量之一。截至目前，广东省发行集团已重组了14家市、县新华书店，不过，政府原本期望是在去年底以前完成72家市、县新华书店的重组。尽管与广东早前72家的整合任务仍然相去甚远，但至少已经摆明了前进的方向。
业内人士分析，相关重组思路提出的背后，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概念，提出要培养一批文化骨干企业。而随后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又提出了出版发行单位要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领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一批重量级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目前还尚未完成一家重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也仅完成了对一家县级新华书店的重组工作。这也使关东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肖开林意识到改革重组的难度。肖开林分析，公司短期内还无法实现35号文所寄望的连锁经营、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竞争力强的大型骨干发行集团。
全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继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也是2011年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启动非时政报刊改制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报刊市场散、乱、小的现状，原来事业体制下有一个很大需要改造的地方是，很多报刊资本不实，办报办得异常艰难。据悉，目前60%-70%报刊都是亏损的。这次改制，对报刊资本进行核实，首要任务就是夯实报刊实力。
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北京已有53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按计划要求，剩余改制单位将于2012年9月完成改制。
目前，全国非时政类报刊大约有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所有企业法人办的报刊，例如出版集团办报、报业集团办报等；还有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办的行业报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此前亦曾表示，今年首先要对这三类报刊进行转制，截至5月份已经改制了1300多家。
作为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第一家试点单位，2009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报社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挂牌。这也是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工作正式启动的先声。
伴随着转制而来的，是中国文化报内部事业编制的核销、职称为王时代的终结，以及与劳酬脱节的正式告别。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总结，包括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工作积极性上，在这家1985年创立的文化大报内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态势。
尽管政府在政策扶持上仍会对这家排头兵予以一定的倾斜，但转企改制的风向标作用已经异常明显。实践证明，报刊转制的决策是正确的，是文化产业走向市场，步入繁荣，做强做大的重要举措。
开工没有回头箭，毋庸置疑，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振兴背后的隐含要义，皆是“2020年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终极目标。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北京召开。四天时间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李长春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这是自十七大以来，中央首次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为全会的核心议题，也是继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
10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下称《公报》）正式发布。
政策护航
重提文化体制改革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向深水区的进一步延伸。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市场，如何让文化生产力突破制度性束缚，释放出应有的活力，是中国摆脱传统产业的发展瓶颈，寻觅新经济驱动力的关键。
《公报》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同国企改革类似，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两轮驱动思路，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顺其自然地指向了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市场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其中有成果也有阵痛，其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尤为珍贵。
实际上，早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的定论已经在传媒上屡被提及。分析人士普遍指出，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相应的文化扶持政策将会陆续出台，与此前的政策一起共同为文化事业的繁荣保驾护航。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副院长陈少峰分析，《决定》有可能提出扶持文化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我们更期望像扶持软件业那样，出台类似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和热情。”
陈少峰预测，在文化“走出去”方面，预计也会加大力度，出台有关金融、税收方面的扶持政策。
实际上，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的政策措施出台相对密集，对于文化产业的注重也由来已久。一方面，文化资源丰富的中国打造世界闻名大国的目标早已有之，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其相配套的文化地位便成为大势所趋。
早在2010年3月，旨在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便由中宣部等九部委发布。分析人士认为，《意见》的出台，是文化事业、产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客观上，《意见》也是一年来文交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繁荣的重要原因，以文交所为平台而实施的艺术品份额化模式已初步绽放了文化产业的活力。阶段性而言，尽管文交所诞生后与其相关的乱象频仍，但这也是文化艺术市场改革和创新的必要尝试。其中难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因此实现由乱而治，并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繁荣之路，则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约为8000亿左右。尽管总量已经初具规模，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到来，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伴随着相关政策、资金的到位，中国文化产业新的“黄金十年”即将开启。
改革要务
2020年文化强国的目标已经确立。接下面的任务便是通过各种渠道与努力去加以实现。
《公报》明确提出，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类似的提法，早已普见于传媒的报道。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亦纷纷建言筹谋未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路径。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议题，均重点诠释了中国继续通过改革带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客观上，难以规避的是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从经济强国走向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以文化为核心的综合软实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文化事业层面，就一直缺乏明晰的目标以及考核标准，这方面的改革亦很急迫，但是由于这个领域的改革涉及到行政体制方面，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陈少峰说。
近年来，陈少峰屡次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概念，其核心逻辑便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文化市场的繁荣以及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提升的重要前提。而当前最为突出的，则是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
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个年头。在加入WTO的相关协定中，我国对文化部门与产业的贸易保护程度最明显、贸易保护期也最长，客观而言文化产业仍是中国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一个落后产业。
如今，十年的缓冲期已过，文化产业亟待破题,这亦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要务。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长期滞胀风险的情况下，若能以勇于搅动体制深水区的决心，来启动文化产业这一具备巨大经济引擎能力,将会给中国引发又一次全面繁荣。
“文化体制的深水区改革，不会亚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史中国企转制、加入WTO等任何一项战略性改革的意义。”分析人士称。
由文化产业的落后现状所决定的中国软实力不足，以及中国文化传媒企业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也只能依靠深化行政管制体制改革，激励各类资本和中国国民中的文化智慧自由结合，才能在中国培育出可以在全球为中国竞争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一流文化传媒企业，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如果寄希望于由政府投资来主导、不放松行政审批权、不鼓励市场自由竞争的旧体制、旧模式，中国将很难产生世界顶级文化传媒企业，来为中国赢得与中国国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李建盛认为，党和国家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文化，突出表明了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也必须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和民族发展这样的高度，摆在重要位置，平衡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只有这样，文化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有保证，才能落到实处。
与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差距，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客观动力。在谈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掣肘时，陈少峰还举出了具体事例来加以分析。
“在国外，版权收入占知识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很大份额，而且这种收入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是由内容产业支撑起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而中国目前赚钱多的文化产业还是靠平台而非内容。中国目前最大的几家文化企业都不是做内容，而是在做平台传播，内容则由中小企业去做，这个跟国外的文化产业的发达国家正好相反。”
转制大局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与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成为改革先锋。
早在2009年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确定了将在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的目标。并提出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总署在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方面不予限制。
根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2009年年底前，将全面完成地方和高校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改制任务，201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中央各部门（单位）出版单位的转制任务；三年内完成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转制任务；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三到五年内在全国形成六七家区域性出版物发行集团公司；解放和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从改革路线图与时间表不难发现，总署预期做大做强出版业的长期目标。相应地，总署也在政策、制度、投入、监督等措施上予以倾斜，以保障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健康顺利进行。
具体而言，政策上会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在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在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方面不予限制；支持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
投入上，则会充分利用国家支持的重点出版工程建设、设立专项出版基金等契机，采取招投标、政府采购、定向资助等手段，支持公益性出版单位出版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建立监督机制，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新闻出版资产经营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
组织上，成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指导、协调、实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确保改革的各项任务、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这种全方位的保驾护航，众多出版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规模出版集团成了转职后出版业的主要趋势。
与中央政策相呼应的，是地方的配套政策。转制的大背景，也是地方文化产业、集团做大做强的一个难得契机。以广东为例，早在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新华书店改革重组工作的通知》（粤办发[2009]35号）。
文件要求，广东省新华书店的整合将分为三步：三大集团分别完成商定区域内地级市的新华书店重组整合；三大集团分别完成商定区域内县(市、区)新华书店的重组整合工作，在各自区域内构建覆盖城乡的连锁经营网络，省内形成三个大型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集团；三大集团分别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整合相关资源，适时以适当方式组建全省统一的广东新华联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以一种超前的姿态，成为率先掀起转制大势的力量之一。截至目前，广东省发行集团已重组了14家市、县新华书店，不过，政府原本期望是在去年底以前完成72家市、县新华书店的重组。尽管与广东早前72家的整合任务仍然相去甚远，但至少已经摆明了前进的方向。
业内人士分析，相关重组思路提出的背后，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概念，提出要培养一批文化骨干企业。而随后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又提出了出版发行单位要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领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一批重量级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目前还尚未完成一家重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也仅完成了对一家县级新华书店的重组工作。这也使关东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肖开林意识到改革重组的难度。肖开林分析，公司短期内还无法实现35号文所寄望的连锁经营、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竞争力强的大型骨干发行集团。
全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继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也是2011年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启动非时政报刊改制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报刊市场散、乱、小的现状，原来事业体制下有一个很大需要改造的地方是，很多报刊资本不实，办报办得异常艰难。据悉，目前60%-70%报刊都是亏损的。这次改制，对报刊资本进行核实，首要任务就是夯实报刊实力。
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北京已有53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按计划要求，剩余改制单位将于2012年9月完成改制。
目前，全国非时政类报刊大约有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所有企业法人办的报刊，例如出版集团办报、报业集团办报等；还有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办的行业报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此前亦曾表示，今年首先要对这三类报刊进行转制，截至5月份已经改制了1300多家。
作为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第一家试点单位，2009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报社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挂牌。这也是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工作正式启动的先声。
伴随着转制而来的，是中国文化报内部事业编制的核销、职称为王时代的终结，以及与劳酬脱节的正式告别。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总结，包括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工作积极性上，在这家1985年创立的文化大报内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态势。
尽管政府在政策扶持上仍会对这家排头兵予以一定的倾斜，但转企改制的风向标作用已经异常明显。实践证明，报刊转制的决策是正确的，是文化产业走向市场，步入繁荣，做强做大的重要举措。
开工没有回头箭，毋庸置疑，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振兴背后的隐含要义，皆是“2020年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