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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证明，在金融体系日益关联的当下，传统的微观金融监管模式并不适用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金融业既要面临宏观经济调速换挡的新挑战，还要应对原有潜在累积风险逐步显性化的新问题，由此引致的金融脆弱性已不容忽视。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金融监管
一、引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经历了快速的扩张，伴随着经济调速换挡，原本潜在累积的风险逐步释放，我国已经进入金融风险多发易发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分析当前我国系统性风险的现实状况，对于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微观审慎已不再适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了系统性风险强大的负外部性，它损害了金融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并对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旧没有走出此次危机的阴霾。反思本次危机，人们认识到，传统的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适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然而，单个机构的稳健并不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即微观审慎监管难以有效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原因在于，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掌握金融机构间日益紧密的关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网络。为了拓展业务或者管理风险，金融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了复杂、巨大的金融网络。然而，一旦网络中的单个或多个机构出现违约或者破产的情况，在非危机状态下看似稳健的机构个体将会受到相关交易对手破产或者共持财产下跌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金融网络中“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存在，将使得系统性风险迅速扩大和蔓延，最终致使金融体系崩溃和危机爆发。
三、新时代我国金融业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面临调速换挡，隐形风险逐步显性化，“灰犀牛”渐渐逼近，金融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具体而言，当下我国金融业面临以下风险因素的挑战。
（一）经济增速放缓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日趋严峻。国际上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势头疲弱，美国政坛走向分裂，英国脱欧仍存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特别是近期大肆蔓延的新冠肺炎更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国内来看，国家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上升。我国2019年全年四个季度的GDP较上一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6.4%、6.3%、6.2%、6.1%，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复杂又严峻的经济增长形势下，实体经济将面临更多挑战，相关风险加速集聚，而这又将进一步放大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二）宏观杠杆率高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高速上升，从2008年的141.2%升至2019年的245.4%，年均增幅8.68%，债务违约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当前面临的重要风险隐患。同时，随着近期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未来我国债务规模存在阶段性上升的可能。就部门而言，我国宏观杠杆率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其中，居民部门杠杆上升过快，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尤为突出。2019年我国居民、非金融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分别达到了55.8%、151.3%、16.8%、21.5%。居民杆杆自2008年到2019年实现的年均增幅达3.4%，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居民住房贷款需求的大幅上升。2015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持续高于150%，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中央政府债务水平稳定可控，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近几年上升较快，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包含了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四万亿”刺激计划等。此外，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多样，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隐性债务风险甄别难度较大。
（三）影子银行规模庞大
2019年末，我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为59.2万亿元，占银行总资产规模的21.4%，处于较高水平。自2011年开始，国内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了监管套利，大力发展银行理财、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影子银行业务，各种高风险业务层层嵌套，由此影子银行规模快速扩张。相关证据表明影子银行对2015年中国股灾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当时的银行理财资金在场外配资中的占比高达40%，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异常波动。此外，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强了金融部门间的相互关联，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进而使得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四）金融新业态带来风险隐患
伴随着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大数据（Big data）、区块链（BT）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宽，同时也使得我国金融业面临新的风险隐患。这种新型风险的出现，将使得传统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失效。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削弱了原有的金融行业壁垒，突破了传统金融关联的空间限制，促使部门间关联程度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风险在部门、市场、区域间的传染效应。同时，被动投资规模的上升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被动投资是计算机根据市场因子的变化，自动进行增减持仓，进而放大了市场上的同向冲击，增加了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这也是近期美股在短短10天时间内发生四次熔断的驱动因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已进入风险易发多发阶段，但仍处于可控范围以内。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金融体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运行。为此，本文认为：第一，要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健全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规则，对市场中的金融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第二，要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理机制，对危机事件做到早预防、早识别、早处理，确保金融体系的顺畅运行;第三，要加快结构性经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维持市场长期投资信心。第四，要完善金融监管科技工具箱，实施穿透式监管，助力金融新业态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沈雨田（1994—），男，漢族，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性风险传染研究。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金融监管
一、引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经历了快速的扩张，伴随着经济调速换挡，原本潜在累积的风险逐步释放，我国已经进入金融风险多发易发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分析当前我国系统性风险的现实状况，对于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微观审慎已不再适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了系统性风险强大的负外部性，它损害了金融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并对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旧没有走出此次危机的阴霾。反思本次危机，人们认识到，传统的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适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然而，单个机构的稳健并不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即微观审慎监管难以有效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原因在于，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掌握金融机构间日益紧密的关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网络。为了拓展业务或者管理风险，金融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了复杂、巨大的金融网络。然而，一旦网络中的单个或多个机构出现违约或者破产的情况，在非危机状态下看似稳健的机构个体将会受到相关交易对手破产或者共持财产下跌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金融网络中“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存在，将使得系统性风险迅速扩大和蔓延，最终致使金融体系崩溃和危机爆发。
三、新时代我国金融业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面临调速换挡，隐形风险逐步显性化，“灰犀牛”渐渐逼近，金融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具体而言，当下我国金融业面临以下风险因素的挑战。
（一）经济增速放缓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日趋严峻。国际上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势头疲弱，美国政坛走向分裂，英国脱欧仍存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特别是近期大肆蔓延的新冠肺炎更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国内来看，国家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上升。我国2019年全年四个季度的GDP较上一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6.4%、6.3%、6.2%、6.1%，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复杂又严峻的经济增长形势下，实体经济将面临更多挑战，相关风险加速集聚，而这又将进一步放大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二）宏观杠杆率高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高速上升，从2008年的141.2%升至2019年的245.4%，年均增幅8.68%，债务违约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当前面临的重要风险隐患。同时，随着近期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未来我国债务规模存在阶段性上升的可能。就部门而言，我国宏观杠杆率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其中，居民部门杠杆上升过快，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尤为突出。2019年我国居民、非金融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分别达到了55.8%、151.3%、16.8%、21.5%。居民杆杆自2008年到2019年实现的年均增幅达3.4%，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居民住房贷款需求的大幅上升。2015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持续高于150%，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中央政府债务水平稳定可控，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近几年上升较快，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包含了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四万亿”刺激计划等。此外，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多样，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隐性债务风险甄别难度较大。
（三）影子银行规模庞大
2019年末，我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为59.2万亿元，占银行总资产规模的21.4%，处于较高水平。自2011年开始，国内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了监管套利，大力发展银行理财、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影子银行业务，各种高风险业务层层嵌套，由此影子银行规模快速扩张。相关证据表明影子银行对2015年中国股灾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当时的银行理财资金在场外配资中的占比高达40%，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异常波动。此外，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强了金融部门间的相互关联，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进而使得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四）金融新业态带来风险隐患
伴随着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大数据（Big data）、区块链（BT）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宽，同时也使得我国金融业面临新的风险隐患。这种新型风险的出现，将使得传统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失效。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削弱了原有的金融行业壁垒，突破了传统金融关联的空间限制，促使部门间关联程度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风险在部门、市场、区域间的传染效应。同时，被动投资规模的上升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被动投资是计算机根据市场因子的变化，自动进行增减持仓，进而放大了市场上的同向冲击，增加了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这也是近期美股在短短10天时间内发生四次熔断的驱动因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已进入风险易发多发阶段，但仍处于可控范围以内。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金融体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运行。为此，本文认为：第一，要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健全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规则，对市场中的金融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第二，要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理机制，对危机事件做到早预防、早识别、早处理，确保金融体系的顺畅运行;第三，要加快结构性经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维持市场长期投资信心。第四，要完善金融监管科技工具箱，实施穿透式监管，助力金融新业态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沈雨田（1994—），男，漢族，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性风险传染研究。