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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知青的人，可能会有一个经历，每年夏秋两季，粮食收下了，去粮站交公购粮。
农村的公购粮分两种，一种是公粮，古称皇粮，就是农业税，是不给钱的。每年根据各个生产队地亩的数量，定有一个标准。还有一种是定购粮，当时叫爱国购粮，就是每个生产队要按照上面定下来的数量，每年必须向国家交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个粮是给钱的，但是给的价格非常低。在我的印象里，小麦一斤是一毛二分钱，玉米一斤九分钱。我们队每年要交三四千斤公购粮，大概是产量的百分之十。
我们队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每年春荒的时候，队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就要去李家山生产队借粮食。当时，公社的规定是：生产队之间借粮食，可以，也没有利息。但是借粮食的生产队，要替人家去交公购粮，借多少替人家交多少。
借粮食的时候，是人家有什么粮食就给你什么粮食，不论好坏，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到了我们去粮站交粮的时候，就非常麻烦，粮站对我们交的粮食是百般挑剔，我们按规定一年要交三四千斤就行了，实际上我们都要交到六七千斤。这其中的两三千斤，就是春天借别人的粮。
我下乡的生产队在宝鸡县晁峪，是山区，交粮要到宝鸡市西关粮站，距我们队有六十里的山路，中间还要翻两架山。
我们队每次交粮都是去三个架子车，六个人。每个架子车上装八袋麦子或者玉米，一袋装三斗，一百二十斤。那年，交麦子的时候，正值七月，队上把麦子摊到场上，晒了一天，晒得干干的了，才灌到袋子里，抬到车上放顺捆好，两个人一辆架子车。然后还要有一个女子牵下一头犍牛挂坡，因为，翻山的时侯，没有犍牛挂坡，人是拉不上去的。当时交粮用的架车子也很有意思，生产队有两辆架子车，破得很，车圈都扁了，根本走不了长路。而农民家的架子车，车轱辘好，车架子也好，但是谁也不愿用自己家的车去拉公粮。所以，队上对每一个架子车，一天多给记两个工分，就是七分钱。我们交粮的人也多给两个工分，一天记十二个工分，值四毛五分钱。
那天，我们晚上八点多，拉着粮车出发，六十里山路，整整走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宝鸡。到了之后，先把粮车拉倒市里红旗路和长寿路之间的一块三角空地上，用扫帚把地扫干净，粮食倒下，用一个一米来长、带把的大木朳子，把粮食平摊在路上晒着，然后派人去到西关粮站打听交粮的事。一会打听消息的人跑回来说，交粮的人很多，最主要的是，今年收粮严得很，不好交，我们听了心里都很沉重，只有顶着烈日，一遍一遍把摊到地上的粮食，用木耙子拉来梳去，使它里外都晒得均匀。
中午大太阳当头照着，马路上的温度，总在四十度以上，路面上腾起的一股股热浪烤得人脸生疼。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我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渍透了，全是一圈一圈的汗渍印子。人踩在麦子上翻梳一遍，汗水就噼里啪啦地滴在麦子上。常年风吹日晒的农人，肤色都是黝黑黝黑的，年龄也比城里的同龄人显长十岁。我现在一看到电视剧里细皮嫩肉的农人就感慨得很，这是城里人吃农家乐呢！生在城里的人啊，哪里能体会到天下农人的辛苦。前几天我写了一篇知青生活的笔记，我过去的同事王明亭看了说：“哦，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总把掉到饭桌上的饭粒拾起来吃了。”我说：“是吗？没意识，习惯了吧！”到了下午粮食就晒得非常干脆了，我们把粮食一袋子一袋子灌好，装到车上拉到西关粮站。
西关粮站验粮的，脸上长着几个麻点，个子很高，但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腰弯得像一张弓，看人的时候脖子不会动，眼睛就总是斜视，让人心里不舒服。当时粮站的人，对农民来说，那就是神了。农民给他们说话时候，永远都是一脸的谄笑，对他们的称谓也特别有意思，验收粮食的就叫马验收，给粮食过磅的叫李过磅，记账的叫张记账，都称职务，和现在也很像。我们把粮食拉到粮站，马验收用手一摸，还是热的，就说：“放到一边晾着去。”我们赶紧把车子拉到树底下，队长贵学躬着腰，小心地给马验收把烟点上。快下班了，马验收拿了一个钢钎一样的验收粮钎简，插进粮袋里转了一下，又拔出来。从钎筒的中间拿出来了几颗粮食，放到嘴里一嚼，说：“粮不干，明天晒了再说。”他话一说完，我们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我们来宝鸡无亲无故，又拉着几千斤粮食，住没住处，放没放处，在这呆上一天，可咋么办呀？队长赶快又去送上一只烟，马验收手摆得拨浪鼓一样，坚决不吸。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粮食又拉出来。到哪里去呢？队长想一下还是拉到红旗路上午晒麦子的场地边等着吧，明天不下雨，也好占地方再晒一晒。如果下雨红旗路铁路桥底下还可以避一避。当时，市里满大街都是农村来交粮食的。我们刚安顿好准备躺下休息，西边突然就上来了一团黑云，大家心里“咯噔”一惊。霎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却竟然把满天的乌云都吹散了，我们心里好庆幸，感觉好幸福。这时大家才感到肚子饿透了，从中午吃了两口干馍，到现在已经八九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嘴上全都起了干皮。从布兜里掏出干馍，怎么也咽不下去，我就用我的军用水壶跑到市民家院子水管上接些凉水，大家就着凉水吃些干馍。
在我们的旁边，是金河公社来交粮食的。晚上十点多，就有市民来找我们，想买点儿粮食。我们队长一听，这不是要犯错误吗？坚决不干！他们就转向旁边金河公社交粮的人去了。金河公社的人小声商量了一会儿，就卖给了市民几十斤麦子，这在当时，叫盗卖集体粮食，是很重的罪过。当天晚上我们就和衣枕着道沿，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赶在太阳出来以前，再把粮食平平地摊在路上，然后队长领着我们到了南门口三好食堂想去吃点饭。说是吃饭，就是去找口热汤，吃点干馍。当时，物资紧张，卖早点的地方也少。三好食堂早晨卖豆浆油条。队长领着大家，想一人买一碗豆浆或者稀饭，然后就着干馍吃一点就算了。但是当时买油条才给卖豆浆。我们只想买豆浆，人家不给卖。正在这时，队长突然给我们招手。原来城里有一个人，只要买油条，但油条和豆浆都是成套的，人家买完后只把油条拿走了，豆浆就剩下了，队长招呼我们说：“有剩下的豆浆，我们匀匀喝一喝就行咧。”但是我一看只有三碗豆浆，我们五个人怎么喝？还有一个在看粮食，又怎么办呀？当时大家都没有钱，就是有点钱也舍不得买油条吃啊。我看他们一个个看着别人吃油条的样子，心里非常不忍，做知青的毕竟父母每月还要给几块零花钱，我就买了十二根油条，六碗豆浆，当时油条一两粮票三分钱，一碗豆浆二分钱。当年人长得瘦，但油条胖，现在人胖了，油条却瘦了。饭后农民舔着嘴唇非常满足地说：“多少年都没吃过油条了。”
到了下午，粮食晒得邦邦脆了，我们把粮食装起来，再拉到西关粮站。马验收的脸吊得老长，也没有用验粮筒，只用手一摸就说：“不行。”这时金河交粮的老李拉了拉我们队长的衣袖悄悄地说：“你怕是要给买两盒烟呢。”队长说：“我哪有钱？”老李说：“你不送烟，这个粮怕是不好交。”我们队长手一摊说：“我真的没有钱么！”老李说：“你不能用粮食去换点钱？不然的话，这么熬，你受得下？”队长问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好派贵生装了十来斤麦子，到门口找那些专门等着买麦子的市民，卖了，然后去买了四盒黄金叶。送给马验粮两盒，李过磅、张记账每人一盒。其实老李也是怕我们告发他，拉我们下水呢。唉，都是万难的农民，哪里会呢。
天擦黑粮食才交完。由于晒得太干了，又卖出去一点，交粮数和队上预测的数就差了四五十斤。大家心里都熬煎，这时贵生问队长：“晚上吃啥？”
队长恨恨地吼了一声：“吃个屁，回！”
——2015年西安铁路局《五彩石》春夏卷
农村的公购粮分两种，一种是公粮，古称皇粮，就是农业税，是不给钱的。每年根据各个生产队地亩的数量，定有一个标准。还有一种是定购粮，当时叫爱国购粮，就是每个生产队要按照上面定下来的数量，每年必须向国家交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个粮是给钱的，但是给的价格非常低。在我的印象里，小麦一斤是一毛二分钱，玉米一斤九分钱。我们队每年要交三四千斤公购粮，大概是产量的百分之十。
我们队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每年春荒的时候，队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就要去李家山生产队借粮食。当时，公社的规定是：生产队之间借粮食，可以，也没有利息。但是借粮食的生产队，要替人家去交公购粮，借多少替人家交多少。
借粮食的时候，是人家有什么粮食就给你什么粮食，不论好坏，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到了我们去粮站交粮的时候，就非常麻烦，粮站对我们交的粮食是百般挑剔，我们按规定一年要交三四千斤就行了，实际上我们都要交到六七千斤。这其中的两三千斤，就是春天借别人的粮。
我下乡的生产队在宝鸡县晁峪，是山区，交粮要到宝鸡市西关粮站，距我们队有六十里的山路，中间还要翻两架山。
我们队每次交粮都是去三个架子车，六个人。每个架子车上装八袋麦子或者玉米，一袋装三斗，一百二十斤。那年，交麦子的时候，正值七月，队上把麦子摊到场上，晒了一天，晒得干干的了，才灌到袋子里，抬到车上放顺捆好，两个人一辆架子车。然后还要有一个女子牵下一头犍牛挂坡，因为，翻山的时侯，没有犍牛挂坡，人是拉不上去的。当时交粮用的架车子也很有意思，生产队有两辆架子车，破得很，车圈都扁了，根本走不了长路。而农民家的架子车，车轱辘好，车架子也好，但是谁也不愿用自己家的车去拉公粮。所以，队上对每一个架子车，一天多给记两个工分，就是七分钱。我们交粮的人也多给两个工分，一天记十二个工分，值四毛五分钱。
那天，我们晚上八点多，拉着粮车出发，六十里山路，整整走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宝鸡。到了之后，先把粮车拉倒市里红旗路和长寿路之间的一块三角空地上，用扫帚把地扫干净，粮食倒下，用一个一米来长、带把的大木朳子，把粮食平摊在路上晒着，然后派人去到西关粮站打听交粮的事。一会打听消息的人跑回来说，交粮的人很多，最主要的是，今年收粮严得很，不好交，我们听了心里都很沉重，只有顶着烈日，一遍一遍把摊到地上的粮食，用木耙子拉来梳去，使它里外都晒得均匀。
中午大太阳当头照着，马路上的温度，总在四十度以上，路面上腾起的一股股热浪烤得人脸生疼。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我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渍透了，全是一圈一圈的汗渍印子。人踩在麦子上翻梳一遍，汗水就噼里啪啦地滴在麦子上。常年风吹日晒的农人，肤色都是黝黑黝黑的，年龄也比城里的同龄人显长十岁。我现在一看到电视剧里细皮嫩肉的农人就感慨得很，这是城里人吃农家乐呢！生在城里的人啊，哪里能体会到天下农人的辛苦。前几天我写了一篇知青生活的笔记，我过去的同事王明亭看了说：“哦，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总把掉到饭桌上的饭粒拾起来吃了。”我说：“是吗？没意识，习惯了吧！”到了下午粮食就晒得非常干脆了，我们把粮食一袋子一袋子灌好，装到车上拉到西关粮站。
西关粮站验粮的，脸上长着几个麻点，个子很高，但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腰弯得像一张弓，看人的时候脖子不会动，眼睛就总是斜视，让人心里不舒服。当时粮站的人，对农民来说，那就是神了。农民给他们说话时候，永远都是一脸的谄笑，对他们的称谓也特别有意思，验收粮食的就叫马验收，给粮食过磅的叫李过磅，记账的叫张记账，都称职务，和现在也很像。我们把粮食拉到粮站，马验收用手一摸，还是热的，就说：“放到一边晾着去。”我们赶紧把车子拉到树底下，队长贵学躬着腰，小心地给马验收把烟点上。快下班了，马验收拿了一个钢钎一样的验收粮钎简，插进粮袋里转了一下，又拔出来。从钎筒的中间拿出来了几颗粮食，放到嘴里一嚼，说：“粮不干，明天晒了再说。”他话一说完，我们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我们来宝鸡无亲无故，又拉着几千斤粮食，住没住处，放没放处，在这呆上一天，可咋么办呀？队长赶快又去送上一只烟，马验收手摆得拨浪鼓一样，坚决不吸。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粮食又拉出来。到哪里去呢？队长想一下还是拉到红旗路上午晒麦子的场地边等着吧，明天不下雨，也好占地方再晒一晒。如果下雨红旗路铁路桥底下还可以避一避。当时，市里满大街都是农村来交粮食的。我们刚安顿好准备躺下休息，西边突然就上来了一团黑云，大家心里“咯噔”一惊。霎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却竟然把满天的乌云都吹散了，我们心里好庆幸，感觉好幸福。这时大家才感到肚子饿透了，从中午吃了两口干馍，到现在已经八九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嘴上全都起了干皮。从布兜里掏出干馍，怎么也咽不下去，我就用我的军用水壶跑到市民家院子水管上接些凉水，大家就着凉水吃些干馍。
在我们的旁边，是金河公社来交粮食的。晚上十点多，就有市民来找我们，想买点儿粮食。我们队长一听，这不是要犯错误吗？坚决不干！他们就转向旁边金河公社交粮的人去了。金河公社的人小声商量了一会儿，就卖给了市民几十斤麦子，这在当时，叫盗卖集体粮食，是很重的罪过。当天晚上我们就和衣枕着道沿，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赶在太阳出来以前，再把粮食平平地摊在路上，然后队长领着我们到了南门口三好食堂想去吃点饭。说是吃饭，就是去找口热汤，吃点干馍。当时，物资紧张，卖早点的地方也少。三好食堂早晨卖豆浆油条。队长领着大家，想一人买一碗豆浆或者稀饭，然后就着干馍吃一点就算了。但是当时买油条才给卖豆浆。我们只想买豆浆，人家不给卖。正在这时，队长突然给我们招手。原来城里有一个人，只要买油条，但油条和豆浆都是成套的，人家买完后只把油条拿走了，豆浆就剩下了，队长招呼我们说：“有剩下的豆浆，我们匀匀喝一喝就行咧。”但是我一看只有三碗豆浆，我们五个人怎么喝？还有一个在看粮食，又怎么办呀？当时大家都没有钱，就是有点钱也舍不得买油条吃啊。我看他们一个个看着别人吃油条的样子，心里非常不忍，做知青的毕竟父母每月还要给几块零花钱，我就买了十二根油条，六碗豆浆，当时油条一两粮票三分钱，一碗豆浆二分钱。当年人长得瘦，但油条胖，现在人胖了，油条却瘦了。饭后农民舔着嘴唇非常满足地说：“多少年都没吃过油条了。”
到了下午，粮食晒得邦邦脆了，我们把粮食装起来，再拉到西关粮站。马验收的脸吊得老长，也没有用验粮筒，只用手一摸就说：“不行。”这时金河交粮的老李拉了拉我们队长的衣袖悄悄地说：“你怕是要给买两盒烟呢。”队长说：“我哪有钱？”老李说：“你不送烟，这个粮怕是不好交。”我们队长手一摊说：“我真的没有钱么！”老李说：“你不能用粮食去换点钱？不然的话，这么熬，你受得下？”队长问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好派贵生装了十来斤麦子，到门口找那些专门等着买麦子的市民，卖了，然后去买了四盒黄金叶。送给马验粮两盒，李过磅、张记账每人一盒。其实老李也是怕我们告发他，拉我们下水呢。唉，都是万难的农民，哪里会呢。
天擦黑粮食才交完。由于晒得太干了，又卖出去一点，交粮数和队上预测的数就差了四五十斤。大家心里都熬煎，这时贵生问队长：“晚上吃啥？”
队长恨恨地吼了一声：“吃个屁，回！”
——2015年西安铁路局《五彩石》春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