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标签。文学在此进程中也未能免俗，呈现出娱乐化、媚俗化、商业化的特征。而当文学开始停留在追求瞬间感觉的层面时，这势必造成思想的缺失，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此时刘庆邦煤矿小说的出现，就显得格外的宝贵。刘庆邦笃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个特殊的社会，给与边缘群体以关怀。
关键词：煤矿；人文关怀；边缘群体
作者简介：张玉红（1992-），女，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辽宁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一、矿工生存的外部困境
从表象上来看，矿工的生存困境首先来源于生活环境的恶劣。矿工们的活动大都比较单一，他们每天重复的动作无非就是工作、吃饭、睡觉。而这些活动场所的环境却是差强人意的：混沌污浊的澡堂、臭气熏天的住房、黑暗逼仄的煤窑……他们常年与铁器、石头、火药打交道，所以身上都不可避免的留下伤痕，这些皮肉破开的地方，再沾染上煤屑，就在他们身上留下纹身一样的图案，给他们的煤矿生涯烙上深深的印记。煤窑这样一个地狱似的黑洞处处充满着危机，冒顶、着火、透水、瓦斯爆炸，每一样都有可能索走他们的生命。除此之外，社会地位的低下也给矿工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压迫。矿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大多勤劳质朴，想靠卖力气来挣一口饭吃。然而他们处在被领导的地位，遭到多方的压制，他们的处境是低下——受迫——更低下的恶性循环。在煤矿上，矿长甚至班长的命令就是一切，他们对底层的矿工可以任意调遣。班长可以因为一点小事打骂矿工，更有甚者找一个打手代他实行职责。对于帮他打人的矿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们实行奖赏；对于挨打的矿工，他也可以随意挪扣他们的工分，使他们不但挨了打，在井下一天的活也白干了。就是这样不人道的制度，深受其害的矿工却也完全不敢反抗，身为一个底层的矿工，他们没有主动权，也得不到人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生命也就困囿在漆黑的煤窑之中。
二、矿工生存的内部困境
从内在精神上来讲，矿工们的困境还来源于他们自身看客式的心态。战国末期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学说，认为在人的原始意识中，都留有恶的缩影。刘庆邦小说中对矿工们看客形象的刻画，正实现了对人性恶的揭示。《血劲》中的雄是一个缺少血气的老实人，他的老婆和卖狗肉的秤锤好上了，他不敢惹怒老婆，更不敢去找秤锤说事，他一直希望老婆在面上让他过得去就行了，这让他在外人面前还能保留住颜面。而矿上的工友们却偷听墙角，对雄百般挖苦，似乎等着看雄和秤锤闹的轰轰烈烈好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這同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毫无区别。然而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有的看客已经不能满足于对别人困境的欣赏，甚至参与到对别人的虐杀之中。《打手》中的图偶然替班长打了贵，得到了多加5个工分的好处，就跟在班长后边等着班长看谁不顺眼就上去一顿毒打。后来班长不再给他加工分了，他还是愿意帮班长打人，并且上了瘾。这些看客们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也好，出于对无聊生活的打发也好，他们都在这些“看”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对人物精神的虐杀，体现出他们作为帮凶的实质。他们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非但不能对别人的痛楚抱以同情和理解，反而对他们的困境加以揭示和嘲笑，他们在“欣赏”和开启他人悲剧的同时，转嫁着自己的悲剧。其次就是矿工精神的物化。刘庆邦小说中的人物在进入煤矿之前大抵是淳朴忠厚的农民，中国悠久的农耕社会使得他们身上带有着浓厚原始的情感。随着他们走出农村，进入煤矿，也逐渐走向了精神物化。《神木》中的唐朝霞、宋金明本来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却又靠杀害农民矿工的生命谋取钱财，他们在完善铸造自己的美满生活的同时，却将别的家庭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金钱的渴望使他们丧失了对同行们的关切和同情以及自己的人性。宋金明也想过好好过日子不再干这些用人命换钱的事，然而对金钱的渴求一次次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很难使自己在这场沦陷中停下来。金钱物质肆意横行，一步步侵蚀着浸泡其中的人，最终也使得他们丧失了对亲情的守望。矿工们的子女甚至将自己的生活建构在自己父亲的死亡之上，如果父亲死了，他们贫困的生活就会有转机，他们可能会有一份不用下井的工作，会得到矿上的补助金，会娶一个老婆……煤矿工人对物质的追求使他们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为维持基本的物质导致的人格丧失，一是物质欲望膨胀导致的灵魂扭曲。
三、梦境——灵魂深处的关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可以分为超我、自我、本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是“生理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东西，缺乏逻辑性，只是追求满足，无视社会价值”因此，本我也更能体现人的真实感受。人在做梦时体内的里比多不受控制自由驰骋，本我就悄悄地摆脱理性的控制而成为主角。因此，梦境就是本我精神层面的显示。刘庆邦多次描写矿工们的梦境，就是将笔触延伸到矿工的潜意识中去，探寻他们最本质的精神状况。《窑哥儿》中的泉子试图用自己纯真的情感净化矿上污浊的空气，净化老白。当他得知自己失败后梦到自己回了家，而家里的人却都不认识他了，他着急地哭出来，而他的姐妹们和母亲只是对他笑笑。姐妹和母亲是他珍视的女性，也是他美好理想的来源。他的梦境从侧面表现出泉子在新环境下原有观念的破灭，美好理想的破灭，而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适应新的观念，因此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从而产生一种迷失的怅惘。《晚上十点：一切正常》讲述了李顺和因工作失误造成儿子身亡的悲剧故事。李顺和不被儿媳原谅，不被孙子原谅，甚至不被周围的群众原谅。他们一再地提起李顺和的过失，使他无法走出这场阴霾，李顺和只能梦中梦到儿子原谅了自己，来进行自我救赎。而这种灵魂深处的诉求是李顺和内心的真实渴望，是他最真挚的情感需求。刘庆邦从潜意识的角度深入的挖掘矿工们精神的困扰，实现了对人精神状况的分析和关怀。
四、人道主义的写作主题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的写作原则，这传承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从此被中国大众所熟知，经过中国文学家的不断传承，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秉承的基本主题之一。刘庆邦也正是秉承着一个人道主义生产者的原则，带着对人的生存苦难的悲悯情怀，对人性的捍卫，对人性自然性的肯定与呼唤，实践着他人道主义的写作主题。刘庆邦的煤矿小说并不是单纯的对苦难的书写，他自己也不同意他将苦难都赋予了煤矿的说法。“我除了写到煤矿的苦难，也写了不少煤矿里美好和温暖的东西。苦难，是一种社会学的判断，是一种生存判断。我更愿意从存在的角度和文学的角度看取煤矿生活。”刘庆邦并没有在他的小说中构建所谓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更没有笼统的借现象来判断人物的好坏，这不是浮露于表的伪苦难文学。苦难只是煤矿小说的表象，而刘庆邦的深刻性在于表象下对人生存问题的探讨。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本性的缺失，反而是一种进化的结果。他笔下的矿工形象“像是一些切断了农村文化背景却又并未真正找到大工业生存方式的精神上的流浪儿”，他们在煤矿这个世界里断了层，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换，精神找不到依托。刘庆邦看到了矿工们的生活表象下的灵魂的彷徨，走进矿工们的深层世界将这种诉求表达了出来，这也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刘庆邦. 刘庆邦小说自选集[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
[2]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智慧：弗洛伊德心理哲学解读[M].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6.
[3]建兵、刘庆邦. 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刘庆邦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9，（3）.
[4]荀羽琨. 刘庆邦小说的人文关怀[D].南昌：南昌大学， 2006.
关键词：煤矿；人文关怀；边缘群体
作者简介：张玉红（1992-），女，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辽宁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一、矿工生存的外部困境
从表象上来看，矿工的生存困境首先来源于生活环境的恶劣。矿工们的活动大都比较单一，他们每天重复的动作无非就是工作、吃饭、睡觉。而这些活动场所的环境却是差强人意的：混沌污浊的澡堂、臭气熏天的住房、黑暗逼仄的煤窑……他们常年与铁器、石头、火药打交道，所以身上都不可避免的留下伤痕，这些皮肉破开的地方，再沾染上煤屑，就在他们身上留下纹身一样的图案，给他们的煤矿生涯烙上深深的印记。煤窑这样一个地狱似的黑洞处处充满着危机，冒顶、着火、透水、瓦斯爆炸，每一样都有可能索走他们的生命。除此之外，社会地位的低下也给矿工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压迫。矿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大多勤劳质朴，想靠卖力气来挣一口饭吃。然而他们处在被领导的地位，遭到多方的压制，他们的处境是低下——受迫——更低下的恶性循环。在煤矿上，矿长甚至班长的命令就是一切，他们对底层的矿工可以任意调遣。班长可以因为一点小事打骂矿工，更有甚者找一个打手代他实行职责。对于帮他打人的矿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们实行奖赏；对于挨打的矿工，他也可以随意挪扣他们的工分，使他们不但挨了打，在井下一天的活也白干了。就是这样不人道的制度，深受其害的矿工却也完全不敢反抗，身为一个底层的矿工，他们没有主动权，也得不到人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生命也就困囿在漆黑的煤窑之中。
二、矿工生存的内部困境
从内在精神上来讲，矿工们的困境还来源于他们自身看客式的心态。战国末期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学说，认为在人的原始意识中，都留有恶的缩影。刘庆邦小说中对矿工们看客形象的刻画，正实现了对人性恶的揭示。《血劲》中的雄是一个缺少血气的老实人，他的老婆和卖狗肉的秤锤好上了，他不敢惹怒老婆，更不敢去找秤锤说事，他一直希望老婆在面上让他过得去就行了，这让他在外人面前还能保留住颜面。而矿上的工友们却偷听墙角，对雄百般挖苦，似乎等着看雄和秤锤闹的轰轰烈烈好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這同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毫无区别。然而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有的看客已经不能满足于对别人困境的欣赏，甚至参与到对别人的虐杀之中。《打手》中的图偶然替班长打了贵，得到了多加5个工分的好处，就跟在班长后边等着班长看谁不顺眼就上去一顿毒打。后来班长不再给他加工分了，他还是愿意帮班长打人，并且上了瘾。这些看客们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也好，出于对无聊生活的打发也好，他们都在这些“看”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对人物精神的虐杀，体现出他们作为帮凶的实质。他们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非但不能对别人的痛楚抱以同情和理解，反而对他们的困境加以揭示和嘲笑，他们在“欣赏”和开启他人悲剧的同时，转嫁着自己的悲剧。其次就是矿工精神的物化。刘庆邦小说中的人物在进入煤矿之前大抵是淳朴忠厚的农民，中国悠久的农耕社会使得他们身上带有着浓厚原始的情感。随着他们走出农村，进入煤矿，也逐渐走向了精神物化。《神木》中的唐朝霞、宋金明本来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却又靠杀害农民矿工的生命谋取钱财，他们在完善铸造自己的美满生活的同时，却将别的家庭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金钱的渴望使他们丧失了对同行们的关切和同情以及自己的人性。宋金明也想过好好过日子不再干这些用人命换钱的事，然而对金钱的渴求一次次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很难使自己在这场沦陷中停下来。金钱物质肆意横行，一步步侵蚀着浸泡其中的人，最终也使得他们丧失了对亲情的守望。矿工们的子女甚至将自己的生活建构在自己父亲的死亡之上，如果父亲死了，他们贫困的生活就会有转机，他们可能会有一份不用下井的工作，会得到矿上的补助金，会娶一个老婆……煤矿工人对物质的追求使他们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为维持基本的物质导致的人格丧失，一是物质欲望膨胀导致的灵魂扭曲。
三、梦境——灵魂深处的关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可以分为超我、自我、本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是“生理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东西，缺乏逻辑性，只是追求满足，无视社会价值”因此，本我也更能体现人的真实感受。人在做梦时体内的里比多不受控制自由驰骋，本我就悄悄地摆脱理性的控制而成为主角。因此，梦境就是本我精神层面的显示。刘庆邦多次描写矿工们的梦境，就是将笔触延伸到矿工的潜意识中去，探寻他们最本质的精神状况。《窑哥儿》中的泉子试图用自己纯真的情感净化矿上污浊的空气，净化老白。当他得知自己失败后梦到自己回了家，而家里的人却都不认识他了，他着急地哭出来，而他的姐妹们和母亲只是对他笑笑。姐妹和母亲是他珍视的女性，也是他美好理想的来源。他的梦境从侧面表现出泉子在新环境下原有观念的破灭，美好理想的破灭，而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适应新的观念，因此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从而产生一种迷失的怅惘。《晚上十点：一切正常》讲述了李顺和因工作失误造成儿子身亡的悲剧故事。李顺和不被儿媳原谅，不被孙子原谅，甚至不被周围的群众原谅。他们一再地提起李顺和的过失，使他无法走出这场阴霾，李顺和只能梦中梦到儿子原谅了自己，来进行自我救赎。而这种灵魂深处的诉求是李顺和内心的真实渴望，是他最真挚的情感需求。刘庆邦从潜意识的角度深入的挖掘矿工们精神的困扰，实现了对人精神状况的分析和关怀。
四、人道主义的写作主题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的写作原则，这传承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从此被中国大众所熟知，经过中国文学家的不断传承，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秉承的基本主题之一。刘庆邦也正是秉承着一个人道主义生产者的原则，带着对人的生存苦难的悲悯情怀，对人性的捍卫，对人性自然性的肯定与呼唤，实践着他人道主义的写作主题。刘庆邦的煤矿小说并不是单纯的对苦难的书写，他自己也不同意他将苦难都赋予了煤矿的说法。“我除了写到煤矿的苦难，也写了不少煤矿里美好和温暖的东西。苦难，是一种社会学的判断，是一种生存判断。我更愿意从存在的角度和文学的角度看取煤矿生活。”刘庆邦并没有在他的小说中构建所谓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更没有笼统的借现象来判断人物的好坏，这不是浮露于表的伪苦难文学。苦难只是煤矿小说的表象，而刘庆邦的深刻性在于表象下对人生存问题的探讨。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本性的缺失，反而是一种进化的结果。他笔下的矿工形象“像是一些切断了农村文化背景却又并未真正找到大工业生存方式的精神上的流浪儿”，他们在煤矿这个世界里断了层，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换，精神找不到依托。刘庆邦看到了矿工们的生活表象下的灵魂的彷徨，走进矿工们的深层世界将这种诉求表达了出来，这也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刘庆邦. 刘庆邦小说自选集[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
[2]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智慧：弗洛伊德心理哲学解读[M].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6.
[3]建兵、刘庆邦. 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刘庆邦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9，（3）.
[4]荀羽琨. 刘庆邦小说的人文关怀[D].南昌：南昌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